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哲学家和老师，柏拉图在60岁时迎来了人生最大的考验。那时，他的人生经历已足以令人惊异：师承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的思维导师，并在雅典创建柏拉图学园。他一生致力于解开哲学和政治的难题，是当时动荡的雅典的闪光之处。柏拉图的作品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严谨的思维与远见卓识。他努力追寻着贯穿时代的统一哲学思想，以达成2500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的政治和谐。但60岁的柏拉图在其人生已然辉煌之时收到他从前的学生迪翁的来信。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邀请。这位他最为喜爱的学生受命辅佐叙拉古年轻的新王狄俄尼索斯二世，他在信中写道，叙拉古局势混乱，国王对哲学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发挥才干的机会。柏拉图认为，一个品行端正且接受过哲学教育的男人应该能维持公正法治。“我反复思考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请求，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去的想法从未占据上风。但我想若要将我的法律和政治理想付诸实践，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柏拉图这样写道。

因其家庭地位和个人性情，柏拉图从早年起便初具控制权力的能力。“我年轻的时候与许多其他人的经历并无不同，希望一成年便可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公元前404年，他的初次尝试不期而至。当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的胜利深深地撼动着雅典城邦的政治体制，并使之陷入崩溃境地。城邦一片混乱，一群斯巴达支持者仓促组成专制政府，这些统治者中有些人还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家人的朋友。“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政府，认为我适宜从政，”20岁出头的柏拉图写道，“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当时还年轻，相信他们会管理好，并带领我们的城邦由糟糕走向美好的生活，因此我抱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他们的动向。”没过多久，雅典历史上最为暴力残忍的权力机制开始施行。他们丝毫不知节制，决断而又无情。多年之后，柏拉图写道：“在极短时间内，人们便开始重新怀念起从前的政府，认为相比之下那才是黄金时代。”

这次惨痛的从政教训几乎足以使柏拉图脱离政治，但如我们所了解，他的一生都不懈地进行着社会秩序这一最伟大的人类实验。从统治者令民众不安的治国方法，到如何处理被称作“激奋”的情绪，滋生的政治愤怒像热柏油一样炙烤着每一个政府，却又是所有政治的胶粘剂。甚至，连当今的社会也是这样。谁才是统治者？柏拉图看见了一次次尝试和失败。他的家庭成员的残酷统治被推翻，被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新兴民主派所取代。没过几年，他们便又成为杀害苏格拉底的帮凶，之后又是一个新兴政治团体的崛起。他们摧毁了城邦的智慧生活。这让柏拉图感到沮丧，于是他建立柏拉图学园启发思维，将其作为或许是唯一安全的、合理的通向其政治理想的途径。他创造出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原始的、超然的哲学思想：人类可以通过努力获取知识，但是绝对完全和绝对完美的智慧是不可能获得的。我们可能会认为柏拉图的学园就像拉斐尔 16世纪的名画中描绘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并肩而坐，随意且轻松地进行探讨，第欧根尼在周围闲晃，不时抛出妙语。但真实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学园传承的精神是严谨古板的，其培养出的优秀学生均是在数学或玄学这些可以通过不变的现实度量中反复验证的领域取得了成就。柏拉图渴望得到一个定量。“法律和习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败坏，”他这样描绘那个时代的雅典生活，“结果却是，我虽曾满腔热忱地希望参加政治生活，但这些混乱的状况使我晕头转向。尽管我并没有停止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以及如何改革整个制度，但我推迟了动作，等候有利时机。”

因此，当迪翁来信邀请柏拉图到叙拉古（如今的西西里岛）辅佐年轻的国王时，柏拉图认为这是一个他必须接受的考验。公元前367年，他来到叙拉古港口城镇奥提伽岛，却发现他对这个国家也无能为力。他的朋友迪翁徘徊在被驱逐的边缘，而年轻的狄俄尼索斯仅曾对哲学抱有过短暂的兴趣，不出几个月便放弃了。想要有所作为实在太难。与此同时，邪恶的流言散播，流血与猜忌不断。而柏拉图的态度激怒了国王，导致他险些被贩卖为奴。几个月之后，国王宽恕了柏拉图，可他又在公开场合发表关于独裁危害性的演讲。这次狄俄尼索斯差点毒死柏拉图。“我是一名雅典人，作为迪翁的朋友和狄俄尼索斯的盟友，来这里为的是创造良好意愿，停止城邦间的纷争，”他后来这样写道，“但我感到筋疲力尽。”当柏拉图最后一次试图为新国王指引正义的道路，却又遭遇失败，很快他便被送出城邦。柏拉图用以下名句总结了他在叙拉古的时光：“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可问题在于，谁来统治？怎样的国王能成为哲学家？怎样的哲学家能成为国王？

当我们思考未来社会秩序问题时，也正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我们要将技术人员放在国王的位置上吗？从民主根源上看，我们应当如何利用他们创造的工具？叙拉古的失利萦绕在柏拉图的心头，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纯粹学者的想法无法与现实相互调节的灾难，它还反映出一种危机。统治者所应具备的性情是最难以平衡的工作。伟大国家不常出现，不仅因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赛，同时也需要统治者非凡的直觉和把握时机的能力，就像后革命时期法国的拿破仑，德国工业化时期的俾斯麦，或是在11世纪带领北宋进入全盛时期的苏东坡。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实属不易，这也是为什么邪恶常常出现于历史进程，以及为什么柏拉图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知道共和主义理想难以实现，以及轻易就能实现共和理想的可疑性。一个业余哲学家可能会如此描绘理想中的叙拉古政府：文明开化，接收外来思想，开放贸易，斟酌和平衡权力带来的特权以及义务。而叙拉古的现实情况却是，嗜杀成性的国王。这就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哲学所必须填补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我们应当清楚我们目前的处境：一股新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我们袭来，旧有秩序分裂，我们苦苦挣扎，困惑于如何填补现状与未来的差距。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时代，在启蒙运动之前，他们的重点自然在于对国王的教化，毕竟那时国王的手中掌握着大多数权力，统治者的好坏是决定性因素，但我们的时代有不同的平衡原则。我认为，我们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统治者，还取决于公民的素质。我们的未来在于那些因人工智能的进化而随时随地高度集中和连接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要做好被这些系统和他们的操纵者所征服的准备。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防御不是等待英明的领导人出现。他们不可能从一个为旧秩序服务的体制中出现，再说，现在的领导者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寄希望于伟大领导人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冒险。我敢保证，依靠自身力量才是更好的选择。启蒙精神的精髓在于激发公民意识，我们过于盲目地为了便利而舍弃自由，而这一精神也将确保我们在未来不会沦为不可控的未知力量的奴仆。yipindushu.com

这些说来似乎很轻松：我们都需要掌握更多技术知识，我们需要新时代的柏拉图学园向我们的孩子、领导以及自己教授连接时代的原理。毕竟，为防范机器和“新阶层”以及连续时代可能带来的摧毁一切的危险，我们最好对它们有所了解。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具备更多的技术知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领导者并不具备第七感所需要具备的技术本能。大人物们对他们邮箱密码这种最普通的数据流的原理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更别说意识到空间和时间压缩的重要性了。与现今政治热点问题相比，例如战争犯罪或经济复苏，这种意识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快速连接世界的光纤将改变未来，并将转变政治的方向。我们需要培养自如运用网络并与网络危险对抗的能力。

当然，更多的技术知识必不可少，但我不认为专业知识的匮乏会成为我们的短板。我们需要建立更多计算机编程学院，加强对网络选择的普及教育。我不认为螺栓头的短缺会让人类走向毁灭。相反，面对压力时我们人性的一面可能会让我们失望。我确信，未来几年一定会有人鼓励我们让“新阶层”没有生命的技术工具掌控我们的世界，而这将是一场灾难。变革者将在人类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仅靠他们并不能书写新的篇章。我认为，若要求他们运作政府，他们便会像柏拉图的亲戚那样实行可怕的独裁统治：一群家伙聚在一起，深信自己可以控制住局势，然而当他们对迅速变化的人为因素和网络力量感到不知所措时，最后会留下疯狂的杀戮。他们用科技手段操纵我们的选举，左右我们的意见，操控我们的情绪，就像机器冷冰冰地决定我们肝脏的命运，过滤新闻或控制我们的财产安全一样。“大多数计算机软件都是垃圾，这是因为大多数软件都只是被编写出来，而不是被设计出来的。”程序员、企业家米奇•凯普写道，“程序员往往更重视程序的内部结构，而不重视其外部设计。”他们追求创造原理复杂的机器，以功效为最终目标进行代码编写、内部设计及闭合控制的想法，这将危及人类的商业自由和政治。

我们能指望当前的领导人跟上这种变化趋势吗？似乎不太可能。他们以一种奇特的自信继续挥舞着依靠工业力量制造的陈旧工具。不，失败并不会使他们狼狈不堪，成功才更为恐怖。领导人将沉迷于利用新工具满足他们的利益追求，为他们服务。他们也许会担心这样的工具有一天会报复他们。但这种担忧很快被无知、贪婪以及只考虑“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的想法所掩盖。因此，我们发现自己的未来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是在这样两类人手中：一类无视网络，另一类无视人性。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自我教化。我们需要培养敏感度，看穿试图操纵我们的事物，并采取行动。我们要将技术和历史的原理和本能纳入思考。技术时代我们的有力武器是人性，旧的政治机器与新的思维机器都无法与之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