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刘备在位较短，而刘禅过于平庸，蜀汉政权实际掌握在辅政的诸葛亮手中。诸葛亮具有以兵、法、纵横融合儒学的治学倾向，入仕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司马徽对求贤若渴的刘备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在诸葛亮的文学创作中，也能够找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正是将儒家观念与深挚沉郁的文风结合的典范。前《出师表》为建兴六年（228）春攻打魏国前所作，后一篇则作于同年十一月发兵围困陈仓之前。前一篇着重强调忠君思想，如他说“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

从儒士的学术活动来看，蜀地以今文经学为主，但学者又多兼综古文。如《三国志•蜀书•尹默传》载：“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尹)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

蜀地儒学学派除了自身存在矛盾外，与其他诸子之学也有对立之处。如《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权曰：‘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宓报曰：‘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覆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于未萌，岂不信邪！……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记灾，发于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

蜀地儒学与魏、吴两地也有一定的交流，如《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载：“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劭、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绩、劭谓统曰：‘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深与统相结而还。”yipindus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