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是，恶意收购潮的消退，反而会恶化养老基金存在的问题。养老基金现在因为接受了袭击者提供的高股价，获得了大笔利润。而一旦恶意收购潮被抑制，这笔横财也就烟消云散了。然而这笔横财，基本上是养老基金管理者为了满足公司管理层的期待和要求，在股市上获取快钱的唯一途径。如果这笔钱没了，公司管理层很可能会向基金管理者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获得快速回报；而基金管理者反过来又向所持股票的公司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获得短期结果——于是这迫使企业继续关注短期管理。现在，人们都同意，着眼于短期管理，是逐步侵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竞争地位的重大原因。只要美国养老基金继续建立在“明确规定收益”的基础上，那么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30多年前，养老基金刚刚普及时，工会奋力主张明确规定收益，大概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雇主承担了未来所有的风险。实际上，1950年春天，通用公司就养老金问题进行的劳资谈判，确定了目前的养老基金模式。但当时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强烈反对明确规定收益的方案，反而要求使用“明确规定缴款”的方式。 [1] 虽然当时通用汽车的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Wilson）也建议使用财务上更合理的明确规定缴款方案，但公司仍然选择了明确规定收益方案。通用汽车的财务委员会否决了威尔逊和鲁瑟的建议，而此后其余的公司也大多仿效了通用公司的养老基金模式。我们现在认识到，明确规定收益这个选择实在是个大错误。它就像拉斯韦加斯的赌徒们幻想的那样，认为只要往角子老虎机里投进更多的硬币，就能“赚上一大笔”。

按照明确规定收益的方案，公司承诺在员工退休后，按照其退休工资的固定比例付给养老金。公司所缴纳的款项，取决于当年养老基金资产的价值同未来应付养老基金现值之比。养老基金的现值越高，当前缴款额就越低，反之亦然。因此管理层自欺欺人地认为，纽约股市行情不断上涨，乃是一条自然规律——至少是一条自然规律。因此，在明确规定收益的方案中，由于股市的不断上涨，就能提供养老基金所需的资金，而不用公司本身来承担这笔费用。实际上，当时还有不少管理层向董事会保证，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明确规定收益的方案会成为公司的“摇钱树”，它带来的收入将远大于投入。

接着是第二个错觉：每一家采用明确规定收益养老金方案的公司，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只要“进行专业的管理”，自己公司的养老基金就必能“胜过”一个不断上涨的市场。

自然，从来没有什么股市永远上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股市甚至未能有效阻挡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例如，在过去20年里，美国股市增长的速度，几乎比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实际上，一笔巨款投到股市中，不管过多长时间，总归有所增长，这就是少之又少的奇迹，更不要说还能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了——不管是美第奇家族（Medici，15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最富有的家族）、富格尔家族（Fuggers，15世纪到16世纪，德国最大的实业贸易家族）、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创办了一连串国际银行，在19世纪后期完全控制了欧洲的金融），还是摩根家族（美国19世纪末金融界和实业界世家），都没能成功办到这一点。同样，就我所知，在过去20年甚至30年里，没有哪家大型公司的养老基金表现得和股市一样好。养老基金唯一应该追求的效益，应当是长期效益，因为它要在2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后才需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较之大多数明确规定收益的大型养老基金，一些明确规定缴款的大型基金已经为受益人，也就是员工和未来领取年金的人，带来了更佳的收益，减少了雇主的成本。对于美国最大的明确规定缴款的方案，即美国非营利机构教师保险与年金协会来说，更是如此。

导致美国管理层选择了明确规定收益方案的那些错误见解，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注定让养老基金变成“投机分子”，并且日益关注短期利益。

选择明确规定收益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同样解释了美国养老基金社会效益普遍糟糕的原因。正如沃尔特•鲁瑟相当正确地预测到的，人们既希望养老基金成为一个社会机构，又想让它成为一个金融机构。人们还认为它能在雇主和员工之间创造出一个共同的利益中心。实际上，通用汽车公司最初的想法和日本非常类似，希望养老基金在几年后能独立运作，实现和“终身雇佣制”同样的效果。但和终身雇佣制不同的是，美国的养老基金并没能在员工的头脑里创造出一种共同利益的观念。

美国针对私营养老金计划的法律规定，基金管理者是最终受益人，即员工的“受托人”。而在现实中，明确规定收益的基金方案管理者，必然是由公司管理层指定，并向它负责的。因为承担风险的是雇主——因此基金的运作，必须尽可能减少雇主的负担。这样一来，雇员就感到对养老基金没有什么责任，它只是一种“延期发放的薪水”，而不是“下在公司的赌注”。雇员认为基金的经营表现如何，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除非公司倒闭，否则基金经营好坏确实与员工无关。在明确规定收益的养老金方案里，员工们也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通过养老基金参与决策过程。而养老基金实际上是美国生产性资源的实际所有者。

明确规定缴款的养老金方案并不是万灵药，但它能把问题降低到最小限度。30年前实行这一正确模式是简单易行的——因为教师保险与年金协会（Teachers Insurance and Annuity Association，以下简称TIAA）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实施了这一方案。它采用的是“弹性缴费制”而不是固定缴费制。一所大学，或类似童子军、新教教派管辖区这类非营利组织，按工资的固定比例缴费。如果员工薪水提高，缴费金额也会提高。因此，它能够根据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每年缴费额——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年度的缴费又是可知且能够预测的，因此TIAA能够进行长线投资，实际上它也确实这样做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它取得的成绩比任何固定收益的大型养老金方案更好。与此同时，因为雇主只需缴纳员工工资的固定百分比，就可完全解除他对这笔钱的义务，而这使得未来的受益人，也就是现在的员工，能够管理这一基金机构。大学教师并不认为TIAA是“雇主的养老基金”，而是“我们的养老基金”，因此他们积极主动地关心它，对他们来说，这项基金象征着雇主——即大学——和他们自身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一致性。

虽然进度非常缓慢，但养老金计划已经开始了改革。很多公司，特别是中型公司，现在纷纷鼓励员工在公司提供的养老金之外，自己再安排一种养老金积蓄，比如通过个人退休账户的方式来进行。这样至少能够制定出一种合理的（也就是长期的）投资政策。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量企业养老基金还将维持固定收益的形式。美国大型企业法律上的所有人，也就是大型养老基金，将继续被迫像投机者而不是投资者（更不会像所有者了）那样行事。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必要保护国民经济中创造财富的资源——即企业和养老基金本身，使它们避免承受立刻、短期、下个月、下个季度就产出成果的管理压力，更重要的是，免受恶意收购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