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必须利用财富创造资源来达到其创造顾客的目的。因此，企业有责任创造性地运用这些财富创造资源。这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从其经济方面来讲，这就叫做生产率。

最近几年，人人都在谈论生产率。提高生产率——更有效地运用资源——既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又是企业活动的结果。有关这一点，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现代经济的灾难、无法有效控制的通货膨胀，都是由生产率不高所引起的一种“短缺”病。但是，我们事实上却对生产率所知甚少。而且，我们实际上还知道如何科学地测量生产率。

生产率的意思就是生产中所有因素之间保持平衡，以便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同每个工人或每个工时的生产率有很大差异。诸如每个工人或每个工时的生产率等传统标准，至多只能不确切地、模糊地反映出生产率的意义。

那些传统标准仍是以18世纪的信念为依据的，即认为归根到底，体力劳动是惟一的生产性资源，体力工作才是惟一的真正努力。同时，这些标准也显示出机械主义的谬误，即认为所有的人类成就，最后都可以用“体力努力”单位来予以衡量。在现代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从来都不是由体力劳动而获得，而始终都是代替体力劳动的结果，是用某种事物代替体力劳动者的结果。当然，其中的一种代替物就是资本设备，即机械力。（请参见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深入研究。该研究表明：在美国工业中，资本设备投资和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

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少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用知识来代替熟练的或不熟练的体力劳动，从而由使用体力劳动者转变为使用知识工人，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等等。但是直到最近，这一点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经济学家给予很大注意的资本形成率，是第二位的因素。在设备得到安装和使用之前，必须有人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是一种概念性的、理论性的和分析性的工作。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因素必然是“脑力形成”率，即一个国家生产出具有想象力和远见的、受过教育的、具有理论和分析技能的人才的速率。

然而，资本设备的规划、设计和安装，只是通过用脑力来代替体力而提高生产率的一部分工作。对此，至少同等重要的，是通过直接改变工作性质所做出的贡献：即从要求许多熟练的和不熟练的体力劳动的工作性质，直接改变为要求理论分析与概念计划的工作性质（不需要任何资本设备投资）。

在20世纪50年代，在对美国和欧洲工业的生产率的差距进行分析时，人们首次揭示出上述贡献的存在。以斯坦福研究所和经济合作组织（OEC）所做的研究为代表的相关工作清楚地表明：西欧同美国之间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并不是由资本投资引起的。许多欧洲工业同相应的美国工业相比，虽然资本投资和设备是相等的，但生产率却要低2/3。惟一的解释是：在欧洲工业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比重较低，而且过分依赖体力技能的不良组织结构。

1900年，在典型的美国制造公司中，在每100美元直接体力劳动者工资中，用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身上的工资不超过5美元或8美元。目前，在许多制造企业中，虽然直接体力劳动者的工资率上涨得很快，但直接体力劳动者同知识工人两者的工资支出额却相等了。在制造业、运输业和采矿业以外，如分销系统、金融业、保险业和服务行业(即在美国经济2/3的行业中)，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用计划代替体力劳动、用脑力代替体力、用知识代替汗水的结果。

提高生产率的最大机会，肯定是存在于知识工作本身，特别是存在于管理之中。在企业管理中——特别是会计中——有关生产率的词汇已经相当陈旧，以致会引起人们的误解。会计师称之为生产性劳动者的，是操纵机器的体力工人，而事实上那是生产率最低的劳动者。会计师称之为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是各种各样不操纵机器的人。其中，既包括清扫工这种古老而又生产率低下的体力劳动者，也包括工具制造者这样一些传统的、高度熟练的高生产率体力劳动者，还包括维修电工这类现代工业的高度熟练体力劳动者以及工长、工业工程师、质量控制人员这类现代工业中的知识工人。最后，会计师用间接费用这一非常不合理的术语来概括那些实际上是最有生产力的各种资源——管理人员、研究人员、计划员、设计师和创新人员。但在间接费用中，也可能包括纯粹寄生性的人员(如果不说成是破坏性人员的话)，即那些由于组织不善、士气不高、目标不明和管理不当而高价雇佣的人员。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率概念，而不是只把体力劳动作为惟一生产性努力的生产率概念。在这一新的概念中，要能够把对产出做出贡献的所有各种努力都考虑在内，并按照它们的成果予以表示。不过即使有了这样一种有关生产率的新概念，虽然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如果有关努力的界定仍然局限于可见的、可以用直接成本来衡量的那些活动——按照会计师的定义和标志来理解的话，仍然是不够的。在管理中，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对生产率具有重大影响(如果不是决定性影响的话)的因素，但它们却永远都无法成为可见的成本数字。

在这些因素中，第一个就是知识。如果得到恰当的应用，知识是人类最有生产率的资源，但也是最昂贵的资源；如果应用不当的话，则完全没有生产率。无疑，知识工人是高成本的工人。由于知识工人已经在学校中度过了许多年，所以他们也代表着一笔很大的社会投资。

时间是如上所述的第二项要素，是最容易消失的资源。人和机器是经常地得到使用，还是只有一半时间被使用，将表现出不同的生产率。没有什么比昂贵的资本设备闲置不用或高工资的能干人员无事可做，更缺乏生产率了。同样造成生产率低下的还有：面对本来可以从容予

以安排的工作，却把许多生产性努力安排在很紧的时间里去做——例如，试图在拥挤的厂房中或在陈旧或精密的设备上安排三班轮换。

最有生产力的——或最没有生产力的时间是管理人员自己的时间。但是，它却是生产率的各种因素中人们了解得最少、分析得最少、管理得最少的一项要素。（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作者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版)(本书中文版2005年6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特别是中的有关内容。）

生产率也是产品组合、相同资源不同组合之间的平衡的函数。正如每一个管理人员应该知道的，各种不同组合在市场价值上的差异，很少同投入这些组合中的努力成正比。通常，两者之间往往看不出有什么关系。一家企业运用同样的原料和技能要求及一定数量的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制造出一定数量的产品，这可能会使该企业获得利润，但也可能使其破产。这都取决于产品组合。显然，这代表着相同资源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表现在成本上的，而且也无法通过成本分析识别出来。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将其称为“流程组合”。一家企业是采购一种零部件，还是自己制造呢？是自己装配产品，还是把装配工作包给别人呢？是把产品用自己的品牌在自己的分销组织中销售，还是卖给独立的批发商并使用他们的品牌呢？该企业最擅长做什么？公司怎样才能够最有生产率地运用其特有知识、能力、经验和声誉呢？

并非每个管理当局都可以做所有事情，也不是每个企业都必须从事那些客观上看起来似乎最有利可图的活动。每个管理当局都有其特殊的能力和限制。在任何时候，不管企业是怎样的有利可图，如果管理当局试图超越这个界限，它就有可能会失败。

那些善于经营一家非常稳定的企业的人，可能不适于经营一家多变或迅速成长的企业；那些在迅速扩张的公司中成长起来的人，正如日常经验所表明的，有可能在企业进入巩固稳定时期的时候使之毁灭；那些善于经营以长期研究为基础的企业的人，可能不善于努力推销新奇或时髦的产品。利用一个公司及其管理当局的特殊能力并了解其特殊限制，是生产率的一项重要因素。大型联合企业可能使资本的生产率最优化，但在其他同样重要的领域中，可能是生产率低下——并产生不良后果。

最后，生产率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组织结构和企业中各种活动之间的协调程度的影响。如果一家企业由于组织不明确，以致管理人员不得不浪费时间来确定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着手去做，那么就浪费了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如果高层管理当局只是对工程部门有兴趣(或许由于所有高层管理者都来自于工程部门)，而当时公司却需要对市场营销予以特别关注，那么企业的生产率就会低下，而所造成的损失与每人单位时间产量的下降所造成的损失比较，也将更大。

这些因素就是会计师和经济学家经常考虑的生产率的各项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之外的因素。但是，它们却与那些因素完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在界定生产率的时候不得不把所有影响生产率的各项因素都包括在内，而且还要确定“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的目标。我们必须制定出各种标准来衡量用资本代替劳动、用知识代替资本和劳动对生产率所起的影响，必须想出各种手段来区分创造性间接费用和寄生性间接费用，并评价时间的利用、产品的组合、流程的组合、组织结构和各种活动的协调对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不仅是个别的管理当局需要合适的生产率概念和衡量标准，而且整个经济也需要它们。在我们的经济统计中，最大的差距就是缺少这些概念和标准，而这严重地削弱了所有经济政策的作用与影响，并使我们同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做斗争的努力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