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叡文事勤敏，自称“书作不辍手，猛烛继望舒”。

然而，这种推动又是他好大喜功、独断专横的间接表现。青龙三年（235）三月左右，曹叡下令大修洛阳宫，新建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适逢京都盛行瘟疫，扰民极大，张茂、杨阜、高堂隆等纷纷切言直谏，尤以张茂为甚。曹叡对近臣说：“张茂恃乡里故也。”

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也多有奖劝儒学之举。如正元二年（255）九月，听讲《尚书》完毕，奖赐侍讲者郑冲、郑小同等人；甘露元年（256）二月，在太极殿东堂宴飨群臣，并讲论礼典。同年四月，他又亲临太学，分别与《易》博士淳于俊、《尚书》博士庾峻、《礼记》博士马照辩论讲难，十四岁的他就体现出对经典较高的熟知程度和思辨能力。他还经常与锺会、裴秀等名士聚会，裴松之引傅畅《晋诸公赞》说：“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锺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名秀为‘儒林丈人’，沈为‘文籍先生’，望、会亦各有名号。”

总之，曹魏采取复兴儒学的诸多举措，虽成效欠缺，但对稳固政权、推行教化、促动文事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操、曹丕、曹叡、曹髦兼及曹植等王室成员的经学素养及崇儒决策或文辞，客观上承续了两汉以降因儒立典、宗经为文的保守文脉。尽管由建安至正始期间文运屡变，徐幹、应璩、阮籍、嵇康、王肃、何晏等著名文士作品中的儒学因素却始终根深蒂固且特色鲜明，这自与曹魏政权自上而下营造的兴儒环境密不可分。

孙吴儒学建设与对文事活动的推动yipindushu.com

相对曹魏政权的儒学建设而言，吴、蜀两国也基本经过了创业期重名法之学再到守国期渐次兴复儒学的过程，这也充分体现出儒学在巩固政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就两国君主的儒学修养和文学才能来看，却绝难与曹氏父子相提并论。因此，他们对本国儒学的提倡基本限于统治层面的需要，既少躬亲风雅之事，亦罕见自上而下垂范文苑的社会效果，这也进一步决定了两国文学环境形成较晚也较寂寥的事实。

东吴早期开创者孙坚出身寒微，凭借智勇在汉灵帝熹平、中平中入仕，又参预平定黄巾、董卓之乱，于献帝初平三年（192）死于攻打黄祖的途中。此后孙策子承父业，他注重收罗才士，在《答记吕布》中说：“海产明珠，所在为宝。楚虽有才，晋实用之。英伟君子，所游见珍，何必本州哉？”

孙权接受了较好的儒家启蒙教育，也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