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和北宋二程（程颢、程颐）的理学体系合称程朱理学。宋明理学亦称新儒学，影响于我国宋元明清时期思想界极为深远。

格物穷理，力求贯通

“格物致知”一语本来出于儒家经典《大学》，朱熹的“格物致知”论集中见于他所补篡的“大学格物致知传”，这则“补传”言简意赅，堪称经典：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

这段论述非常重要，兹略释如下：

首先，朱熹格物之“物”是很宽泛的。他说：“物犹事也”，“天下之事皆谓之物”，“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总之，朱熹所谓“事”、“物”包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外物，又包括仁、义、礼、智等人心中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再者，朱熹不承认“物”是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相反他认为“物”只不过是“理”借以表现自己的外在形式。他说：“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无者。”（《朱子语类》卷十五）这正是贯彻了他的“理”决定“事”的哲学前提。yipindushu.com

其次，朱熹格物之“格”，也不等于探索研究。他解释“格”为“至”、为“极”。所谓“格物”就是即物穷理，要达到理之“极至”。他说：“格，至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穷尽事物之理，八分不行，九分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须事尽极其理，方是可止之地”（《朱子语类》卷十五）。

再次，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的“格物致知”主要是为了引导人们”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文集•答陈齐仲》），以求“为君止于仁”，“为臣止于敬”，“人人止于至善”，实现对于伦理道德的深切体悟与践行。朱熹概括地说：

所谓格物云者，或读书讲明义理，或尚论古人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格物事也。（《大学或问》）

这里所谓“应接事物”主要是指接人待物，处理好人伦关系；至于“当否”的标准，在他看来就是：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教规》）

严格地讲，朱熹所强调的“格物致知”的目的，属于社会伦理范围。他虽然也涉及一些生活实践的内容，如：

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梁，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五十八）

但又认为：这不是真的学问，格物的主要目标在于阐发“天理”。

最后，从认识的过程来说，朱熹的认识理论含有稍多的合理因素。他把认识分成“格物”和“致知”、“即物穷理”和“豁然贯通”两个阶段。“格物”或“即物”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是在具体事物上穷致其理。朱熹认为在这个阶段至少有两点局限性：其一，穷格具体事物之理，还不能认识理的全体，即“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其二，这时还只是认识外物之理，尚未认识吾心本具众理，不必外求，也就是说还没有克服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所以还必须有“致知”的功夫。

“致知”或“豁然贯通”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它是以格物为基础的。只有“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朱子语类》卷十八），才能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大学章句》）。可见，“豁然贯通”乃是认识的重大飞跃。到了认识的这个阶段，才能尽穷事物之理，达到吾心无所不知，实现“穷理”与“尽心”的统一。

应该肯定，这一学说是蕴含着若干合理因素的。第一，朱熹讲认识过程并不是像某些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那样，直接向内心去体察，而是强调要通过即物而穷理，反对离物而穷理，这就含有从外到内、从存在到意识、从客观到主观的意思。第二，朱熹强调认识发展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这又含有辩证的思想因素。第三，他认为人的认识一旦实现了飞跃，就能做到表里具悉、粗精赅备，这也包含一些对理性思维的正确见解。人的理性认识确实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朱熹是看到这一点的。

启疑导思，心理合一

朱熹对孔子启发式教学颇有心得，他诠释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语极为到位：“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四书集注》）他还说：“指引者，师之功也。”教师只是“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对学生的学习起引导、指正和解疑的作用。他特别强调学生应成为学习的主体，做学问要靠学生自己的积极主动性。他说：“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自己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三）好比饮食：“不能只待别人理会，来放自家口里。”（《朱子语类》卷十三）他坦率地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己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探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朱子语类》卷十三）朱熹的启发式教学，主要是启发学生发现疑问、提出疑问。他认为：学贵知疑，疑则有进，疑问越多，进步也越快、越大，小疑则可小进，“大疑则可大进”（《性理精义》）。他说：

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宋元学案•晦翁学案》）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规类编》）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思并重的思想，指出：

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学规类编》）

这就是说，做到学思结合，才能把学得的东西变成自己内在的东西。

博专结合，温故知新

朱熹正确处理博学与专精的关系，并把博与专结合作为进行教学和指导学习的重要原则。他提倡博学，他主张“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朱子语类辑略》）。他以盖房子为例，说明只有“阔开基，广开址”（《朱子语类辑略》），才能使建筑物高大坚实。在解释《论语》中“多闻多见”时，他指出：“多闻多见两字……正是合当用功处……不然则闻见孤寡，不足以为学也。”

但是博学不能“杂而无统”，应当“博而后约”，将博与约统一起来，“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杂”（《朱文公文集》卷三）。他主张做学问应当是“开阔中又著细密，宽缓中又著谨严”，否则“读书贪多，最是大病”（《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若务贪多，则反不曾读得”（《朱子语类》卷十）。

博专结合、由博返约包含着深刻的方法论的意义，朱子对此有深刻认识。在他看来，首先，通过博学，掌握同类事物的一般原理，“求众物比类之同”；然后，以一般原理去分析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达到专一精深，“究一物性情之异”。如果“但求众物比类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异，则于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大学或问》）。相反，但求一物性情之异，也不能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目的。在博学的基础上专精，以专精统驭博学，朱熹的致知学说是很精当的。

朱熹深刻解读孔子“温故而知新”的观念，他说得质朴而明白：

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四书集注》）

他认为温故与知新是有机结合的。首先，温故是知新的基础。“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朱子语类》卷一）然而温故而不知新，学习就无法深入，也达不到教学的目的。“温故又要知新，但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为人师。”（《朱子全书•论语一》）通过不断复习，熟练掌握旧有知识，就能加深理解，即推陈出新，“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朱子语类》卷二四）。

注重教规，学必有则

朱熹一生精治儒学，从事教育数十载，在其身后，元、明、清三代的教育，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无不蒙其影响。他认为受教获知益智是一生的事情。他把学校教育分成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小学教育是人生打基础的阶段，应抓早、抓好，他甚至认为“胎教”很有必要，应积极提倡和推广，“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智过人”（《小学集注》）。在小学教育阶段，“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小学书题》）。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化，要求学子在道德、学问和智能诸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二者的培养目标是不同的：

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小学辑说》）

朱熹执教培养后学，以正面引导为主，同时注重规章制度的规范作用，他认为“学者先须置身于法度规矩之中”才能“有进步”（《答潘叔昌》）。他曾亲自为小学教育制定《童蒙须知》、《训蒙斋规》，详细规定各种规范十条，包括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待人接物、杂细事宜等等，以使一言一行皆有章可循，有规可守。在大学教育方面，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很著名的。正因如此，《白鹿洞书院教规》被人们视为集儒家大成的教育思想和智德理念，在我国古代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智德概说

中国古代智德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围绕着知论，涉及到学知与生知、主观与客观、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经验之知与理性之知等概念；关于智论，涉及到智能的来源、发展和检验证明等学说；关于学习，涉及到学与习、知与行、格物与穷理等范畴；关于教书育人，涉及到师与生，师与道、传道与授业、启疑与导思、博学与专精、温故与知新等教育教学理念；关于主体修养，涉及到兼权与解蔽、虚静和专一、深造与自得等理论和方法。如此丰富的思想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集中于一点，不外乎关注人生在世如何求知益智、成德成才以及完善自我，完成主体修养，以至培铸更多的仁、义、礼、智四德兼备的君子。除上述诸多思想元素以外，中国古代先哲在智德知论方面还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通见通识，更属于常道常则，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