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军国事务。杨守陈致书江元勋，探讨两广之乱，劝诫其当以此为要务，以图治乱之策。《与江元勋书》：“两广之扰已十余年，始者边帅庸弱，星星不扑，至于炎炎而不可奈何也。乃廑王师征之，专征者又皆庸懦贪鄙之徒，不惟国家之利害，不恤生民之涂炭，而徒务于功赏，或掩小丑以为大功，甚者，戮齐民以效首虏。故贼势益张，蔓延于湖江之介。于是别选文武大吏、舆论以为能者，授以专征之权。主上有诏近臣，有状宾客故旧如余辈者。有书有言，皆欲其无急功利，而以利国安民为务，一如赵充国之困先零可也。既而翦其干，捣其巢，功亦茂矣。然封豕奔鲸，皆在于网罗之外，乃奏贼无余孽，而遂班其师，故断藤之捷朝闻，而破浔之报夕至。两广殆今未知宁日，较之前人不犹五十步之与百步耶？又况穷奢极多，暴征苛敛，与其他有尤于前人，未敢一二数也。”(47)杨守陈认为两广之乱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最主要原因在于治理之官吏，地方官的昏庸无能使两广之扰星星之火得以燎原，派往两广的文武官员不以国家安危为重，营私舞弊，“皆庸懦贪鄙之徒”。这等误国之官导致两广之乱愈演愈烈，终成难以收拾之局面。杨守陈告诫江元勋必须为治理两广之乱采取积极之对策，如果仅以私欲为念，“以高爵厚禄可夸诩乎众庶者自待”，“身虽利子孙必蒙其害”。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杨守陈对时事的关注，对国家治乱与百姓安危的重视，其刚介之性情可见一斑。

杨守陈的散文重新拾起了儒家的民本精神，见第五章第四节民本思想。

杨守陈有些散文虽然旨在载道，但写得更为轻松活泼一些，已经有了小品的味道，如《双柏诗引》、《茶酒说》、《农鸣》、《笔说》、《农乐记》等。《农鸣》是根据作者天顺年间居乡村时听来的一个故事而作出的思考。他雇佣了一个老农，替自己家耕种。这是一个十分勤快的老农，坚信只有勤快，才能有好的收成。结果，那年上天与老农开了一个玩笑，六七月连续干旱，八月才下雨。结果，勤于灌溉者歉收了，而惰农反而丰收了。面对人们的指责嗤笑，老农辩解说：“夫事之勤惰，人也；岁之丰凶，天也。吾安能人而天耶？”并表示明春将一如既往，预言惰农将会无所收获。当时，杨守陈“方有志于道德，而常恐困穷忧患之易吾守，群讥族议之摇吾见也”，听了老农之鸣后，感慨地说：“农之鸣皆条也。尽其职，不随时而易，守其恒，不徇人而更，其良农哉！古之君子种道德，树勋业，亦若此而已矣。……乃录农鸣以自警。”这个故事反映出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客观与人为的关系问题，强调了人为努力的重要性与局限性，耕耘与收获间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由于作者以道德为务，所以动辄与道德联系起来思考，从中获取道德修养重要的灵感。又如《笔说》，“全文从叙述到分析到议论，层次分明，笔致活泼，已经与传统散文小品的载道面目渐行渐远”(48)。

3．创作特点

时人称杨守陈“词虽闳博，而卒泽于理。诗尤浑雄流丽，然不戾于雅正”(49)。杨守阯称其兄“平生诗文，气充而辞伟，其于篇终，每有纡余警拔之意”(50)。

成化二十年（1484），何乔新（1427—1502）读《桂坊稿》称：“予尝论近代之文，如姚牧庵、马石田，皆有志于修辞矣，而于道无闻焉；许鲁斋、饶双峰，皆有志于明道矣，而其文未能脱语录之余习。求其华实相副，如先生之文者，岂可多得哉？”(51)也就是说，道学与修辞结合相当好，用文章阐述自己的义理思想。

弘治元年（1488），程敏政读《桂坊稿》后称：“近世之文，出天资者或歉于本原；由学力者，或伤于摹拟。……读执事之文，乃知天资之美，学力之邃，交举互用，出乎等夷，而文兼取博求，不以所有者自足，此其成一家言，可与鸣一代之盛。”(52)这是说，杨守陈的文章，是天资与学力相结合者。

弘治二年（1489）正月，程敏政读《金坡稿》后称：“其体裁不一，一主于理，不求合于时好。盖尝僭评之，其论政也首格君，则可以位丞弼；其论财也究民瘼，则可以为计相；其论兵也悉边防，则可以督元戎；其论刑也务洗冤，则可以当士师；其论法也先去谗，则可以总宪度。……先生年益高，德益邵，位益尊，其文之所发，必蔚乎炳然于大制作、大政令之间，所谓道德、文章之不可二者，行当见之，又不但如兹稿所存者而已。”(53)此谓杨守陈作品是道德、文章相结合者。主于说理，确实是杨氏作品的一个特点。

李东阳受令审读了《桂坊稿》、《金坡稿》后称：“蒙示文集数百篇，如望大洋，登崇山，愈远而愈不可尽，聋瞽开发，化为眩乱，实不能有所择于其间。顾为严命所驱，妄纪甲乙，附以圈点，如古文选例。而或通篇累牍，皆可传诵，则有不胜附者。旋亦悔之，第已迹诸笔札，不复可去，至今为愧耳。近承谕示，屡屡若欲稍加笺注，如向来诗集例者。某之不肖，实所未能。盖其体不同科，而所施亦异也。执事倘不嫌甲乙之妄，则采而录之，犹宜去其圈点。”(54)《再答镜川先生书》：“再枉台斾，且谕以评文之意，必欲如诗集例者。因复取而读之，益见其浩瀚无际，前所窥测者，已无失其门，且当时时检阅，尚多遗阙，意不自满。……蒙以篁墩詹事所评《桂坊》二集见示，其识见语意，实有出乎不肖之外者。乞以诸集尽付此公，使出一手，庶几评文者无遗珠之叹，评诗者无越俎之讥，非惟大小称任，而劳逸亦得其平矣。执事以为然乎？”(55)由此可知，杨守陈曾令李东阳圈点其作品，且要附加诗文评语。今本无此诗文评语，显然没有刊刻。

章镒审读完《东观稿》、《桂坊稿》后称：“盖先生之文，气焰似韩，骈俪似柳，要之皆雄健奥衍，而无艰涩枯槁之病。若走轻车于熟路也，若长江大河滚滚东注而不竭也，若蒲捎不施控勒而驰骤于康庄大道也。反复而涵泳，目悦心醉，恍然深入宝藏，珊瑚琥珀，精金大贝，照乘之珠，连城之璧，充牣于前，则固已识其为希世之珍，皆欲把玩而不忍释手。”(56)可见评价之高。

（1）文以载道

杨守阯曾赞扬兄长的文学，称“词章之所发越，皆道德之英华，伦理之攸系”(57)。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有明一代，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理本文末”的思想深入人心。故明前中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的文人学者视文学创作为末务，而更注重理学素养的提升。杨守陈从小接受理学教育，这种倾向更为突出。杨守陈反对将主要精力用于创作诗文，纯粹的文学写作对于杨守陈来说只是娱乐消遣和应酬的末业而已。临死之前，他对其弟杨守阯说：“吾文宜精选，凡有关于道德伦理者，稍工则取之；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其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58)“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足以说明他“为文”之目的在于“载道”，“凡有关于道德伦理者，稍工则取之”，更是表现出其道德至上的思想。这岂不是与文学的基本主张背道而驰？文学作品最为注重的即是一个“情”字，杨守陈以道德伦理为本，文学似乎只不过是宣传伦理道德的工具。书稿自然是要流传后世的，杨守陈选录文章不是看文章写得如何，而是看其内核是否深刻，是否有谕示教民之深旨。也正是如此，我们看明代晚期之前的文坛，一片沉寂，毫无生气可言。对当时文人而言，“文以载道”，“以道德仁义为根柯，以文学政事为葩叶，培而溉之，日益昌护而持之，岁不变，扬辉于时，流芳烈于百世。”(59)此外，杨守陈认为“人取其文以进德业，则道德博闻之文，慈爱惠民之文，经天纬地之文皆可致也”(60)。事实上，杨守陈于年幼之时，即具有较高之文学素养。杨守陈少年时创作的作品也是颇丰，他曾言“虽先大夫恒谓诗文为学者之末务，……然已有作成一囊矣”(61)。那么后来杨守陈较为纯粹的文学作品为何所见不多呢？笔者认为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其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诗文为学者之末务”的观念愈加深刻，也就是不再有强烈的主观之愿望。其二，杨守陈二十六岁登进士后，精力有限，他自言“性实懒拙，加以人事与私计之驱迫”，所作殊寡。杨守陈没有其父的坎坷，人生旅途较为平坦，缺少挫折的感悟和人生起伏的体验，这是其三。

“理本文末”在明代翰林文学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比德”文学观。以物寓人，这在杨守陈的作品中比较常见，而其中最具典型的是《送武昌同知冯君序》：“夫竹，植物之杰也。君子不独以比德而亦可视为政焉。彦辉擢秀于乡闱，养直于国庠，有竹之德矣。往居多竹之地，其政得微有所视乎？视竹之清，则思货贿之勿黩；视竹之直，则思断听之勿偏；视竹之空中，则思虚心以应物；视竹之荫下，则思敷泽以庇民；视竹之凌傲风雪，则思秉刚贞以御强暴；视竹之在冬夏青青，则思善始令终而不变。其恒能是六者，则诞播声誉，若竹之鸣风飚；荐沾宠渥，若竹之承雨露；高陟朝著，若竹之昂云霄。可计日待者，然则何必吾言之赠哉？亦视竹而已矣。”(62)竹，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喜爱之植物，或以竹自命，或以竹喻人。文中以竹之清象征为官之清廉，以竹之直告诫不可偏听，以竹之空中象征虚怀纳物，以竹之荫下思造福百姓，以竹之坚韧思刚贞之品质，以竹之冬夏不变思善始善终。以物寓人，以竹之品质比附，劝诫友人谨慎为官，造福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