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承袭太极思维法则,把人分成三种。老板是管理者,员工是被管理者,而介乎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干部,则一方面是管理者,另一方面也是被管理者。至于管理的气氛,中国式管理不主张在人治和法治之中选择一种,却十分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说起来实施法治,运作时却有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4)。
太极思维的运用
中国式管理重视“全方位的观点”
西方人重“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样一直分析下去,各领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的结果使得很难找到整体化的解决方案,正应着庄子当年所说:“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以自耀。”“一察”就是一端,看到某个部分,便要以偏概全。好像耳、目、鼻、口一般,各具相当功能,却无法互相配合。 中国人不反对分析法,只是在分析以后,必须加以综合。中国人重“合”,以综合法来统合经过分析的东西,称为“全方位的观点”。 中国式管理,同样讲求全方位。庄子讲过:万事有所分,必有所成;有所成之后,也就必有所毁。一切事物,若是从通体来看,既没有完成,也没有毁坏,都复归于一个整体。 “二选一”的结果,往往趋于极端 把二看成三,意在分析成为二之后,不要二中选一。因为二选一的结果,往往趋于极端。梁漱溟指出:“把一个道理认成天经地义,像孔子那无可无不可的话不敢出口。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他认为“事实像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5及。 对也会推成错 事实像是圆的 “无可无不可”原则 依西方二分法的标准,无可无不可根本就是是非不明、不敢负责、不愿意明说的表现。受其影响,现代中国人不了解“无可无不可”,竟然也跟着鄙视起来。其实,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主张,是从“可”与“不可”这两个极端的概念中看出第三个。中国式管理依据无可无不可的原则,凡是两个概念都能够看成三个,无形中又多了一种选择,所以弹性更大、包容性更强,其实就是“合”的效果(7)。 把二看成三 例如西方劳资对立,员工是劳方,资本家是资方,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很难达成协议,更不容易建立共识。各说各话,划“分”出不同的立场,然后讨价还价才勉强和解,但是其中的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在劳资之外,看出一种“介”方,也就是媒介的意思。平时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尽量采取间接方式,通过干部的承转,养成习惯之后,一旦劳资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也会通过干部,让老板拥有回旋的余地,比较容易化解问题。不像现在这样西方化,劳方遇有问题,都要与老板面对面直接沟通,弄得老板不像老板,失去应有的尊严,一气之下干脆关门不当老板,结果还是员工更加倒霉。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问题必须解决,乃是西方式的管理心态。在很多西方人看来,问题只有“解决”和“不解决”两种选择(8)。于是解决的视为负责、尽职、有担当,而不解决的即视为不负责、不尽职、缺乏担当。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知道不解决不行,问题一直持续下去,终究有一天会恶化,以致无法解决,或者花费更高的成本。但是解决也不行,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势必引起其他的问题,甚至爆发更多、更麻烦的问题,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岂不悔恨已晚? 二选一 在解决和不解决之道中,有一条“合”的途径,称为“化解”(9)。中国人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是在无形中既解决问题,又避免后遗症,或者把它减到最少的地步。“化”的功夫了得,是中国人的太极功法。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实际上把所有问题都化解掉了,化到好像没有问题要解决,这才是把二看成三的实力。 二合一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管理是一种历程,起点是修己,终点是安人。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把自己修治好,再通过做人做事的具体表现促进大家的安宁。 中层干部可以在管理的历程中,通过好好做人把工作做好。在职场中修炼自己,逐渐提高层次,完成修、齐、治、平的任务。 美式管理是“我要—我成”的历程 现代化管理源于美国。美式管理脱离不了“我要—我成”的历程(10)。“我要”代表“目标管理”,“我成”代表“成果管理”。由我订立目标,由我去执行,最后拿出成果来。若是成果和目标十分接近,甚至百分之百达成或超越目标,就会获得奖励,否则就要接受惩罚,有时还会被裁换。整个管理历程,充满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精神,以“竞争”为手段,拿“数据”做标准,来分出胜负,判定死活。 美式管理 日式管理是“同生共荣”的历程 日式管理和美式管理刚好相反,他们所构成的,是一种“同生共荣”的历程(11)。“同生”表示一起进入公司的辈分,“共荣”表示大家共同分享的荣誉。同生要有同死的觉悟,培养出一生一死的交情,准备共同奋斗,绝不临阵脱逃。共荣也要有共辱的打算,因此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却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整个管理历程,充满了“大和魂”的“爱团体精神”,以“一家人”为号召,“互助”为手段,以“不事二主”为标准,一致对外,奋战到底。 日式管理 中国认为:目标和成果只是管理的一部分 达成目标不一定会得到奖励;未达成目标,也不一定会被惩罚。而且,同样是接受奖励,内容却并不一样,有时高有时低,经常弄得人一肚子火气。同样受到惩罚,标准也不一致,有时严苛有时宽松,好像大家都在碰运气。 成果的评量,其实也不可靠。生意好做的时候,闭着眼睛业绩也很高,这样的成果,得来不费吹灰之力,有什么稀奇?生意不好做的时候,竭尽全力业绩依然不高,评量得再正确,又有何用?这充分证明成果评量,实在算不了什么,至少不足以代表一个人的努力程度。 目标和成果固然很重要,但不是管理的全部,充其量只是管理的一部分。我们也不接受同生共死的观念。同生只是一种机缘,有幸一道进来。然而进来之后,就应该各凭本事,自创前程才对。怎么可以大家绑在一块儿,同归于尽呢?一个人的成就,在于“同年之中我最行”,哪里肯同年同倒霉呢? 中国人乐于有条件地共荣 共荣当然很好,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让我沾一点光”。中国人讲求“合理”,沾太多光大概没有人愿意,因为相差太远,迟早会被揭穿、出洋相,不如及早放弃,以求藏拙。沾一点光,表示相去不远,稍微踮起脚跟,便能一般高,当然不能也不必过分辞让。若是别人依样画葫芦,也来沾我的光,标准依然如此,只是稍微严苛一些。差不了多少,让他沾光,说是有福同享;差得太多,不让他得利,反骂他要称一称,自己到底有几两重? 同生共荣,中国人并不是不赞成,而是应该有一些弹性,让各人自行斟酌决定。究竟要同生共荣到什么程度,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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