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诗教观在魏晋诗歌中大致有三种表现：一，以诗载道、以诗为教，或表现儒、释、道对立及融合的命题，或传达讽谏、训诫、激励、颂善等主题，主要表现为魏晋哲理诗、诫子、悼亡、讽喻及励志酬赠诗等；二，以诗为史，以历史事件、遗址的回顾和凭吊为触媒，体现对一朝、一类人事得失的纵向评述和感发，主要表现为魏晋咏史诗；三，以诗言志、以诗娱情，或以现实中自我人生的遭际为着眼点，重在阐发一人、一时甚或一生的感怀，或以亲情、友情及上下等级情谊等政治伦理情感为讴歌对象，表现对日常生活细节、公宴交游等交往过程，或以自然景物、气象物候、山川田园等为依托，展现内心闲适、奋进、焦躁、悲慨等主题，主要表现为魏晋咏怀诗、游宴诗及咏物寄寓诗等，上述三重功能指向正是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深入发展的结果。

一、魏晋之前儒家诗教观的传承与演变

春秋时代，诗作为政典史料的特色非常鲜明，一如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到汉代，经师为《诗经》篇章的历史断限，文臣贤士在政论奏议中的引《诗》鉴今，都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以诗为史传统的延续，像扬雄《法言•孝至》“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

先秦儒家以诗为教，是历来经学阐释与文论探讨的重点，它自然是儒家诗论至关重要的功能指向之一。因相关论述汗牛充栋，这里不必展开。以诗为教对汉代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影响深远，如汉初陆贾《新语•本行》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yipindushu.com

以诗言志（情），是先秦儒家诗论的第三重功能指向。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明确交待了《诗》与“志”、“乐”与“情”、“文”与“言”三者的对应表达关系，人的心志、情感以及内心要说出的话，这些本属人内心情蕴的东西得到了重视，可以说是儒家文艺观的发展过程的一次飞跃。上博《孔子诗论》着重探讨的是情、礼和合统一的问题，如第十简说：“《关疋》之改，……《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关疋》以色俞于礼。”

二、魏晋咏史诗由知识性价值向个体批判性精神的转变

魏晋儒学中衰，促进了魏晋士人批判继承汉代既有文化成果的同时，又跨越秦汉，在先秦时代寻求相应的精神资源，先秦儒家诗论的三重功能指向也得到了变革性的回应，时代特色愈加鲜明。首先来看魏晋咏史诗的情况。

魏晋重史，如左思、张华、潘岳、陆机曾为贾谧讲《汉书》，陆机《讲〈汉书〉诗》、潘岳《于贾谧座讲〈汉书〉诗》均较清楚的写出了众僚友共讲《汉书》的场景。另外，魏晋清谈之中品鉴和褒贬历史人物也是其重要内容。如葛洪《抱朴子•外篇•清鉴》就历评张飞、关羽、孔融、边让、邓禹、马援、萧何、曹参，王羲之《杂帖》也有对荀彧、诸葛亮优劣得失的看法。加之魏晋时期撰史之风颇盛，都促进了魏晋咏史诗的繁兴。如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就说：“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

魏晋咏史诗在数量和艺术成就方面均超逸前代，它们往往突破汉代咏史诗较为固定的知识性价值和借古事谏政的模式，转向自我情志的抒发，并以个体遭际反映时代弊政，从而既能引起读者共鸣，又具有强劲的批判力度。魏晋咏史诗以左思《咏史诗》八首为代表，其超胜前代的原因正在于立足《风》、《雅》言志的理念，故而王夫之《古诗评选》说：“《风》、《雅》之道，言在而使人自动，则无不动者；……太冲一往全以结构养其深情，三国之降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

东晋咏史诗在推扬个体生命价值、思考自我命运规律、假托古题批判当下政治等方面，又有了较大进展。此期咏史诗多在在对历史纵览中为当下的人生寻求处世策略，达到超然于艰难现实之外的目的。如袁宏《咏史诗》其二“无名困蝼蚁，有名世所疑。中庸难为体，狂狷不及时”、陶渊明《归田园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还旧居》“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饮酒》其八“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