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培训主题当然还包括一些有别于沟通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培训当成向组织成员传输决策前提的多种可行手段之一，我们也许会对培训在管理上的作用获得最深刻的理解。比方说，如果组织里的特定工作需要某种法律知识，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三种办法来确定该工作的恰当人选：①任命一位律师担负该工作；②择定人选，然后向他提供指示和手册，并周密监督其工作；③择定人选，然而对他进行培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种方法都是一定的培训程序，但是在第一种方法中，组织依赖的是职前培训；第二种方法依赖的是以日常监督作为培训方法；第三种方法依靠的是正式培训。

军事组织早就显著地证明了正式培训对于在短时间内让大量新成员胜任高度复杂的陌生任务所起到的作用。在民间组织中，受雇的新成员一般没有军事组织那么多，而且新成员在被录用之前起码受过一定培训，正式培训还远没有完全实现。在军事组织中，关于“如何做”的指示几乎完全是通过正式的培训过程传授给新成员的，而作战命令一般限制在“做什么”。而对于非军事组织来说，关于“如何做”的指示，多半是留给监督人员下达的。只依赖书面指示和手册无疑是传输操作程序的最差方法。

采用正式培训方法最大的困难，也许是让受训者对培训能够积极地接受。每个教师都承认动机是学习过程的关键，这种承认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受训者必须有学习兴趣，而且他还必须认识到他对于培训内容不太了解。实际上，动机作用的问题对新员工技能培训来说算是最小的。但是如果要求老员工接受培训，那动机可能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此外，受训者在培训过程中还要尊重教师，承认自己知识欠缺。后面这个要求可能让到达一定职位的成年人感到为难。在对技术工人、管理监督人员或行政长官进行在职培训时，我们必须相当注意教师的威望和声誉，以及培训教材的实用性。讨论式教学法在这类培训工作中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减弱了教师“传授”的角色，给受训者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新观念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这当然不完全是错觉：但错觉其实还是比讨论式教学法理论家们愿意承认的成分要多。

对于大量决策都含相同要素的情形来说，可以将培训用于决策制定过程。培训可以向受训者提供制定这类决策所需的事实要素；培训可以向受训者提供一个思考的参照框架；培训可以向受训者传授“公认”的工作方法；培训可以向受训者传授制定决策依据的价值要素。

培训作为影响决策的一种方式，对那些难以靠命令方式行使正式权威的情形有极大价值。困难在于：迅速采取行动的需要，组织的空间分散状态，决策事务的复杂性致使总结无法概括成规章制度。培训通过赋予组织层级最底层人员必要的能力，使决策制定过程进行较高程度的分权。

1947年我还可以写一章关于组织内的沟通而不用提到电子计算机，而这样的一章在如今看来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了。尽管如此，50年后对照着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件，再重读，我仍没找出文中有任何明显的错误。如果说有错误之处，只能说错在遗漏了电子计算机，而我将在中尽量弥补这种缺憾。本第二部分将讨论组织学习这个近年来引起大量学术界人士进行研究的主题，这也难怪，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组织学习对于了解组织应变（拒绝应变）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讨论沟通时，我们不应该仓促地下结论：“媒介就是信息。”最好先把讨论焦点放在信息内容上，而非媒介的内容上。但是，如今计算机大行其道，而且未来它还有规模不断扩展的趋势。如果与麦克卢汉正好相反，媒介不是信息，那么媒介对于组织内信息的流动和内容还是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评价其对于组织决策制定和组织结构的影响力也很重要。

有信息革命吗

人们常常宣称的“信息爆炸”事实上有这回事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呢？信息爆炸意味着什么？多年来，媒体毫不怀疑信息爆炸。大约十年前的一期周日《纽约时报》出现了下面两则消息：

把整周交易时间缩短，会让办公室文件堆积如山的股票经纪商开心吗？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乔治A.米勒曾经警告说，到2000年，人的头脑可能会达到接收信息的极限。“我们之中那些资质较差的人可能正在逐渐接近某种极限，而社会对那些仍有能力处理目前复杂事务的人的需求还在不断地增加。”

上述只不过是我在众多条目中最先找到的两个样本而已。第一则让人想起一幅证券交易所逐渐被一股文件潮流淹没的引人注目的图像；第二则承诺“仍有能力处理目前复杂事务的人”前途无量，我认为本的所有读者都是。即将到来的信息洪流的预言是多么有效呢？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辨别出人类事务中的稳定要素和变化要素。

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肯定发生了变化，而且是极其快速的变化。我们知道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有了消除严重的贫穷问题的技术可能性（只要我们除了总产量之外，还充分关注分配的问题）；我们还知道，技术甚至为对于未来消除贫穷形成最严重威胁的人口剧增问题，也提供了解决手段。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只用人类的价值观和标的来衡量这个世界，我们大可怀疑世界是否发生了巨变。我们一定不要误以为，随着技术进步，甚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就会变得欣喜若狂，因为人的渴望也会随着机会的增多而调整。我们一定不要期望技术进步会带来乌托邦，当然，希望技术进步能减轻严重的困难和痛苦还是合理的。

信息革命的证据

带着这些谨慎和保留的态度，我们可以开始考察信息生产和信息处理上发生的各种变化了。在40年前的美国运筹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我和艾伦•纽厄尔都做出了非常具体的十年预测。我希望我能告诉各位，我们的预测全都准确地实现了。我们的最后一项预测（计算机会成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仍然不是太准确，但是它已经算是比较接近的一个了。我在这里并不想为这些过去的预言再做什么辩解或解释，我只想对它们稍做一些一般性的评论。

事实上，所有预测在细节上都走了样，但是在预测的趋势和总变化率方面还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在将研究分配到特定领域，以及具体问题的相对困难上的猜测都是错误的。因此，尽管计算机下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却是花了40年时间才达到了我们当初定下的十年目标。另一方面，自然语言的根本理解（包括语音识别和理解）、高级计算机语言的建立、计算机自动化设计、视觉模式识别、机器人技术等众多领域，都比我们1957年敢于预测的发展速度要快。

因此，根据实际进步，我们没有理由修正我们的基本论点：电子计算机是通用的信息处理工具。我们将继续逐步学习使用计算机进行人类能够进行的各种思考；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来学习人类的学习和思考方式，以及帮助人类提高学习和思考能力的方法。

本文探讨的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文化对组织的影响后果，是我多年真实体会的结果。卡内基-梅隆大学从1972年就开始有电子邮件，1985年就有了校园网。5

注意存在的信息

既然信息处理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加快，为什么不会出现信息爆炸呢？登山者马洛里曾经被问到为什么想攀登珠穆朗玛峰，他的回答是：“因为山在那里。”这已经成了名言。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样的回答，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因为有意义或想达到某种目的而渴望攀登珠穆朗玛峰的。

我们现在对于信息处理可能持同样的怀疑态度。具体地说，不必只因为信息存在就一定要去处理；不必只因为电话铃响了就一定要接；不必因为报纸被扔在门阶上就一定要读。我们有时会因为忽略了某些信息而痛失良机，不过更常见的是，我们会犯相反的错误，认为“如果我们拥有的信息更多一些的话”情况就会好转，这种对技术解决能力的信赖太天真了。下面这个例子可能比较老了，不过在今天仍然很有价值：

美国国务院每月从遍布世界的278个外交事务所进出的文字估计达到1500万字，有鉴于此，多年前它就订立了350万美元的合同，购进计算机、高速打印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这些设施旨在消除系统的各种传输瓶颈，尤其是在出现危机时能处理来自危机爆发地点的电传信息狂潮。计算机使用新系统之后，每分钟能够接收1200行电传信息，而老式电传打字机每分钟只能接收100个词。

事实上，上述例子中提到的技术在30年后就已经淘汰了，电传信息的传输量无疑已经呈现几千几万倍的增长，这些我们都暂且不谈。这个例子发人深省的是，新系统设计时，没有人考虑到人类使用者处理加速传输的信息量的负荷能力。扩增的通信渠道所传输的信息流要谁来读？这个时候瓶颈已经不再是电子传输的容量，而是人类使用者的能力了。

选择性注意

我们不可能因为安装了更快速的打印设备就能避免被信息淹没的命运。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信息不足不再是典型问题，当然缺乏恰当的信息有时仍算是。这个世界随时随地用信息充盈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每秒达到成百上千万比特的信息量。而根据最权威的证据，我们只能处理大约50比特的信息量。所以限制不是来自信息而是来自我们注意信息的能力。

信息饱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类有历史以来人们都可以看到天上星星的运动，包含了发现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必需的所有信息。信息一直都存在着，直到几百年前人类才知道，我们缺少的只是选择其中一小部分来建立有效概括的依据。

无论是人为使然还是自然使然，如果我们无法避免要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的世界，我们还是可以而且必须选择性地处理对我们有用的信息，舍弃其他相对无用的信息。我们的科技知识、决策制定过程和信息处理系统，应该能够让我们选择性地吸收所需要的信息。

同理，当代多数人关注的科学信息爆炸也是错误的概念，因为它依据的科学进步本质的模型是无效的。科学并不会因为信息的堆积就能取得进展，它需要对信息加以整理和压缩。比方说，在一两代之前，有机化学只是每周通过已知的理论概括组织在一起的一堆特例。如今，尽管有机化学知识已经大量增加了，量子力学原理仍是该领域知识的强大组织工具。因此，现在要掌握足够的有机化学知识进行重要的原创性工作，无疑比早期人类对很多情况都一无所知的时候要容易得多。

我举出的这个例子并非特例，因为在科学研究领域，“知识”总是意味着“精华知识”。自然界的许多信息的冗余程度大得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找到了合适的信息概括和特征化方式，也就是如果我们找到了信息的内在模式，大量的信息就会压缩成简洁但又包含了巨大信息量的定律。今天的信息革命真正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信息以及信息处理本身第一次成了系统科学调查研究的对象。我们正在为信息处理科学奠定基础，这门科学预计会极大地提高信息处理的有效性。

因此，当我们获得的设备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数量传输、存储和处理信息符号时，最重要的变化不是这些设备本身的发展，而是一门新科学的发展，它协助我们了解信息能够如何传输、如何组织以便存储和获取，以及能够如何用于（在实际上如何用于）思考、问题求解和决策制定。我们对信息处理过程的日益理解，又让我们重新回到信息是否应该泛滥，以及我们是否应该沉溺在信息海洋之中的问题。

未来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设计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供企业和政府制定决策使用。我们说设计信息处理系统，而不是设计计算机和电子网络，这一点很重要。设计的内容必须远远超出软硬件的范围；必须同样关注信息处理系统中的另一半，即组织的人类成员，进行信息处理的特征和能力。

在未来，尽管组织会拥有许多机械化的组件，可是最多也最关键的要素还是人。人类处理问题的有效性对思维、问题求解和决策制定的有效性的依赖，与对于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的依赖性一样，都很大。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在人类信息处理的理解方面，也就是对思维、问题求解和决策制定的理解方面的进步与软硬件设计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