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离三国时代非常久远，很不容易想象当时的情景，加上现代人把跳槽看成正常的现象，所以才以吕布为例，来说明跳槽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谈《三国演义》，应该以人物的品德志节为中心。历来评论三国风云人物，大概都不会褒奖吕布，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他不是正直诚实的人，品德很不好。

有才能而无品德的人，注定一生不会有好结果。这种说法，现代人大多不相信，所以社会才会这么错乱。通过我们长期观察，时至今日，这个道理仍然适用。以吕布为鉴，是我们的建议。作为领导者，意念真诚，心自然就能够端正。诚信的重点在一个“正“字。只有先端正了自己的心，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吕布生得器宇轩昂，威风凛凛，手执方天画戟。后来他又得到董卓的爱马赤兔，更是英雄配良驹，为什么搞得后人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呢？原来他年轻的时候，认荆州刺史丁原为义父，追随丁原作战，建立了很多战功。和董卓对阵时，杀得董卓大败，引起董卓的惊奇和恐惧。于是由吕布的同乡李肃出面劝说吕布，希望他改投董卓的阵营。李肃为什么敢于承担这样的重任？因为他素知吕布有勇无谋，又见利忘义，于是建议董卓以赤兔良马，加上黄金一千两、明珠数十颗、玉带一条这些厚利引诱吕布。这和今天的公司，以高职高薪，配以名车、豪宅，要人家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是同样的情况。所不同的是，丁原和董卓这两家公司，前者是老字号，一切合法，而后者则是不合法的仿制品工厂，当然不能够随便携带公司的秘方，为利而跳槽。

结果，吕布为了获得董卓的重视，竟然把丁原杀死，提着丁原的首级前往请功，并且一见面就认董卓为义父，更是令人觉得无耻至极。财关固然难过，也不致为财而不仁不义到这种地步，难怪后世的人不肯提他。

赤兔马是名马，吕布应该想到董卓为什么舍得给他。他听从虎贲中郎李肃的片面之言，说什么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又说董卓为人敬贤礼士，赏罚分明，日久必成大业。他也不想想卖主求荣，已经为人唾弃，居然还杀主求荣，而且马上改变原本以董卓为叛贼的观念，认董卓为义父，足见其完全不知道“义”是什么。

董卓要吕布，不过是为了废少帝改立陈留王，自己可以完全操控大局。他本来也舍不得赤兔马，经不起李肃“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马”的劝告，才答应送给吕布。董卓舍马，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吕布为马杀主，是毁掉自己的前程。成也赤兔，败也赤兔。这一句话将来应在关羽身上，也是同样的状况。赤兔终竟是马，好坏全看骑马的人，不能把责任推在马身上。

如果吕布稍微改变一下，赤兔马照收，投董卓不干，将来骑着赤兔马斗董卓，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恐怕我们也不会认同他的做法。因为我们评断一个人，不会就赤兔马这一个案来论定，而是大多采取综合的考量，从一个人的生涯历程，来看这个人的品德修养，然后再行评论。关羽赤兔马照收，投曹操不干，骑着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我们把他捧得天高。换成吕布，我们一定把他骂成贪取不义、光收礼不办事的小人，仍然是无耻至极。

领导力箴言

作为领导者，意念真诚，心自然就能够端正。诚信的重点在一个“正”字。《大学》指出：有所忿怒、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又换的时候，新旧不得其正。一旦领导者的内心，过分忿怒、有所恐惧、有多好乐、有所忧患的时候，心就不得其正。一旦领导者的内心，过分忿怒、恐惧、贪者忧虑，就会造成心不在焉的现象，因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做出来的计划，就会十分偏差而不可行。忿怒、恐惧、贪忧虑都是常见的情绪，必须适当加以节制，使其发而中节，才能正心。

心端正了行事才能端正。我们常听人说：“那个人心术不正，品德败坏。”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心术端正、品德高尚比什么都重要。人们认为品德不好但才能很高的人危害更大，因为他们更有能力作恶。

作为一个领导者在用人选人和自身修行方面，一定要格外注意品德修养。

刘备放徐庶：安人措施需要及时调整

刘备是个称职的领导，“情、理、法”兼顾得当。合乎中庸之道的管理，称为中道管理，目标是追求恰到好处，以便安人。依照“老天爷赋予人的本性”之道来管理，最合乎人性的需要，所以是人性化的管理。

徐母殉节，是谋士程昱的诡计。神仙打鼓，有时候也会出错。徐庶再高明，这件事情突然发生，也使得他方寸大乱。偏偏孙乾劝告刘备，必须留住徐庶，以免为曹操重用而危害我方。还说什么徐庶不去，徐母必为曹操所害，徐母一死，徐庶就会力攻曹操为母报仇。说得很有道理，刘备一句也听不进去，所以也没有办法冷静地分析利害得失。徐庶一片孝心，刘备仁德为先，两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徐庶到许昌，徐母便能得救。刘备大方地祝福徐庶善事新主，以成功名。徐庶则发誓终生不设一谋，使曹操白忙一场。两人仁至义尽，但徐母仍自杀殉节。

一个人应该用理智来指导感情，不应该以感情考虑事情。由徐母殉节这件事情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刘备和徐庶都冷静下来，相信会进一步推论出后来水镜所说的：徐庶不去，徐母还可以存活；徐庶一去，徐母必定殉节。

这件事刘备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徐庶是孝子，一心一意求去是必然的。但刘备应该冷静地为他分析，帮助他用理智指引感情。

最不应该的，还是孙乾，说一些反效果的话。难怪水镜说他不过是白面书生，并非济世之才。跟着刘备那么久，那么近，居然不了解刘备。

领导力箴言

刘备想让徐庶为己所用，那么就要让他安心地和自己站在同一阵线。但是，情况却随时发生着改变。虽然徐庶也愿意为刘备匡扶汉室出力，但却受制于曹操对其母的控制，这是刘备没有想到的。刘备知道徐庶是个大孝子，却没有理智、冷静地考虑一下其母的为人。最后，刘备为了成全徐庶的孝心，保证徐母的安全，让徐庶去曹操阵营，但还是没能保护徐母。

可见，安人的目标是固定的，但是安人的状况则是变化的，必须随着当时的人、事、地、物来衡量，采取不同的安人措施，才能见效。中国人被误认为“做事不讲原则”，“凡事五分钟热度”，其实是“有原则却必须权宜态度”“一阵子不改变却无效果”的表现所引起的误解。

安人的原则不变，安人的措施必须随时空而调整。安人就是要把部分“合”起来，“合”成一个整体，而且促成“整体大于部分和”的成功。透过“己安”和“人安”，来合成“人安己安”的和谐。安人的历程，便是“有开心的交心，结交新人而共同关心，然后产生同心”的一连串“心”的变化，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管理是“心连心”的过程，而安人则是“心连心”的结果，应无疑义。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安人都要从实际出发，做切实可行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刘备的决策没有能够和徐庶、徐母连心，所以才失去了徐庶这员大将。

刘备携民渡江：以人为本才能成大事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说中国人很被动，其实不然。中国人很喜欢主动，只有不会领导的人才会把所有的人都领导成被动的，而且使自己非常辛苦；会领导的人不仅能让大家都变得自动自发，而且自己也会因为无为而轻松愉快。刘备正是抓住了这个重要规律。

诸葛亮建议，曹操大军当前，樊城守不住，不如去襄阳暂住，再作打算。刘备说百姓相随已久，实在不忍心弃他们而去。诸葛亮表示不妨公告：愿意留下来的，自便；想要一起走的，同去。想不到百姓的反应竟然是宁愿死，也要追随刘备。扶老携幼，哭声不断。刘备在船上，看见这种悲惨的景象，大为悲伤。为了他一人，使百姓遭此大难，活着又有什么意思？他想要投江而死，幸好左右及时阻止。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痛哭不止。

刘备投江的动机究竟如何，唯有他自己知道。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加以猜测。因为说来说去，都找不到证据，岂不等于白说？刘备来到襄阳，刘琮不敢见他。蔡瑁令军士乱箭射下，魏延大骂蔡瑁卖主，砍死守门将士，大开城门，欢迎刘备入城。文聘飞马引军而出，大喝魏延造乱。刘备说他本来想保护百姓，现在两下军兵自己打自己，反而害民，决定不入襄阳，改走江陵。众将建议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这样一路看来，刘备应该是真心爱民才对。由此可见，他和曹操相比较更显得仁义。

领导力箴言

曹操靠天时，孙权靠地利，刘备靠民心。中国的管理思想，以儒家为主流。而孔子论道，大抵以仁为主，仁就是爱。员工的人性，要以关怀、关心、珍惜、真情、爱心来组织和感化，而这些都应该合理，不可以过分，以免造成滥情的恶果。

“仁”引申为安人之道，只有爱心的管理，人才能安。管理的一切措施，均以“安人”为衡量标准，能安才做，不能安便不要做。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安人，只要人不安，其他的其实都不太管用。使员工由不安而安，是领导者最主要的责任。因此，安人之道是管理成败的先决条件。每一个人，只有合理地将心比心，设身处地，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才能产生合理的规范、制度。

管理合理化，要从管理人性化而来，人人都能安，才是真正的合理。事实上，管理是离不开人情的。空喊制度而未能合理，即是“恶法”。标榜合理却不能为同人力挺，便是未得人心，大概有违人情。所以如何“安人”，才是管理的最终目标。“安”就是“大家好”，领导者以“大家好”的“公心”来感应员工，员工有了“大家好”的意识，才能有好心情，对于一切“理”“法”，自然接纳。管理人性化，其实就是合乎人“情”的管理。

人性化与合理化是制度化顺利有效的基础，领导者不重视人性化而追求制度化，乃是“舍本逐末”。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领导者“克己”（去私）“复礼”（循理），便是返显“仁心”。具有“仁心”的领导者，在创立、修订与执行制度时，员工才会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