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迪布济德这个远离尘嚣的突尼斯小镇上，一名当地的街头小贩点火自焚。警方（更糟的是，这是一名女警）没收了他的秤及水果，因为小贩的贫穷和无力抗争，警察便毫无缘由地将他推来搡去。那是2010年12月，没过几个小时，示威者开始在西迪布济德聚集。人群蔓延至突尼斯，接着是特里波利，再之后是大马士革。愤怒的人群在由视频和文字组成的虚拟前线上涌动，摧毁了整个北非的稳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以及也门的领导人纷纷被拉下马。他们的姓名不再是稳定的标志，而是立刻成为不公正的代名词。其他的国家，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及巴林，则跌入国内动荡不安的黑洞之中。有人误以为这些运动都是争取民主的革命运动。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些暴动迷雾中滋生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全新的、几乎是虚拟的恐怖主义组织也乘虚组织起来，这是一连串的抗议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一种连接人、思想及破坏力的方式就此出现。不论是凶残的原教旨主义者，还是乐观积极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民主革命？不对。革命？对，显然这才是。

几年后，在你被人取而代之或在逃亡路上，你的祖国历经巨变，你接受了善意的美国外交官的建议，在他的催促下你去往宁静的沙特阿拉伯隐居，西班牙的社会哲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会向外界声称你得了不治之症，让你彻底解放。卡斯特尔或许不是一个诊断2008年之后影响颇广的政治疾病的合适人选。他是一个小个子，爱运动，留着一头毫无修饰的白发，他总是得意地穿着会计式的衣服，还带着西班牙的卷舌口音，这些都为他的演讲平添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浪漫味道。这种混合风格与他嘴里经常冒出的一个词非常相像——“革儿命”。人类学家在为一个远古的、未曾开发的部落记录时，总是谨小慎微，卡斯特尔也带着这种精神，花费数十年指点评论、分门别类、阐释网络。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研究便为我们所在的世界设立框架：迅速变化，被沟通与技术撕裂，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卡斯特尔解释道：“网络社会代表着人类社会中一种质的变化。”

当然，卡斯特尔开始好奇这样一种变化是如何影响政治的。2014年冬，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回忆了在过去10年，尤其是2008年之后的感悟。那些年，他沉浸于研究历史上爆发过运动的地方。他告诉听众：“我们见证着一种新形态的社会运动的诞生。”信息技术孕育了大规模的、迅速移动的社会浪潮。这些运动从不可见的瞬间变为不可逆的、推进政治的改革，或是为了经济公平，甚至是为了回到前技术时代，尽管做这么多努力看似很奇怪。在大部分国家里，已有的组织对新一代抗议者几乎没什么可以借鉴之处。政治党派充满了腐朽之气，媒体是国家所有的，而且被富豪们所控制。对于习惯迅速控局势的新一代而言，破旧机构里那种缓慢的进程着实让人难以忍受。

无论如何，还有另一种选择。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都教过他们。因而，那些无计划的、无法控制的暴乱在很多城市中出现。几百年前那些著名的群体运动，如攻占巴士底狱、工人罢工等，都被连接行为取代。人们素未谋面，历史背景跟诉求迥异，但都被光速般的比特或是愤怒连为一体。或许这是可预见的，因为它正是模仿了2008年迅速传播的金融危机本身。英国央行高管、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发现，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被经济和技术（以及恐惧）连接在一起，会在瞬间同时跌下悬崖。而在此之前，世界并没有遭受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一个季度内，全球主要经济体缩水了近5个百分点。

与经济动荡的传播速度相比，社会与政治的连锁反应似乎发展得更快，它们彼此呼应，带来更巨大、更复杂的影响。例如，“伊斯兰国”的出现几乎完全是伴随数字化网络的，而且它本身也是对由网络领导的“突尼斯骚乱”的回应。当奥巴马总统蔑视地称“伊斯兰国”为恐怖主义的低年级代表队，让西方不用过多担心，他实际指的是那个毁了穆巴拉克的昏暗而危险的本能行为。他认为这些“孩子”成不了什么气候。然而事实是，这些群体里的年轻人并非低年级代表队，他们对虚拟世界和键盘操作非常熟悉，所有这些给他们带去了力量与吸引力。甚至在那些以美国标准来看科技落后的国家，连接的系统也能迅速孕育革命。他们乐于填补不奏效的传统媒介的空缺，他们加速了不同群体的产生，诸如叙利亚电子军等。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出路，没有权力——一长串的绝望，意味着无足轻重。然而，“伊斯兰国”就像伊朗的博主、纽约主张社会正义的活动家们、瑞典的数字盗版军、也门蓄意报复的胡塞叛军，他们都信心满满地盯着那些有钱、有朋友、有权力、有无人机的人们，如奥巴马、穆巴拉克。“将一个有权力的人或机构名称填入空格”实在太慢了。他们遥不可及，并未相互连接。因此，尽管新型网络中的个人——年轻学生、未经正规训练的战士，是柔和的、人性化的，易被摧毁的，但他们仍在不间断地撕扯着旧的势力。这些紧密连接的系统比个人力量所能承受的更多。他们所共有的并非仅仅是某一件事或某一个身份，而是唾手可得的不间断的连接。而且他们的确怒火中烧。yipindushu.com

那些老家伙们当然都很狡猾。他们试图截断技术本身，或者瞄准网络上的关键点。比如，“逮捕或者杀死你能找到的领导者”便是伊朗维持政权稳定的一项指令。其他政府部门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跟踪反对者的亲人来摧毁他们的诉求。众所周知的关系压制便是能够迅速得到大权，用一种网络战胜另一种网络的最便捷的方式。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例如埃及的军队则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向大规模的反对者屈服，甚至让极端的网络掌控政权。但这在以后来看仅仅是个假象，是一种勾勒这些组织架构的方法，用来研究他们如何运作并记录权力的秘密来源、影响力以及资金情况。当埃及人民厌倦了由外行的伊斯兰教徒掌权时（埃及军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将军们便开始行动了。

卡斯特尔怀疑，这些反对者们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除了在特里波利跟大马士革留下一摊污水，什么也没有留下？卡斯特尔承认，他们的目的大部分都是毁灭性的，但这才是关键：粉碎旧的律法，分裂权力与掌控，改变了这个世界。这种革命也揭示了一种隐藏的连接逻辑。不靠谱？就好像是说地震与流行病应该被忽略一样。网络社会运动在打破曾经坚固的结构上很有发言权。他们揭露了相互连接的断层线，展现了群体如何通过网络沿着看不见的线被连接及电流驱动而获取政权。反对者与恐怖分子明白权力仅仅因为网络而存在。所以，他们有一种本能可以迷惑宫殿里那些舒服自在的人们。权威人士那些传统反应——围捕通常的可疑人员并不奏效，卡斯特尔指出：“可疑的是网络。”但是，你不能逮捕网络。

在更进一步指出人们如何使用网络力量之前，我们需要看看许多领导人在低估网络力量时缺失了什么，我们需要在心里勾画出这片新的天地。正如曾经勾勒出“国王与宫殿”，或者“将领和军队”，或是“报纸与读者”的世界那样，我们需要说出像Facebook、优步或微软云端这样的公司是如何组织的，人们是如何将相同的规则运用在金融公司与军事力量之中的。那些具备网络敏感度的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便是他们能看见网络中那些设计新颖又独特的组织结构，他们能理解权力如何运转。杰斐逊了解权力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运转，这也是他向麦迪逊建议《人权法案》的原因之一。今天的革命领袖也有相似的观点。谷歌服务器的设计师或是侧重技术的金融市场交易商，哪怕是恐怖组织，他们的过人之处便是能看到我们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东西。网络看上去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像描绘忠诚那样描绘它吗？“国王在最上层，下面是骑士。”正如卡斯特尔所言，你的确不能突然逮捕网络。但是，你能否发现一些危险的地方呢？卡斯特尔所说的“权力在移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曾经勾勒出国王与宫殿的画面一样，我在本章想要描绘的便是网络的样子。塔希尔王朝和“伊斯兰国”共同的群众运作方式是什么？为什么它们的势力都曾被世人低估？我想要描绘的网络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万能钥匙一样，它将我们身边的网络谜题一一解开。在某种意义上，这把钥匙也打开了我们通向网络应用的大门。

权力，即促使事情发生的能力，它由结构所决定，这已经成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当我说“超级权力”这个词时，我正在描绘着一幅国际体系的图景。“高速公路”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物流、卡车、经济权力。这也就是“组织图”如此重要的原因，或者在少数的情况下，无形的人际关系会组成一张无形的势力网。想象一下你的家庭、公司或国家的权力图。谁是决策者？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生活封闭在公司、议会或大学，这正是我们做的另一个决定。一名商业帝国的首席执行官创造出的公司将与一个对员工一视同仁的老板创造出的公司截然不同。一支居高临下的部队与军民鱼水情深的部队截然不同，就像中国游击队克服重重艰险，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正是得益于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权力总是被放至各种不同的结构中。皇帝、国王、总统和国会均能反映出某种特定的编排。而编排一旦改变，权力便开始游移。领导人会与这种毫无休止的变化做抵抗：18世纪的“开明专制”，腓特烈二世、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瑟夫二世、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他们都将当时关于自由的新观点与操控的传统和感知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是关于权力流动的故事。就像总统或教皇的观点一样，当时亚述王的观点还是很新颖的。历史伴随着各种新物种的发现和其他物种的灭亡而前进。这个警告对各个机构就像对臭虫一样管用，即没人会轻易放弃他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