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人群、决策内容、决策信息、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等五个要素共同构成了学校的决策系统。学校决策系统就是决策人群根据决策信息、通过决策程序、使用决策方法来完成决策任务的过程。学校决策系统的内在结构如下：

[2] 褚宏启主编：《中国教育管理评论》第二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39-140页。

学校决策系统运行的模式选择

决策模式是决策活动整体的基本范式和根本路径。学校决策系统的运行要依据一定的模式，决策模式对决策系统的运行和最后的决策质量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学校要根据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学校决策系统的状况和决策问题的特点，选择和应用适切的模式。在管理学和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决策模式，主要包括古典理性决策模式、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垃圾箱决策模式、规范决策模式、参与式决策模式等。这些决策模式既是在一个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又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对于学校决策系统的运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古典理性决策模式

古典理性决策模式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典管理理论倡导的决策模式。古典理性决策模式把决策看成决策者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探索这些方案的可信度、寻找最优方案以解决问题的过程。古典理性决策模式认为决策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古典理性决策模式是一种理想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况的决策模式。在古典理性决策模式中，决策者被认为能够准确地澄清问题，能够获得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能够分析和评价解决问题的所有方案，能够判断所有方案的实施结果。古典理性决策模式的过程是：一是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确定解决问题的目标；三是收集解决问题的相关信息，形成各种备选方案；四是逐一评估每个备选方案；五是通过对比选择最佳解决方案。

古典理性决策模式是管理者探索和寻求最佳决策的一种理想的决策模式，古典理性决策模式的适用情境和条件处在一种理想的状况。但是在管理实践中，在很多时候，理想的情境和条件往往是不存在或者不具备的。而把存在各种缺陷与不足的现实情境与条件“理想化”往往存在一些风险，会造成决策的偏差。所以，古典理性决策模式并不适合所有的决策。

古典理性决策模式为学校决策系统的运行提供了完整的设计路径和系统的决策过程，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学校决策有指导作用。

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决策模式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管理学家西蒙提出的决策模式，也叫满意决策。西蒙用“有限理性”这个词来形容决策者想做出最好决策但是事实却常常不是最优决策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有限理性决策模式追求的结果不是最佳决策，而是满意决策。西蒙认为，“粗略地讲，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 [1] 在现实情境中，人们的价值体系总是受到各自面临的各种实际因素的影响，并最终影响人的行为。“按照组织目标来看，一个人只有有能力寻求某一特殊行动路线，只有对行动目标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只有在正确获知其行动条件，才可能是理性的”。 [2] 所以，现实的结果是，“行为只表现了理性的‘片段’——它仅仅表现了片段内部的理性结构，但是在这些片段之间，却根本没有很强的相互联系”。 [3] 西蒙认为决策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有限理性的过程。或者说决策并不是在理想的情境中产生的，而是在一个现实的、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的情境中产生的。

在现实的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决策者获得的信息是不全面的、带有倾向的，甚至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决策者获得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第二，有待解决的问题可能是不清晰的、有歧义的；第三，决策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第四，解决问题的各种备选方案并没有穷尽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备选方案本身的科学性是有限的；第五，决策者基于自身能力和倾向性的判断能力是有限的。西蒙认为，“决策者通常被置于一个环境影响的网络之中，这会限制他们完全理性地做出决策”。 [4] 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这个环境迫使个人不得不选择一些要素，作为他的决策必须依据的‘给定条件’”。 [5]

很显然，有限理性限制了管理者理性地作出决策，影响了决策的质量。那么如何在有限理性下保证决策的质量呢？西蒙提出了“程序理性原则”，强调决策者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产生和评价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及其结果，而是作出决策的程序。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把复杂问题的本质特征抽象为简单的模型，而不是直接处理复杂的问题本身；然后在组织的信息处理限制和约束下，决策者努力在简单的模型参数下采取理性的行为，最后作出一个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满意决策”。有限理性决策模式通常先确定解决问题的标准，然后选择能够达到该标准的备选方案。有限理性决策模式认为，“无论个人的还是组织的，大部分决策都要设计发现和选择一个满意的方案，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发现和选择最优方案”。 [6]

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把决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情报活动”。西蒙借用军队中对情报的理解来表述决策者为作出决策而搜索各种信息并创造环境条件的活动。第二是“设计活动”。决策者创造、制定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第三是“抉择活动”。决策者从各种备选方中选择解决问题的一个特别的行动方案。第四是“审查活动”。对已经发生的抉择活动进行审视和评价。 [7] 在这个过程中，把握技术性问题非常重要，技术性问题及其解决旨在获得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足够的信息，并对各种信息进行有效的统计、对比和分析。

应该说，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是一种被经常使用的、实用的决策模式。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瓦思凯通过研究发现，“所有的决策者都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都倾向于用推断——一种可以简化决策过程的根据经验进行判断的方法。” [8] 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瓦思凯发现，这种基于经验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用的，它可以帮助决策者从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境中跳出来，对各种模糊而不确定的信息进行梳理、理解，并在既定的时间内作出判断。

但是，这种方式也可能导致决策过程中的“系统偏差”。系统偏差是导致人们重复作出不良决策的偏差，系统偏差往往会导致决策者的认知偏见，而认知偏见往往使优秀的管理者也可能做出不良的决策。要克服有限理性决策的局限，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就要关注和应对决策者的认知偏见。

常见的认知偏见包括事前假设偏见、代表偏见、控制错觉和递增承诺等。同上。在决策之前，如果决策者对决策变量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和强烈的倾向性，这往往会导致事先假设偏见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往往会倾向与寻找、使用与他们事先认知观点一致的信息，而忽视与其观点矛盾的信息，最终影响决策结论。在决策过程中，如果决策者仅仅基于小样本提取信息、进行概括总结，就很容易导致代表偏见。代表偏见使得决策信息和观点不全面、不系统，从而导致最后的结论出现偏差。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往往会产生过高估计自己或者组织对与决策相关的活动、事件和人员的控制能力的倾向，这就是控制错觉。控制错觉比较多地发生在高层管理者身上。高层管理者的地位以及他们拥有的职权使他们往往倾向于对自身价值产生过高的估计，对自己成功控制事件和活动的能力过于自信，从而导致不恰当决策。在决策过程中，由于决策者对决策议题的个人责任和整个组织在决策议题上前期的大量资源投入，很可能导致决策者忽视决策结论的风险或者欲罢不能，而倾向于增加对决策议题的继续的资源投入，这就是递增承诺。递增承诺很可能使决策偏离了科学决策的轨道。

有限理性决策模式为学校决策系统的运行提供了务实的指导和方法的借鉴，对于提升学校决策的效率和效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