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士人在儒学文艺观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例子有很多，如杜预、傅玄、傅咸等即为代表。玄儒共参文士的文学创作，则呈现较为复杂的风貌：首先，此类文士的儒玄观念在其一生不同阶段所起的主导作用不同，反映在作品中的意趣风貌也不同；其次，就思想宗尚来看，此类文士内在秉持的观念与外在追随时风的观念可能一致，也可能出现悖反的情况。人性本身的丰富与复杂决定了其人格的复合性特征，自然不宜用单一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如左思、刘琨、陆机、陆云等人，他们的政治人格受到各种现实因素制约，往往带有假面性质。虽均为贾谧“二十四友”，但无不心存远志，绝非阿世取容、随流偃仰之徒所能比。正是由于思想风貌的驳杂与人格心态的矛盾，进一步决定了西晋文风注重修饰、笔触内倾化和气象局促、骨力偏弱的特点。

因此，在探讨西晋崇尚复古典雅、昭示道德蕴涵的儒者之文之余，还需考察醇儒之外文士的作品风貌。一般说来，主要以儒学理念为人生价值观和政治进取观的作品多体现征实、批判的倾向，如左思《三都赋》以近于展示图版谱录的方式，旨在扭转时下过度内倾化、重藻饰的风气；受到玄风影响，不执著于某种固定的人生理念，更着眼于政治风向和自保需要的士人，其作品往往在颂美与自愍之间徘徊，如陆机赋重巧思雕绘，辞理丰赡，往往又体现出犹疑彷徨的气息。可见，西晋文士思想人格的差异也正是其文学风貌的分界所在。

杜预的儒家文艺观及其文学实践与影响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和经学家。历来关于他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而忽略了他作为文学家的身份，这当由其文学作品传世不多有关。《诗品》将他与王济、孙绰、许询等人列在下品，《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分别载有《七规》残篇，可知他至少在南朝萧梁时期还有较多诗赋作品流传，到隋末唐初已日见散轶，迄今为止更难觅全帙了。杜预在以《春秋左传》为核心的经学研究过程中，许多注解语言流露出丰富的儒家文艺观，代表了西晋初期的文学审美要求，而且他还能将它们自觉应用于自身的创作中，具有一定的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杜预的儒家修养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的文艺思想

杜预自幼博学通识，有大志，曾说：“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yipindushu.com

其弊或弃经而信传，于传则忠矣，如经何？”

首先，他注重叙事井井有条，简洁详明。他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其次，他对《春秋》与《左传》的语言特点进行对比，认为传因经立，经略而义深，传详而文明。他归纳《春秋》的特点在于：“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最后，他认为《左传》除了三条叙事体例之外，还有五种表达方式或风格，即：“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

二、杜预立足六经的文艺观及其阐释

上述是《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杜预儒家文艺观的集中体现，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注文中又可看到杜预引用《诗经》、《尚书》、《周易》并加以评论的情况，尤其对《诗经》的阐释又是他这种文艺观的深化。

首先，杜预对《春秋》微言大义的评价贯彻在具体章节的注释中，既重视《春秋》简约而深微的修辞手法，又重视《左传》对其一字褒贬内涵的挖掘，甚至还将人生出处的切实体验融入其中。如《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载：“《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杜注：“辞微而义显……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

其次，他在注解《左传》引用《尚书》和《周易》语例的过程中，多注重阐发其中隐喻和反讽的手法。这又与他继承《毛诗序》所宣扬的怨刺观念相一致，如《左传·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句杜预注：“《载驰》，《诗·卫风》也。许穆夫人痛卫之亡，思归唁之，不可，故作诗以言志。”又“郑人为之赋《清人”句杜预注：“《清人》，《诗·郑风》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