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关于改变的现有理论都会描述一些渡过难关的转折点。在某个关键的时刻,你发现自己再不能忍受这个样子的自己了。尽管在这种条件下你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性和有逻辑,但如果你用一张简单的表格来分析你继续当前行为的相关成本和收益,将会发现这一行为是不可持续的。而一旦感觉到必须做出某种调整才能继续生活,你似乎就别无选择了。
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和心理的疼痛最低点。首先,生理构成决定了每个人先天对疼痛的敏感程度不一,但可以通过后天的自学或外部学习来对这种敏感程度做出解析和反应。区分世界级运动员和业务爱好者的方法之一是前者能通过训练改变对疼痛的感受,仅把它当作一种有用的反馈而不是单纯的受罪。
“你可以一直追求更高难度,”前自行车比赛选手克雷格•刘易斯(Craig Lewis)说。他在参加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时,大幅度地撞向路标,小腿骨折,4条肋骨断裂,手臂神经严重受损。进行多次手术后腿伤还没好,但他忍着疼痛在短短几个月内又重返赛场了。评论员鲍勃•罗尔(Bob Roll)说:“骑自行车受伤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的确,像刘易斯一样的赛车手,每天训练长达6个小时,燃烧热量超过9000卡路里,生理系统几乎到达极限,到达终点时扔掉自行车他们几乎走不了路。
疼痛基本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让你停下手上有问题的事情。如果最开始你忽略这个信号,它会变得愈加尖锐和持续。有些人学会“享受”这种感觉,或至少让它变得有用起来。这被用来解释一些自残行为,比如成瘾、割伤以及其他。 任何成功的改变的第一步都是要认清有待解决的问题。这看起来容易,但实际却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弗雷德(Fred)的同事、新朋友和家人都说他是一个极度郁闷、孤独又死板的人。每一件事都要按他的方式、条件和标准来做。一天他和太太去散步,但要走他选好的路线,按他的速度走去他想去的地方。他太太尝试跟他商量:“哎,这次我们就不能走别的路吗?我想要到周围走走看。” “好啊,”弗雷德生硬地回答说,“如果你想要走那条路,我就走这边。”然后他就径自往前走,留下他的妻子气呼呼站在原地。不久,弗雷德老婆就提出离婚了,这也不奇怪。弗雷德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也不愿意为他们的问题承担任何责任。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跟朋友的关系这么支离破碎,为什么他在工作中被说成是难缠的人。而他自己认为,他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其他人很难对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完全正确:他几乎都是按自己的意愿活着,一点问题都没遇到。除非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刻板和固执,否则根本没有足够动力刺激他做出改变。 在朋友的帮助下跨过这道门槛 疼痛、痛苦和不适感是人们停止做有害或无效的事和寻找其他更有益的替代策略的负强化物。从这方面来说,它们属于强大的动因。但强烈的改变的愿望可从描绘积极的愿景中产生。 “我刚申请破产,我现在身无分文了。”一个男人说道,“我欠每个人钱,即使事情被抹得一干二净,我还清债了,我还是觉得很羞愧,因为我没有信守承诺。还了15年的贷款后我的家没了。我的孩子们很快上大学了,但我根本没钱替他们交学费。最糟糕的是,我们不得不搬到一个小公寓,每个人都要疯了。” 这个男人的痛苦在于:他很清楚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一直以来从事的行业很快就要被淘汰了。他工作越来越努力,收入却越来越少。然而,他仍然不愿做出必要的改变。“我不停地说服自己,事情会变好的,即使我知道这永远不会发生。”虽然疼痛和不适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它们仍然不足以推动他跨过这道门槛。 “整个职业生涯我都在做一名个体承包商,”他解释说,“所以,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真正的老板手下或在机构里工作过。但是,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第一次觉得拥有一份稳定的工资和固定收入是很好的事。从前我对体制不在乎,但我现在很渴望。我已经厌倦了一个人打拼,而且实际上跟同事在固定的办公室工作也许挺有意思的。” 因此,促使他改变生活方式的催化剂,不只是他想要逃脱这一切,也是他对未来(可能会比之前更好)的新的令人激动的梦想。希求未来的回报和避免更多的惩罚催生了这种强烈追求有所不同的欲望。 也是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结,人们得到了所要的支持,从而去做最困难的事情,穿过一扇门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道格•埃利斯如果没有朋友和照顾家人的动力,他绝不可能改变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没有顾问的帮助,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典范。没有和顾客的紧密联系,他很难继续接受治疗项目。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有长期毒瘾的人因为要帮助他人从而改变了自己。“我改变的转折点是我弟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抑郁症,为了他和家人我得坚强起来。”事实上我们几乎不可能低估这种对他人的爱的力量,它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主要动力。最重要的是,人类是族群动物,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存在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如此。这是生物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故意伤害自己的原因:这是对个人为了群体而牺牲自我的最好的解释之一。同样这也是人们如果改变他们的生活,却不为自己着想,而是为别人着想的最强大和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之一。 或中庸、或深刻的见解 如前面所说,接下来也会进一步讨论到,改变可以是微小的、渐进的,也可以是天翻地覆的。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写了一本很有名的游记《在路上》(犗狀狋犺犲犚狅犪犱),某个早晨他在一个陌生的旅馆房间醒来(当然,他有可能是宿醉),发现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没害怕,”他坚持说,“我成了别人,有点儿陌生,我的整个人生就是行尸走肉般的鬼魂的人生。” 虽然单靠意识或洞见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它肯定有助于改变的发生。有很多人参加治疗项目或自助小组,阅读励志书籍,或参加成长研讨会,但多年来日常行为却都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也许能够追查到核心问题的起源,非常了解自己遇到的困难,能够专业地讨论深层次的暗喻、思维方式、待解决的问题,但仍然无法将这些转化成任何建设性的行动。 喜剧演员和电影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治疗,但他的行为并没有太多明显变化。“总的来说,我认为是有帮助的,”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但没有我想的那么有用,而且以一种他们没有想到的方式起到了作用。”他的意思是治疗已经成为习惯和依赖。“没有戏剧性的时刻,没有特别的见解,没有眼泪,你知道,没什么特别的。” 采访者本身是一个心理学家,进一步问他,表示不太相信几十年来他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变。 伍迪点点头,脸上面无表情。“我躺在沙发上,按医生说的去做。但八年后的某一天我坐起身,和治疗师握了握手,决定结束这一切。” 然后他又重新开始,换了一个治疗师,结果却差不多。采访最后,他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和伟大之间唯一的障碍是我自己。” 伍迪似乎学到了一两件对他有用的事。但我们感兴趣的洞见更多被归类为一种顿悟、认识的超然时刻,所有事情都集中在一起,你必须保证采取行动的过程清晰透明。这一事实如此确凿,以至于除了就已知采取行动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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