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变化，说明了新一代工人的出现，即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受过更高教育的年轻人。在发达国家中，他们正在向工作和员工的传统管理方式、传统组织以及传统的经济和权力关系提出挑战。

这常常被归因于“丰裕”。结果，有人说：“古老的新教伦理崩溃了。”（西方的社会学家似乎从来没有想到：长期以来，新教伦理的最坚定的实践者是众所周知的非新教主义者，如日本人和中国人。）这种解释太过随便、太过肤浅了。的确，丰裕毕竟是阳光下的一种新事物。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绝大多数人总是处于仅能维持其生活的边缘，绝大多数人从来都不确定到哪里去找下一餐饭。而现在，在发达国家中，绝大多数人在经济上有保障了，至少从传统意义上讲是如此。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绝大多数人对经济报酬(无论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丧失了胃口——也许只有少数中的最少数，才是例外。相反，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既然他们现在已经尝到了生产率果实的某些甜头，显然就更渴望能够得到更多——如果没有比我们这个星球的有限资源所能生产得更多的话，那也是比迄今为止经济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

工作结构和特征的转变，对工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求工作能够提供经济利益以外的事物。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维持生活了，工作必须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

最突出的现象，是人们的欲望日益增长，而不是“丰裕”。这意味着使工作富有效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时，由于体力工人在心理上感到浓重的不安全感，由于知识工人的新地位还没有确定，他们都希望工作能够提供某些非物质的心理上和社会上的满足感。他们未必一定期望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但他们肯定期望工作是一件有成就的事。

关于工作、从事工作和工人我们知道（不知道）什么

知识的原始形态——使工作富有效率的三项要求——泰勒的分析、贡献及其局限性——工作的综合和控制——从事工作的五个方面：生理方面、心理方面、社区方面、经济方面和权力方面——机器设计和人员设计——受到诅咒和歌颂的工作——作为社会联系和团体联系的工作——工资基金和资本基金——作为生计和成本的工作——工人所有制幻想——从事工作的权力方面——组织就是异化——第六个方面：经济权力方面——作为再分配系统的组织——主导方面的谬误——需要的层次和结构——各项需要在满足过程中的变化——管理人员能做些什么？

无数世代以来，工作已成为人类意识的中心。把人解释成为工具制造者并不一定正确，但制造工具，并以系统、有目的、有组织的方式去工作，却是人类特有的独特活动。因此，几千年以来，工作一直都得到人类的热切关心。

在我们称之为西方传统的最早阶段，人类就同工作有关系了。在《圣经》中，工作既是神对人类原罪的惩罚，又是使人类的沦落生涯变得好过一些的神的恩赐。在希腊文化的早期，赫西奥德(Hesiod)写了一首伟大的叙事诗《工作和节日》，其中，在界定人类的生活状况时，把“工作”放在了“节日”的前面。赫西奥德说，生活就是“超时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一直热切关心的工作逐渐成为人类的“中心”。在过去200年来，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都是以工作为中心的。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正统的经济学家、19世纪初期法国的社会学家或最近200年来的绝大多数“主义”来说，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虽然工作已经成为人类的中心，但对工作有组织的研究，却是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开始的。有记载的历史中，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是第一个认为有必要对工作进行系统观察和研究的人。在过去75年里所实现的巨大“丰裕”，首先应该归功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正是这种巨大丰裕，使得发达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生活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上，甚至超过了以前富人的小康水平。尽管泰勒（还有牛顿，或者还有阿基米得)的工作科学，只是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但是泰勒去世已经有60年了，在他之后却并没有增加很多东西。

人们对工人的关注就更少了——而知识工人至今还几乎没有受到关注。关于这一方面的高谈阔论是不少的，但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则只限于有关工作的少数几个方面。

有一门工业生理学学科，研究的是光线、工具和机器速度以及工作场所的设计等与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这方面的基本工作，是在20世纪初叶进行的，如出生在德国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雨果•芒斯特伯（Hugo Muensterberg）有关疲劳和视觉的研究。另外，英国人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可以被称为工业心理学之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能力进行了研究，即某项体力工作的要求与个别工人的体力技巧、与机械的配合和反应之间的关系。最后，在20世纪初叶，出生在澳大利亚并主要在哈佛大学工作的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发展了人际关系的研究，即对在一起工作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不过，在人际关系研究中，对工作本身——即要完成的任务却几乎未加注意。

在实践中，“工人”和“从事工作”的整体性，即任务和职务、知觉和个性、工作社区、报酬与权力关系的整体性，人们似乎并未给予关注。这些问题可能是过于复杂了，以至于人们还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

管理人员不能等到科学家和学者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之后再行动，工人也不能这样。管理人员在目前就必须进行管理，他必须把我们目前已知的一点点东西(虽然还很不够)付诸实施，他必须力图使工作富有效率并使工人有所成就。因此，把我们已知的有关工作和从事工作的知识整理出来，也许是恰当的。

在我们所知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工作和从事工作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现象。的确，工人是从事工作的，而工作总是由工人来做。但是，使工作富有效率和使工人有所成就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必须既按照工作的逻辑，又按照从事工作的动态来对工人进行管理。如果工人个人得到了满足，但工作没有效率，那是失败了；但如果富有效率的工作破坏了工人的成就感，那也是失败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得以长久地维持。

正如在第15章中所讲的，工作是不具有人格的，是客观的。工作是一项任务，是一项“事物”。因此，应用于工作的规则，应该符合客观实际。工作有它自己的逻辑，要予以分析、综合和控制。

正如客观宇宙中的每一种现象那样，理解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其进行分析。正如泰勒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认识到的那样：这意味着识别各项基本作业，分析每一项作业，并对它们按照逻辑的、均衡的、合理的顺序进行排列。

泰勒所研究的，当然是体力方面的作业，但其分析也适用于智力方面的作业，甚至适用于完全无形的工作。这个正在成长中的作家按照要求所拟出的“提纲”，实际上就是科学管理。而科学管理的最高级、最完善的例子，并不是100年来工业工程师所发明的任何事物，而是字母。字母使得一种语言中的所有词语能够用存在极少重复的简单符号来表达。

但是，在对工作进行分析以后，还必须把它们综合起来——而泰勒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还必须把经过分析的工作整合成为一种流程。这对于个别工作是适用的，对于一批工作即一系列工作过程，更是适用的。我们需要生产原则，以便搞清楚如何把各项操作整合成为一项工作，然后再把各项工作整合成为“生产”。

追随在泰勒之后的某些先驱者，特别是甘特(Gantt)，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甘特图（Gantt Chart）表明了获得一项最终工作成果所需的各个步骤，从最终成果开始倒过来追溯上去，并表明这些步骤的完工时间和顺序。虽然甘特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出来的，但至今仍是我们用以识别完成一项任务所需流程的工具。不论任务是做鞋子，还是把人送到月球上去，甘特图都适用。近来的一些创新，如计划评价与审查技术（PERT，或称为计划评核技术）、关键路线法和网络分析，都是甘特的工作的深化和发展。

但是，甘特图并不能告诉我们适用于某一生产流程的逻辑。可以说，甘特图是工作设计的乘法表，它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进行乘法运算，所以更谈不上做乘法运算的目的了。

最后，正是由于工作是一种流程，而不是个别作业，所以更需要有内部固有的控制。它需要有一种反馈机制，以便既能够察觉出意料之外的偏差，进而识别出对流程进行修改的需要，从而使流程维持在获得理想成果所必需的水平上。

对于知识工作而言，上述这三项要素——分析、综合成为生产流程以及反馈控制特别重要。这是因为：从其定义的角度看，知识工作本身并不制造产品，它只是为其他人贡献知识。知识工人的产出，总是成为其他人的投入。因此，与做一双鞋子这样的工作不同，知识工作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无法自己表明工作是否有成果，只有从所需的最终成果倒推上去，才能看出知识工作是否有成果。由于知识工作是无形的，因此无法通过自己的进展进行控制。同时，我们不能够按照了解体力工作作业次序(至少从泰勒和甘特以后，我们对此已有所了解)的方式来了解知识工作的作业次序。因此，知识工作需要更好的设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工作不能由别人来为工人设计，而只能由工人本人来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