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必须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个概念置于核心。它还必须是一个广博的概念。究其原因，则恰恰因为知识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知识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资金、经济、就业、技术、重要事项，特别是信息，都是全球化的。知识社会需要一股把各方面统一起来的力量。它还需要一个领导群体，使得各个地方的不同传统都致力于实现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卓越理念以及相互尊重。

因此，知识社会的需要与解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反西方人士的主张恰恰相反，它需要的正是：一个在多个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然而，知识社会需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同于人文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理想。反对者要求抛弃人类传承得来的“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智慧、知识与美，在人文主义者看来那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是，他们主张的只不过是要建立一条通往过去的桥梁，这是不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有能力用自己的知识影响现在，更不用说必须有能力用它们去塑造未来。人文主义者的提议中既不包括这种能力，也不关心这种能力。但是，没有这种能力，“伟大传统”就只不过是一种搜集古物的癖好。

德国作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海塞（Hermann Hesse）在他的小说《玻璃珠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中预言了人文主义者心中的理想社会，也预言了这种社会的失败。该书描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亲如兄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恪守“伟大传统”，醉心于它的智慧和美。然而，他们中的英雄、造诣最深的兄弟会首脑最终决定重返现实生活，尽管现实已被玷污，粗俗不堪、动荡不安、罢工不断、追逐金钱。这是因为，除非他的价值观与现实世界有关，否则就像一个深埋在地底下的黄铜矿，没有现实的价值。

海塞1943年的预见如今确实发生。“人文教育”和“一般教育”（德文，allgemeine Bildung）如今正面临危机，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玻璃珠游戏”，那些最聪明人正在离弃它们，投向愚蠢、粗俗、追逐金钱的现实世界。那些最聪明的学生懂得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而且像他们毕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祖先那样喜欢这些学科。对于那些先人来说，人文学科和一般教育为他们界定身份，并且在一生中都是有意义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毕业的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它们也是有意义的，尽管我们刚刚离开校园就把学过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是，现在世界各地的学生在毕业几年之后就开始抱怨，“我那么努力学的东西根本没有意义，它跟我感兴趣的东西或者希望做的事情毫无关系。”他们仍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一些人文学科课程，去普林斯顿大学、卡尔顿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法国的国立高等学校、文科中学[1]，只不过主要目的是获得社会地位和找到好工作。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则批判这些价值观，批判人文主义者秉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个概念。换言之，他们所受的人文教育不能让他们理解现实，更不用说让他们把控现实。

参与目前这场辩论的双方大致上都是错的。其实，知识社会比过去的社会更加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继承遗产是必不可少的一点。但是，这里所说的遗产，不是像人文主义者极力主张的那样，只包括西方文化，也就是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必须具备理解其他文化和传统的能力，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绘画和陶瓷艺术，东方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以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等等。他们还必须摒弃人文主义者的人文教育给他们灌输的“尽信书”思维。他们需要通过教育培养领悟能力，也同样需要通过培育培养分析能力。

但是，如果想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掌握现在，更不用说掌握未来，那么西方传统仍然必须处于核心地位。未来可能是“后西方的”，也有可能是“反西方的”，但它不会是“无西方的”。未来的物质文明和知识都将建立在西方的基础上：西方的科学、工具和技术、生产方式和经济学；西方式的金融和银行业。除非大家能够理解并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整个西方传统，否则这些东西就会无法发挥作用。

如今，最彻底的“反西方”运动还包括以秘鲁“光明之路”（Shining Path）为代表的反抗行动。这个行动的实质，是绝望的秘鲁土著印加人的后裔拼死想要消除“西班牙征服”带来的影响，重新使用印第安的古老语言奇楚亚语和艾马拉语，并将欧洲人及其文化赶回茫茫大海。然而，这个反西方运动的资金，却来自给纽约和洛杉矶的瘾君子种植的古柯。

将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做好在全球化世界里生活的准备。世界会成为一个“西方化”的世界，但也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部落化的世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拥有全球化的远见、视野和信息。他们还必须从自己的当地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且反过来丰富自己的当地文化。

[1]德国的学制比较复杂，只有就读Gymnasium（文科中学）的学生毕业后才能进入大学学习。其他类型的中学，例如Hauptschule（国民中学）和Realschule（实科中学），学生毕业之后接受的通常都是职业教育。——译者注

知识社会与组织社会

后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组织社会，它们相互依赖，但它们的概念、观点和价值观又大相径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运用知识时，即便不是全部，也会有大部分都是置身于某个组织中。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准备好同时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和工作，一种是重视文字和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另一种是重视员工和工作的“管理者”的文化。

知识分子把组织视为一个工具；组织使得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技艺（techne）[1]，即他们的专业知识。管理者把组织视为实现组织绩效这个目标的一个手段。二者都是正确的。他们是对立的，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磁铁的两极，而不是彼此矛盾。他们无疑是彼此需要的：研究人员需要研究主管，一如研究主管需要研究人员。如果一方压倒了另一方，那么结果只会是绩效全无，人人沮丧。如果没有管理者的制衡，知识分子的世界就会成为一个人人“自行其是”，但是无人有所成就的世界。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制衡，管理者的世界就会成为一个由“组织人”构成的、让人一无所成的官僚体系。如果双方处于均衡状态，就会创造力和秩序兼得，成就与使命兼顾。

知识社会的许多人会同时生活和工作在这两种文化中。更多的人应该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通过工作轮换拥有在这两种文化中工作的经历，例如从专业岗位轮换到管理岗位上，让年轻的电脑工程师担任项目经理和团队领导者，或者让年轻的教授兼两年管理工作。另外，在社会部门的某个机构做一名“不支薪员工”，能让人们获得尊重两个世界，即知识分子的世界和管理者的世界所需的正确观点和平衡感。

后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必须准备好理解这两种文化。

[1]源自古希腊语的一个词，包含艺术、技能和手艺等意义。——译者注

技艺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对于19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各种技艺是不算做知识的。尽管大学已经开设相关课程，它们已经成为“学科”，以此为业的人也成为“专业人员”而不是“手艺人”或“工匠”，但它们并不是人文学科或者一般教育的一部分，因此也不是知识的一部分。

大学颁发技艺学位有悠久的历史。欧洲的法律学位和医学学位可以追溯到13世纪。在欧洲大陆和美国（英国不在此列），新兴的工程学位（最早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于1800年的一两年前授予的）很快就为社会所接受。大多数被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通过运用技艺谋生，例如当律师、医生、工程师、地质学者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商业（只有英国人对没有职业的“绅士”心存尊敬）。然而，他们的工作或职业被认为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不是一种“生活”。

这些以技艺为业的人（或称技术人员）不会在办公室以外谈论自己的工作，甚至不会谈论自己的学科。那些东西便是“shop-talk”（行话，职业用语）。德国人嘲笑那是“fachsimpelei”（不离本行的谈话）。法国人对它的嘲讽更加厉害：谁要老是谈自己的本行，就会被人认为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人，于是很快就不会再有人邀请他们参加上流社会的聚会。

如今，各种技艺或技术已经成为一门门的学科，因此它们必须成为知识的一部分。它们也必须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要学习的知识的一部分。如今的学生在大学里非常喜欢各种人文学科课程，几年后就开始批判它们，原因便在于这些课程拒绝这样做。于是，学生感到失望，甚至觉得被人引入了歧途。他们有这种情绪是有道理的。没有把各种知识融合成一个“知识整体”的人文学科或者一般教育，既不“自由”，也不是“教育”（bildung）。它们连“培养相互理解”这个首要任务都未能完成。没有相互理解这个“论域”，文明也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学科非但起不到结合作用，反而起割裂的作用。我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培养出精通许多不同知识的“博学之士”。事实上，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加专业化。但是，我们着实需要的是理解不同知识的能力——这也是给知识社会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下的定义。每一种知识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是什么？它产生了哪些重要的洞见？它没有涉及的重要领域、问题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让各个学科成为通往知识之路

没有这种相互理解，各个学科就会结不出果实，事实上是再也不能成为“学科”。它们只会让人变得傲慢自大，无法取得成果，因为每一门专业知识都有许多新的重大发现源自另一个独立的专业，源自另一门学科。

例如，经济学和气象学正因为数学领域的混沌理论而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地质学因为物理学，考古学因为DNA测定，历史学因为心理学、统计学和技术的分析和方法，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又如，美国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1919-）获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把经济学理论成功地运用于政治程序的分析，从而颠覆了政治学家们一百多年来的许多假设和理论。

专家们必须承担让自己和自己的专业被别人理解的责任。包括杂志、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媒体，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它们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个任务——其他任何形式的普及手段也无法完成。然而，各个不同专业又必须让别人相信它们是一门门严肃的、严谨的、需要付出心血的学科。这就要求每一门学科的领头人，特别是各个领域里领先的学者必须努力阐述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在知识社会里，不存在什么“学科之王”。所有的学科都是同样有价值的。用伟大的中世纪圣人和哲学家博纳文图拉（Saint Bonaventura）的话讲，所有学科都同样通向真理。但是，要把它们变成通往真理、通往知识的道路，责任必须由熟知这些学科的人来承担。他们集体承担着维护知识的信誉这一重任。

到1867年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资本主义界定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之时，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个词更是在30年以后才创造出来的，那时马克思早已作古。因此，今天试图去写《知识论》不仅是极其自以为是的，而且时机远没有成熟。在资本主义时代（当然也包括社会主义时代）转型开始之时，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对社会和政治进行一番描述。

但是，这样一本书，甚至就是以《知识论》为名的一本书，在100年之后出现是完全可以期待的。那意味着我们成功经受住了这场目前刚刚开始的转型的考验。现在试图对《知识论》进行预测，可能就像在1776年对百年之后马克思笔下的社会进行预测一样可笑——这一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问世。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社会的最大变化必将是知识的变化——知识的形式、内容、内涵、责任及其对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意义。

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个概念因为知识社会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在过去的社会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一个装饰。在如今这个知识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这个社会的主要代表和关键资源。这给个人带来了一些全新的责任和要求。接受人文教育的人不仅要了解优秀的传统，而且必须能够理解和把握现实情况。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驾驭现实情况。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必须有能力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宗教和传统，不能把自己禁锢在西方文明中。在当前这样一个快速变化、充满转折点的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既要学会如何分析，也同样要学会如何理解。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熟悉多个学科的知识，因为一个学科的变化常常起源于另一个学科的创新。知识的融合将日益成为管理者工作的一部分，这就需要他们进行持续的学习和传授。随着知识的分化更加精细，让其他学科的人理解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于知识型组织的管理将变得越来越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