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诗歌以诗为教向以诗言志、娱情的递迁

先秦时期已对情与志、情与理、情与性、情与言、志与言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只是两汉时期解诗走向重礼轻情的道路，偏离了既有的诗以言志（情）的轨道。东汉中后期以降，赋作中生活化、个人化、抒情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建安文坛更是将这种趋势牵引到五言诗的创作中来，如陈琳诗中颇多自我哀婉的词藻，阮瑀《七哀诗》、《杂诗》、《苦雨》等诗多展示内心的困惑、哀戚和苦痛等，均是其例。“诗言志”的文艺观也多见诸魏晋诗作，如曹操《秋胡行》、《步出夏门行》均以“歌以咏志”为一解终了标志，既有重章复沓之效，又体现曹操以诗歌抒发时光流逝、功业难成的感慨意识。另外，曹丕《秋胡行》其二称“歌以咏言，诚不移易”，嵇康《代秋胡歌》七首均以“歌以言之”作结，潘岳《悼亡诗》“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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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价值为魏晋人所重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魏晋诗歌宣扬的情感主题主要围绕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纠葛展开，即使那些凭依田园山水、自然景物等对象寄托娱情之思的作品中也不乏对社会人生的关怀，这与南朝纯粹展现声色、描摹景物的作品不同。如清方东树评阮籍《咏怀诗》说：“阮公之时与世，真《小雅》之时与世也，其心则屈子之心也。以为骚，以为《小雅》，皆无不可。而其文之宏放高迈，沉痛幽深，则于骚、雅皆近之。”

四、魏晋诗歌对《诗经》由经典化向文学化的借鉴与改造yipindushu.com

上述三点主要从诗学观念角度，探讨了魏晋诗歌如何继承先秦两汉儒家诗论的三重功能指向和演变。从创作角度来看，作为诗论载体的《诗经》，从辞句、典故以及意象各个方面对魏晋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如曹操《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句，

魏晋诗歌在继承《诗经》言志抒情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了比兴手法，尤其在意象情感内涵的开拓方面更加个人化、人性化、多元化。一方面，譬物连类、以他物起兴成为魏晋咏怀诗寄托情思和展现内心世界的重要渠道，如司马彪《赠山涛诗》说：“苕苕椅桐树，寄生于南岳。上凌青云霓，下临千仞谷。处身孤且危，于何托余足。……中夜不能寐，抚剑起踯躅。感彼孔圣叹，哀此年命促。卞和潜幽冥，谁能证奇璞。冀愿神龙来，扬光以见烛。”

魏晋感怀诗对儒家价值准则、诗教传统、比兴手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沿承，其突出个体情感价值、个性独立思辩和批判意识，发扬秦汉以来情物交感论，体现出创作视野由外在向内在转化的特征。对此，《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