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权时代，情况如何呢？

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要推翻清朝统治，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都当自己的皇帝。理想是很好，结果却愈来愈乱糟糟的。

人人都当皇帝，意思是不是谁的欲望都可以从君权时代只能求生存、自私，发展到以往只有君王才敢明目张胆去做的找刺激、搞争夺、强征占呢？

君权时代，许多人也偷偷地找刺激、搞争夺、强征占，但局面不敢太大、对象不敢显著，而且尽量不张扬，以免被揭发，被指为目无王法，而惨遭刑罚。

进入民权时代后，人人都当自己的皇帝。人们看得清楚，印象最深刻的反而不是圣明的君王，而是不折不扣的残酷的暴君。于是人人当皇帝就等于人人当暴君。法国当年推翻君王暴政之后，所产生的暴民比暴君还要厉害，更加残酷。

孙中山先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孙中山先生如果是皇帝，大家会听他的解释，不敢随意曲解他的意思。结果孙中山先生既然放弃了自己当皇帝的机会，要人人都当皇帝，于是人人都可以随意解释他所说的话，丝毫不需要有所顾虑、有所畏惧。不然，怎么称得上“君权已成过去，民权已经到来”？

自由理解使权威不复存在

孔子当年向学生说“吾不如老圃”“吾不如老农”，以孔子的修养，这应该是一句谦虚的话，用现代的用语，相当于“对专家给予应有的尊重”。君权时代，君王利用了孔子思想，就没有人敢随意曲解孔子的言论。

民权时代，人人都有曲解孔子言论的自由。于是，有人这样说：“孔子整天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对于技术、劳作却十分轻视。学生向孔子请教农业耕作的技术，孔子很不高兴，并不加以鼓励，只是淡淡地说‘吾不如老圃’‘吾不如老农’，充满了轻视和鄙视。”

谈到技术，孔子也曾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以孔子的素养，应该是说：“技术虽然只是小道，但是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一个人如果专门注重技术，有许多地方就会行不通。处世行事，在技术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结果民权时代把这句话解释为：“技术只属于微不足道的小道，并不值得深入研究，以免不小心陷溺其中不能自拔。”

通过一首《钱来也》的歌词，也可以看出大家的观点是如何的不同。这首歌很简单，只有四句：

钱来也，免欢喜。

钱去也，免伤悲。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钱无钱，由在天。

有人解释为“小富由俭，大富由天”，所以必须节俭，注重储蓄，以便积少成多。有人指称“小富由俭，大富由天”，如果没有致富的命，再节俭也富有不了，何必储蓄，不如花掉算了。有人说这样的观念太消极，其实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要富并不难，只要用心就行。也有人说这样的观念十分积极，要人们不要因为目前没有财富而泄气，应该以乐观的心情，积极的努力，以期有朝一日，成为富有的人。

然而，不管怎样解释，总归都会成为一种念头。而每一种念头都会呈现出一种弱点，便于供人利用。

神权时代和君权时代，人性的弱点比较受制约，已经足够被利用。民权时代人性的弱点有更自由的发挥空间，当然更是因为大家竭尽心力，想出各种花样，来加以利用。

资本家鼓吹人应该自私，一切财产最好都由公有变成私有，这样大家才肯认真努力。以往大家只敢偷偷地争夺，如今有人公然号召“贪婪并非罪恶”，还逐年公布世界大富翁的大名，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全力以赴，为自己争夺财富呢？

政治家看到整个社会90％的人重视生存和安全保障，便提出要降低税收、提高养老保险水平、改善医疗保险制度，通过掌握广大民众的人性弱点而当选为人民的代表。

人人都是皇帝，人人所选出的代表当然都是皇帝的代表。民权既可以解释为“人民的权利”，也可以解释为“人民选举出来，用以代表人民行使权利”，更可以解释为“当选前尊重人民的权利，当选后人民就应该接受我的权力”。

思想家针对人性弱点，在君权解体之后，想出种种花样，言论众多而且花样百出。

自由其实不等于平等

一般人对于自由的层次分不清楚。以为自由就是自由，对什么人来说都一样，所以常常把自由和平等连在一起。

其实，人一开始是不由自主的。要不要生而为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孩童时期过什么样的生活，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甚至以哪一种语言为母语，完全是不自由的，任由他人安排，自己丝毫没有自主的余地。

长大以后，逐渐能够自行思考，自己独立，这时候才获得一些自主性。可以自己选择职业，能够自己决定行动，还可以追求自己喜爱的事物。虽然说自由的范围实在相当有限，但是和童年时期一切依赖父母或他人相比，当然要自由得多，感觉上好像真的能够自主了。

然而，人终究是会老的。老年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生理机能的衰退，逐渐难以自主。退休以后，种种问题随之产生，觉得愈来愈不能自主。

可见以人的年龄来划分，一个人由不能自由自主到获得自由自主，最终又将恢复不能自由自主而结束一生。

如果依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区分，也不难发现同样的状况。社会地位低微的大众，哪里有什么自由自主的可能？社会地位高的人制定一些法律条文，就可以把大家的行动约束得动弹不得；轻易地用“法治”和“守法”这些动人的名词，便把社会大众管制得失去了自由。

西方人为了争取民权而掀起抗争，便是有感于社会上的种种规定实际上已经阻碍了自由。当政者多半用“合乎我的规定，便是自由”来妨害人权，却不承认他的这些规定已经使人不能自由。

往昔实行君主政治，君王可能拥有自由，可以爱怎么规定便怎么规定。现代民主政治，社会地位愈高的人愈不敢得罪社会大众，因而愈不敢自主，也就愈没有自由。

民主社会，一切诉之民意。民意有如流水，可以载舟，将一个人的地位不断推向高处；也可以覆舟，把一个在高位的人一下推向深渊。在这种民意高涨的时代，高阶人士无不小心翼翼，哪里还敢谈自由、自主呢？

基层大众为什么像流水呢？因为他们大多数缺乏理想，一会儿被鼓动得流向东边，一会儿又被操纵得流向西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实际上也不能自由自主。

高层和基层都不能自主，那么什么人能够自由自主地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呢？分析起来，只剩下那些不负实际责任、只知道整天高呼口号、提出动听言论的人，他们假借争取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趁机鼓动水流，看看能不能兴起一些浪潮，把自己推向高处，然后紧紧抓住一个据点，再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