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欧洲国家，毕竟是一个大国，俄罗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法西斯做出的令全世界肃然起敬的贡献，使西方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了俄罗斯。当俄罗斯增长着对世界儿童文学了解的欲望时，整个西方世界对素有优秀艺术传统的俄罗斯的儿童文学也存在着一种了解的强烈欲望。所以，即使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处在冷战状态中，其儿童文学作家仍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各种途径被西方所了解，他们的作品也获得了西方世界的承认，他们是：盖达尔、奥谢叶娃。

盖达尔

（一）盖达尔生平

阿尔卡吉·盖达尔（1904—1941）是广受俄罗斯儿童和成人敬爱的儿童文学作家。接触过盖达尔的人都对他的肖像留下深刻的记忆：结实、匀称的高个儿，常着一件黑制服，穿一双高筒靴，冬天穿一件毛皮短大衣，头戴一顶毛皮高帽，头发黄亮黄亮的，圆脸，双眼炯炯有神，脸上带着快活的微笑，外表几分像调皮的男孩，几分像威严的战士。

盖达尔无论是作为模范的公民还是作为才华出众的作家，他的性格、才华和非凡的经历都惊人地统一在他的外貌上。他开朗、豪爽，快活得像个孩子，他随时准备去揭示世界的奥秘，随时准备像一个忠勇的战士那样去保卫祖国，保卫用革命的智慧和血火换得的政权；他聪颖机敏，像一个指挥员那样深深意识到要对打心坎里信赖他、寄希望于他的小读者们负责。他是一个诗人、一个有理想的人和一个战士，他的作品因此而富有诗意，高扬理想精神，充溢战斗气息。

盖达尔属于俄罗斯那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他生于1904年，是爆发俄日战争并酝酿1905年的第一次俄罗斯革命的一年。盖达尔1937年写的《自传》其内容是从1914年写起的。

1914年8月，我刚满十岁，父亲被抓去当兵，说是队伍就要开赴前线同德国人打仗。父亲从兵营跑回家来跟家人道别。他那被推光了头发的脑袋上，扣着一顶羊皮帽子，脚蹬一双镶了铁片的皮靴。

……我那最小的妹妹总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不时伸手碰碰父亲的兵大衣，摸摸他的肩章，然后笑着说：

“兵爸爸！兵爸爸！”

爸爸要同家人分别了。全家都哭了起来。直到此时此刻，小卡莎才明白过来，事情还远远不到她开心的时候，她这才放声大哭起来，“哇”一声就像一瓢开水猛泼到她头上。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放声大哭。

1918年，盖达尔14岁，不用说是个少年，他参加了红军。可盖达尔长得高高的，双肩宽宽的，多报两岁，说16岁，人家也信。

我被派往前线，跟彼得留拉匪帮、跟波兰白军、跟高加索白军、跟安东诺

夫匪帮作战，最后在蒙古边境同敌人打仗……我记忆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支红军却要顶住世界上所有白军的围攻，红军是那样所向披靡，那样顽强，那样对敌人无比仇恨。

少年盖达尔在战场上眼见官兵一个个倒下，他说他曾掩埋过成百上千倒下的红军官兵。血与火把一个浪漫少年锤炼成为红军毫无愧色的一员。

我15岁时毕业于基辅军官培训班，1919年8月，我被任命为由步兵学校毕业的学员组成的学员旅二团六连连长。

后来，我先后任营长、混成中队的中队长，任对匪作战58分团团长。

我那时非常年轻，论指挥部队打仗不用说比不上恰巴耶夫（夏伯阳）英明，可在我来说已经把吃奶的力气全使上了。曾经有一次，我被敌人所围困，我往外望了望，心里寻思：要是我解下这指挥刀，把枪一交，去和小鬼们打打棒球该有多美啊！

盖达尔在前线浴血征战六年，到第六年，他脑部内挫伤，伤得很重。

1923年，我由于创伤性神经炎复发，脑右半部突然剧痛不止。太阳穴处嗡嗡鸣响，有时呜呜大叫，同时双肩抽搐，简直难受极了。我被送去治疗很久，最后于1924年正当我20岁时，我被解除了团长的职务。

盖达尔向军长伏龙芝写了报告，报告所流露的情绪显然想要继续留在红军中过朝夕征战的生涯。报告写得很有诗意，伏龙芝很欣赏盖达尔的文笔。他被叫到了伏龙芝的办公室。

“我曾和一位作家谈过我的经历，他要把我的经历写成一部书。”盖达尔说。

“为什么不是自己动手来写这部书呢？”伏龙芝问。

“我？”盖达尔有些吓着了似的。

“就是你，就是你。”伏龙芝重复着说。

“你会写得很有趣的。你参加红军时纯粹是个娃儿呢，所以你的书一定能让新一代孩子受到教育。”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写作。也许是因为我在红军中任指挥员时还是个孩子，所以我一直想把我生活的真实情形告诉新一代男女孩子们，告诉他们，一切都是怎样开始和怎样继续的，说实在的，我所见过的还真不少。

盖达尔练习创作的初始阶段写了一些初露才华却远不能认为是成熟和成功的作品，但在1926年后他就开始成熟了。盖达尔成了少年学生喜爱的作家。他的带有自传色彩却绝不能作自传看待的作品中那些活生生的主人公，成了孩子们敬慕的英雄。孩子要求于主人公的特点，盖达尔的作品里都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是：诚实、勇敢、快活并富于正义感，这也就是他作品的特点。当然，盖达尔的作品之所以能赢得读者，还因为他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不但心里藏着道不完说不尽的闻所未闻、有血有肉的故事，而且他还是个很能作惊险奇想的人，还是个擅长于描述扣人心弦的“游戏”的人。他想出来的游戏情节都有很强的生活真实感，参加“游戏”的人还特别机敏、勇敢、顽强、坚韧。他的作品主人公都具有这些品质。他能写出活生生的、真真切切的孩子，还能为这样的孩子塑造小领袖。这就是作家盖达尔的力量所在。

盖达尔是个出奇好动的人物，他不喜欢老在一个地方蹲着，他喜欢东奔西跑。他爱往全国各地跑，爱观察各种生活现象，爱同各种各样的人晤谈。他小时候就离开他出生的宁静的小城阿尔柴玛斯，从那时起直到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他都不曾有过一处完全固定的住宅，不曾有过一个舒适的、像样的、真正为他所有的屋子。他一生都好像在征程中，整个俄罗斯整个苏联都是他的家。盖达尔曾这样写道：“我想，我在我第一次感冒或别的什么病痛注定得服用阿司匹林躺几天——在这样的不幸期到来前，我尽可能多地在生活的旋涡中翻滚旋转，当十二分的劳累和疲倦把我按捺在绿草如茵的河边时，我也能为自己充沛的力量和能为自己看的和知道的比别人更多而感到自豪。……”

盖达尔当然不会是非要浪迹天涯到“绿草如茵的河边”才休息的，但是他对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看到的和知道的确实比别人看到的知道的要多得多。他起先是作为红军的一员四处征战，随后作为一名报社记者而后又作为一位作家生活在苏联西部和远东，生活在克里木和乌克兰，在远东和中亚，在卡玛河和顿河之滨，在乌拉尔，在粱赞附近，在莫斯科郊外。他广泛地观察并认识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盖达尔的作品充分包容了这个“不平凡的时代”，把这个时代迅速变幻的风云活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传达的全都是时代的声音。

盖达尔不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在写字台上写作，他也没有这样的办公室没有这样的写字台。他写作品像有的诗人写诗似的，一路走一路想，把想好的作品一段一段在脑子里写稳妥并且记熟，然后随便找一本学生练习本或顺手牵羊拿来一本办公用纸，记下他路上想好的段落。他每写好一页稿纸就在角上画一颗五角星作记号，一直都这样。这样的五角星总伴随着他的名字，信写好签名时他也画上一颗，在给人家的赠书上签名时他也画上一颗。著名批评家薇拉·斯米尔诺娃就保留了他画有五角星的赠书《学校》。

盖达尔的作品诞生地几乎没有重合的，有的诞生在城市，有的诞生在乡村，有的则诞生在列车里。《学校》写成于阿尔汉格尔斯克，《远方》写成于克里木，《军事秘密》写成于远东，《丘克和盖克》写成于奥卡河畔。有两个作品，一个是中篇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另一个是短篇名著《一块烫石头》，它们的诞生更富于戏剧性：《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是盖达尔在莫斯科远郊克林写成的。那里有一间他自己搭的平屋，作为他的工作室。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铁床，床上是他那条发僵的军用被。铁床上方挂一支小口径步枪，一副望远镜。他把稿纸往桌上摊开就开始写作。事情的戏剧性在于盖达尔在椋鸟笼上插了一根长长的竿子，竿子上端飘动一面左角上画有红五角星的蓝旗。这旗谁也没见过，于是民警干涉了，要他扯下这古怪的旗来。可盖达尔不答应，他对民警解释说，这旗是一个友好国家的总领事送他的，要是扯下这旗来，那么这个共和国就会生气，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可是个外交问题。然而民警总是将信将疑，所以一直同盖达尔争论，争论了两个月，也可能是三个月。《铁木儿和他的队伍》在苏联共青团中央办的《少先队真理报》上连载了，原来铁木儿的队伍用的正是这面旗帜，这旗帜已从盖达尔的院子飘向苏联的四面八方，连边陲地区也招展着这样的旗帜。民警读过《少先队真理报》后，气冲冲地来找盖达尔说：“外交问题，外交问题，你为什么编造出一个什么鬼共和国来糊弄我？”当这面旗帜被人们所共知时，盖达尔扯下了他的那面旗。这旗后来成了苏联少先队员们积极从事有益于他人的活动的一个象征。《一块烫石头》是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上的一个采石场旁完成的。由于这些石头里留有亿万年前的贝壳、蜗牛和史前期爬虫类动物的化石，所以这里的孩子们都怀着敬畏的心情来看这些石头，有好些孩子甚至不敢到采石场来走动。萨什卡、米齐卡胆子大，他们爬到采石场的巅部，在崩坍得乱七八糟的黑洞里，在大块的红石边，发现一个着蓝军装、穿细柔皮长靴、肩挎一个军用挎包、手里拄一根满是节疤的粗手杖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在这么热的天还戴着顶库班人戴的圆帽。于是，他们搭讪起来。

“我来得可远啦。”那陌生人说，“从莫斯科来。我的名字叫阿尔卡吉·盖达尔，要是你们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那我就太高兴了。”

“盖达尔，我们听说过。”米齐卡疑惑地说，“不过，你不太像他呀。”

“我明白了。”盖达尔说，“凭嘴说很难让你们相信一个人。这是我的证件……”

“阿尔卡吉·盖达尔·彼得洛维奇’！”米齐卡大着胆子读着，不知为什么，他一下觉得不自在了。他低声说：“他叫萨什卡，我叫米齐卡。”

“知道为什么叫‘盖达尔’吗？”盖达尔快活地问。

“‘盖达尔’的意思就是勇往直前，”米齐卡说，“按性格取下的这个名字。”

萨什卡要审慎些，他没有一下跟盖达尔交谈，而是绕着盖达尔走了一圈，把手指伸进皮挎包里摸了摸。挎包的皮是真货，这是军用品，这盖达尔是真的。

“丘克和盖克的故事是您写的吗？”萨什卡站在盖达尔背后问。

“是我写的呀。”盖达尔回答。

“铁木儿的故事呢？”

“铁木儿的故事也是我写的呀！”

这下萨什卡简直欣喜若狂了……他拿铁条在红石上猛击了一下，银白的火星顿时向四面爆溅，同时闻到一股火石气味。

（引自叶密利亚诺夫：《盖达尔传》）

就在这时，盖达尔来了灵感。他一下从黄皮包里掏出小本子和蓝铅笔，在第一页上画上一颗五角星，接着画上射向八方的光芒，在第二页写上《一块烫石头》，下面画了三道杠。他定定地看着米齐卡那头蓬乱的鬈发，画了一张滑稽的脸，写上“依瓦什卡·库德里亚什金”。这“依瓦什卡”就是盖达尔后来的著名童话《一块烫石头》里的主人公。盖达尔一面构思一面讲，讲了一个关于烫石头的童话故事（也无妨说是小说）。盖达尔就在萨什卡家里借住两天。这两天，两个孩子只听得萨什卡的86号蘸笔尖在纸上沙沙擦响。童话写好后，村里孩子都要求听他的故事。盖达尔就在桥头向孩子们读了他写的童话，听后，孩子们还把石头烧烫了，刻上“谁砸碎它，谁就能恢复轻春，并按照另一种样子重新开始生活……”盖达尔开玩笑说：这字不会是神仙刻下的，“神仙不会把‘青春’刻成‘轻春’的。那些神仙全都很有学问。”盖达尔从孩子同他开的玩笑中得了一个结尾的灵感，加上了童话意味的新结尾。

盖达尔有时像军人那样肃立不动，有时文文静静，有时快乐欢欣，一会儿出现在少先队夏令营的林中篝火旁，一会儿跑进莫斯科少先宫，一会儿到学校里，一会儿浪迹克里木，一会儿到密歇尔森林深处钓鱼……他从从容容地看遍了生活中发生的种种新鲜事，而最主要的是他把这新鲜事都写在了作品中，一一告诉孩子们，告诉得比谁都好。

他的脑部内挫伤的后遗症经常妨碍他生活和工作。“太阳穴像有几把锤在敲击似的，节奏均匀：笃——笃！笃——笃！……我担心害怕的就是这笃笃的敲击——这是黑暗在向我敲击呀。”他这样描述自己“令人沮丧的病痛”。病痛有时一连几星期几个月让他不得平安，然而他有一种超常人的强大意志力去进行被他视为天职的写作，而写作又反过来帮助他克制住了病痛。不管怎样，他每年都向孩子奉献至少一部新作。他的书都是最合时宜的书。

盖达尔自幼就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渴望“非凡事物”，渴望建功立业，正是这些特质把他引向了革命。盖达尔有一个坦荡的胸怀，一副清醒的头脑，具有一种政治家、思想家和指挥员的明睿之智，凭借这种睿智能看准和分析现实面临的形势。读者从他作品的运思构想中分明看到他的这种智慧，这种智慧帮助盖达尔成为一个很有预见性的作家。

盖达尔生活和创作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作为一个战士，他预感到他的祖国正在受到攻击的威胁。他希望他作品的主人公对新的战斗能有一种思想准备，希望他的读者在张牙舞爪的敌人面前不要被吓倒，不要只考虑到如何保命，要建立这样一种信念：用斗争去赢取胜利。盖达尔给罗斯托夫的少先队员们讲解《军事秘密》时，这样题词说：“应当成长起一代现在不知道失败将来也不知道失败的新人来。”他为培养具有这样一种素质的新一代人而创作了他享誉世界的名作《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俄罗斯的学校一直用这部作品培养孩子的爱国主义和互助互爱精神。

盖达尔时时预感到的不幸终于发生了，德国法西斯进犯苏联了。千百万苏联人，连少男少女甚至小学生都英勇地站起来无畏地挺身而出，保卫他们祖国的神圣自由和独立！

法西斯把战争强加在苏联人民头上的时候，盖达尔正在为《少先队真理报》编辑部写一篇由一个事实触发而构思好的小说。小说当然没写完。盖达尔把装满子弹的皮带系在腰间，腰侧挂一支装在棕色枪套里的手枪，准备上前线。但他被人民委员会留下来写《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的续篇，以帮助亿万孩子在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送来一列车孤儿孤女……盖达尔站在一根小辫被大火烧掉一截的五六岁小姑娘身旁，有人告诉盖达尔“法西斯当着小姑娘的面把她的妈妈给残杀了”。第二天，在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电影事业局，盖达尔在朗诵他刚刚写完的电影剧本。这是剧中团长亚历山大罗夫作为一个父亲同时作为一个战士的声音：然妮娅！当你听到我这些话的时候，我已经战斗在抗击法西斯的前线了。亲爱的小女儿，战争开始了，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开始了……也许，这样残酷的战争今后再也不会有了。

盖达尔用慢速朗诵着，剧情和声音激荡在亿万人的心胸：

你要是碰到困难，不要哭泣，不要悲伤，不要懊丧。你要记住，那些现在正为咱们祖国的幸福和尊严、为我们祖国亲爱的儿女们，亲爱的，也为你而战斗在疆场的人们，比你要艰难十万倍，他们是在用鲜血和生命向敌人夺取胜利。毫无疑问，敌人是总将被击溃、被粉碎、被消灭的！然妮娅！我在你面前毫无愧色……

我以一个双鬓斑白的老指挥员的尊严向你发誓，在你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敌人，并准备着以殊死的战斗去击败它。那时候，我们就起誓要战胜它……现在到了实现我们的誓言的时候了……

盖达尔站起来，左手把手枪枪套扶正，端正地站着诵读：

你也起誓吧，就说：为了我们前方所有的指挥员……在离前线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要诚实、谦逊地生活，好好学习，顽强工作，勤勉劳动。只有这样，当我想起你，思念你，甚至在枪林弹雨中浴血战斗时，我也将感到幸福和骄傲，并且放心……

盖达尔的才情此刻在这段团长父亲语重心长的嘱咐中大放异彩。这是盖达尔完成的最后一件虚构作品。

战争开始后不久，作家盖达尔又回到军人的行列中。他原本是作为军事记者到前线采访的。可是当他所在的部队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关心盖达尔安危的人们要用飞机把他送走的时候，他却拒绝离开战友们，于是他作为一名普通机枪手留在了游击队里。“奥尔洛夫上校带着自己的部队突围时，曾邀请作家一同突围，但是作家坚执不肯离开游击队。”（调查报告）

1941年l0月26日，在乌克兰，在列普利亚瓦村旁，盖达尔在同法西斯部队的一场争夺战中壮烈阵亡。

一个作家，竟是这样死的！他确实一生都是战士！

盖达尔的一生都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生动地活现着他喧闹的时代，活现着他的大大小小的同志和朋友，活现着他本人——一个英勇顽强的、可以完全信赖的人。

1972年，苏联共青团中央把列宁主义共青团奖金追授予盖达尔，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把自己的智慧、才华和生命都献给自己的祖国，献给不丧失良知的人类，希望有更多作家像盖达尔那样用笔来反映少年儿童生活和他们的英雄业绩，希望有更多作家写出的作品像盖达尔的作品那样从精神上提升少年儿童的品德，从审美上陶冶少年儿童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