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在中国备受青睐，政府不仅大力推行，而且应用手段也日渐娴熟。在这方面，中国在全球肯定是力拔头筹。鉴于中国经济总量早晚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此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的运营模式应有较为细致、深入的了解。中国也许是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已如此强大，但仍采用特色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由于结合了本地市场的几大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在中国特别有效。例如，借助世界一流专家，其中包括源于西方国家的咨询公司，制定视野开阔、严谨务实的战略规划；设计政府组织架构，确保各部门责任分工明确，促进跨部门顺畅沟通；激励及奖惩机制明确统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无一例外；形成一种政企混合的工商业形式。

中国政府认为，政府在某些方面必须进行干预。中国对未来经济发展雄心勃勃：继续带领近14亿人从贫穷走向富裕，同时以渐进可控的方式扩大个人自由。中国政府领导人非常担忧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因为动荡会打断经济平稳增长，阻碍中国向世界现代经济体行列的迈进。目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保增长促就业。为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政府还推出了城镇化的改革措施，即在大城市周边，创建新型的、规模较小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城镇。

中国政府这样的政策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在全球获取自然资源，成为世界强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下重点是增强经济实力。例如，通过公路、港口及输油管道的建设项目，中国正在大力拓展与其他新兴国家的贸易往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必将增强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影响力。

新加坡就是中国的榜样。中国领导人以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为师，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即凭借廉价劳动力及汇率水平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部分移至中国，然后再向经济附加值高的价值链上游发展；与此同时，完全顺应市场规律，实行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广纳英才。正应了那句老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除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取竞争优势，中国还建立了巨额外汇储备，以防不期而遇的全球经济动荡对本国经济的冲击。

政府助力企业成长

“五年计划”是中国政府对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方向及目标的战略规划。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其中明确提出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这七大产业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及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提到这些，让人不禁想起苏联在“五年计划”方面的节节失利。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这里，“五年计划”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经济专家，依据翔实的数据、通过严谨的分析、按照严格的方法编制完成的，不仅务实而且指导性强。与此同时，责任明确的问责机制也有效保证了“五年计划”的有效执行。

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在2010年出版的《应对中国挑战》一书中解释的那样，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度，使得每位官员对其上级的目标和关注点十分敏感。较低级别的官员管理着自己辖区内的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及金融机构。他们能决定地方法规，处理法律纠纷，要求银行给指定项目贷款，还能通过各种方式特别关照某些当地企业，为其发展提供便利，如土地、低息贷款以及营业执照的许可及变更等。这种制度安排赋予了中国的市长们极大的权力。

地方目标的完成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央计划的成败。在中国，政府官员每年都要进行正式的书面考评，其中占60%权重的指标都是直接或间接与当地GDP增长挂钩的。这种机制虽不完美，但很有效。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国有企业在收购全球各地矿产及能源企业方面共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为获得阿富汗和赞比亚的铜矿资源，投资超过50亿美元。2011年，五家中国国有企业联合买下了世界上最大的铌生产企业15%的股份。铌是一种稀有金属，能够在喷气发动机组件和超导体材料中增加钢的硬度。201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投资151亿美元收购了尼克森公司。尼克森是加拿大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在能源开采尤其页岩气开采和墨西哥湾的深海钻探方面，技术实力世界领先。

各自探索尚无定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兴模式吗？

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汇率水平获得的，而这两个要素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各地的人工工资已经显著上涨，部分加工制造业务正在移出中国，寻找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如越南、孟加拉等，这种趋势必定会继续下去。此外，有些生产制造业务正在慢慢移回西方国家。随着这些特殊因素日渐消退，企业竞争很快就会回归根本，如技术优势和管理能力等。有些民营企业，如华为，已经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开始在全球市场上崭露头角；而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有待证明自己，因为相比于其西方竞争对手，它们在决策、执行、资源分配及技术创新等方面还都不占优势。

政府主导投资常常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制定投资决策时，并不注重资金使用效率，因此给予某些企业的特别财政拨款，通常都打了水漂。中国政府主导的国企资源配置，肯定会培养出一些成功的企业，但惨痛的失败也随处可见。例如，《财富》杂志曾刊登了比尔•鲍威尔的文章，其中写道：“中国太阳能产业已经成了资金黑洞，无情吞噬着一切，即使其中最优秀的企业也挣扎在死亡线上。”西方国家的太阳能企业也难逃厄运，面对中国低价产品的冲击，它们已被逼上了绝境。鲍威尔援引伯恩斯坦证券研究公司的研究表明：“太阳能行业已经成了当年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产业的翻版，即一场历时几十年的耗资巨大、利润极低的拉锯战：先是在日本企业之间，后来以三星为首的韩国企业又加入其中，从拉锯战变成肉搏战，最终三星后来者居上，一举成为行业翘楚。”

那么现在究竟是该果断割肉减少当前损失，还是该追加投资谋求长远回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能源市场，也许这场赌博能最终产生回报，比如德国、日本相继决定放弃核能，很可能增加对太阳能的需求。但归根到底，关键词还是“赌博”。

源于内部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拉大等，可能会影响中国“十二五”计划的顺利实施。2012年6月，世界银行和中国财政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编制的《2030年的中国》正式发行。报告强调：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未来国家成功的关键。具体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内需，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及政府投资拉动的模式；更引人注目的是，要重点扶持私营企业，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从现实来看，发展内需尚需时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太大改变。

中国领导人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无疑会影响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速度与方向。过去30年，中国GDP每年平均增速约为10%。在未来几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速很可能趋缓，市场预期约为8%或更低。

美国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一直信奉并实践着自由市场理论，而且历来是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按照自由市场理论，社会经济运行的前提是：自由选择和保护私有财产，这使得每个人在追求个人财富的同时，创造社会经济增长；企业领导人能通过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及持续创新商业模式等方式来发展壮大各自的企业。此外，资源配置效率很高。各种金融投资机构通过其精深的行业、企业及金融的专业技能，分析判断投资机会，好的机会就追加投资，没法产生回报就当断则断。

技术可以购买或复制，但深层次的、机制性的本源却是难以复制甚至是不可复制的。比如硅谷，这里本身就是一个人才济济、相互协作、相互激发、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除了出类拔萃的企业，还有全球顶级的教育机构、来自全球的各类英才，以及不同种族彼此尊重、相互包容、融合发展的良性社会机制。风险投资机构也是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根据单个企业发展状况和投资回报差异做出投资及放弃的决策，集合起来就保证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相比之下，政府资助的企业往往缺乏同样的回报压力，发展动力不足，不像民营企业那样专注于快速成长，在效率、创新、竞争实力及领导能力等方面通常都鲜有作为。

最后请记住丘吉尔的名言：“态度决定一切。”在美国，人们仍然坚信，只要有理想、只要肯努力，任何人都能成功。

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制定整体方案，通过对基础设施、教育培养、基础研究等领域的长期投资，系统性地解决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等盘根错节的棘手问题。美国的分权政治体制是民主机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但激烈的党派斗争使得各方无法达成共识，导致政府左右为难，无所作为。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则完全相反。在那里，经济发展由政府主导，经济政策重点突出、决策果断而且执行高效。美国体制也有优势，一旦弥合党派分歧、打破政治僵局、形成有系统性的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美国企业就能焕发出新的生机，有效缓解巨额贸易逆差问题。目前，页岩气和“致密油”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将形成规模庞大的能源供给，这不仅能带来丰厚的收益，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战略意义是能帮助美国逐步实现能源独立。这将极大增强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于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新领域拓展、个体及国家的活力激情，以及自下而上的管理机制。自下而上的管理机制是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推出重点发展项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当地就业机会，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还有一些民选产生的政府首脑，正在试图通过削减政府开支、修改本国法律等手段，改善当地的经济环境，缓解严重的失业问题，优化政府的税收政策，有效提振人民对国家前途的信心。这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需为数不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及立法机构的领导人尽释前嫌、通力合作，在税收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教育培养、移民及监管等各方面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协同一致的整体经济发展政策，并通过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方式，确保国家政策在地方得到有效执行。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正是因为美国两党在危机面前能够搁置争议、务实合作、迅速决策，才使“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得以很快通过及实施。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摆脱党派斗争的泥潭，策马扬鞭，重新引领世界经济及技术的发展。

除了依赖市场机制，经济发展还可以从政府及学术界获得给养。例如，哈佛商学院的竞争力研究项目，就提出了多种可供企业参考的具体战略发展举措：从持续专注提升生产率，到提升技术及管理能力；从配套产业升级，到节制贪婪、严格自律，防止危害全局的恶性事件发生。总之，内容全面，实用性强，企业不妨参考借鉴。

激烈竞争仍将持续。经济增速放缓，竞争只会更加惨烈。国家也好、企业也好，起起落落非常正常。无论领跑者如何变化，世界整体仍在发展前进。中国崛起的确对西方发达国家及跨国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与此同时，规模庞大的中国市场也为它们创造了很多新的发展机会，此外还有效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新时代，企业要基业长青，其领导者必须时刻警惕各国政府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采取的种种措施，思考预判其对行业对企业的影响；此外还得加紧修炼内功，不断增强企业实力，不仅短期业绩要骄人出众，长期发展也要动力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