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不仅仅因为父母的残忍离异，而且在父亲搬走之后，我要留下来照顾沮丧的母亲和弟弟们。我常常能听到紧闭的门后母亲的哭泣。直到今天，只要我一回想，我就想起她的呼吸带有威士忌气味。

很多时候我害怕母亲会伤害她自己，随时准备打电话给她的医生询问该做什么。大约14岁时，我向医生咨询有关母亲的状况和治疗的情况。好几年后，也就是在越南战争期间，我想逃过征兵，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去见了那位心理医生，他同意给我写信说明我情绪很不稳定会屈服于那些试图杀我的人。

逻辑上来说，这个医生会是我咨询自己困境的第一人选。毕竟，他了解我的家庭史，并且为我母亲治病治了那么多年，而且某种程度上他是这些年来了解我生活的人。

根格斯医生有一家好莱坞式的为经典精神分析开设的诊所。我一走进他的诊所，他就从弧形桌子里走出来正式迎接我。环顾了下周围，我注意到角落里有一张诊疗床，书架上有皮革装帧的弗洛伊德的著作，还有一些被隔离开来的作为出入口的门，这样他的病人们就不会看见彼此。

我在他桌子对面的皮革椅上坐下后，深吸了一口气，等着他开始：他像一个猎手一样一朝我扑来。我以为这将是我说他听的分析诊疗，显然我误会了。根格斯医生一个接一个地向我发问：我来做什么？为什么来见他？我妈妈怎么样？（她早几年去世了。）

我解释说自己已经从事治疗很多年了，但开始对工作感到不满意。所有的病人听起来都一样。我真的认为自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感觉我做的事没有什么意义了。我想超越自己或者做些别的，或者至少不再那么孤立地工作。

根格斯医生手托着下巴沉思着，然后在他桌子上的便笺本里记了些什么。

他并没有回应我的问题，而是问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好像我是一个接受审讯的罪犯，而他则让我手足无措。

我有点儿结巴，弄清他的目的前有点儿说不出话来——我很想满足他，但我意识到我以失败告终了。我其中的一个设想是以为他会为我也成为了一名治疗师而感到骄傲。

“我想应该是我的弟弟。”我最终回答道。

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我继续。我注意到他一直在做笔记，但想象不出五分钟的交谈后他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我记得弟弟刚出生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医院，我……”

“你那时多大？”他打断我。我想他接下来该会问我排行老几。

“我想大约3岁。”

他再次抬起下巴，示意我继续。

“记得当时我们正要离开医院。父母应该是带着我去接刚出生的弟弟。记得我坐后座，他们坐前座。回家的路上，他们把弟弟放在我的膝盖上让我抱着。”

“嗯，”他脸上有种自鸣得意，“那你当时感觉如何？”

“感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吓坏了。”

根格斯医生扬起头，示意我详细说说。

我当时只有3岁，爸妈就把一个几天大的小婴儿放在我腿上。我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当时他在哭，我吓坏了。”

医生又在他的便笺本上做了笔记，然后看了我一眼。“明白了吧，”他说，“这就是你的问题。”

“什么意思？”这让我更加困惑了。我能感觉自己后背在流汗。这家伙着实吓到我了，不仅生硬唐突，还让人捉摸不透。也许这是他的策略之一。

“简单，”他对我说，好像我是个小孩，“你不想长大。”

“我不想？好吧，我想有可能……”

“看到了吧，即便现在，你还在推理。你总在绕圈子，却不直说你的想法。”

“呃，我只是想说……”

“你害怕负责任，”他又一次打断我，“这就是你的问题。”他将身体向后靠到椅子里，抱着胳膊，脸上露出微笑。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认为你懂。”他回答。

我对这次谈话简直无语，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我一直在跟他交锋，却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听着，”他解释道，“你最早的记忆是害怕——你说的吓坏了——对承担照顾弟弟的责任感到害怕。

我点点头承认了，但根本不知道这能说明什么。

“现在是一样的情况。你在努力逃离恐惧。”

“我有吗？”我感觉被激怒了，他这样让我很生气。我已经感觉很脆弱了，这样使我心理更失衡了。

“好啦，成熟点吧！做治疗师是很辛苦的。你做这个多久了？10年？”

“更久些。”我低声说，胳膊抱在胸前。

“无论怎样，”他耸耸肩，“问题是从你记事起到现在，你都在不停地逃避责任，尤其在事情变遭的时候。”

好吧，他还不算太离谱，我对挫折、无聊、耐心此类的忍受力确实很差。他有点儿像把我钉在了墙上。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了。我应该更富有责任心，坚持不懈地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憧憬其他。

我一头雾水，蹒跚地走出他的办公室，筋疲力尽，累得快走不动。好不容易回到自己车里，我直直地坐了好几分钟，之后潸然泪下，再后来开始号啕大哭。

现在我在想应不应该再去找这个家伙？我一方面被他的生硬吸引了，他攻击了我以为自己所想就是现实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却确信他是个疯子，是个唯我独尊的恶棍。他是我最不想成为的那种治疗师。他非但不温和不亲切，还挑剔又批判。他是我见过的最苛刻的混蛋。不过，那兴许是我需要的呢？

当我恢复过来，我意识到根格斯医生确实有帮到我。有趣的是，我感觉他既没在听我说，也没理解我，只感觉到了他在攻击和羞辱我。我甚至不同意他说的绝大部分，但他却让我极为诧异。他逼迫我，刺激我。我不愿意，但我承认我很欣赏他的蛮横的诚实和直接。他的人格力量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我从他古怪的方式中找到了乐趣（至少在事后）。

我知道如果我能鼓起勇气再去找根格斯医生，我这钱就花得值。他会采用我难以逃避或糊弄的方式挑战我。他确实让我从全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不是因为他期望我认同他对责任的说法，而是恰恰相反：在那次会面中，我对自己不想做的事更明确了些。他不会想到他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有力地推动、逼迫我向前走了一大步，而这是我这段时间里一直在考虑却因为害怕风险而没有付诸实践的。我知道我想让我的生活发生一些重大而戏剧性的变化，比如全家搬到另一个地方，辞掉全职工作，或者重新规划生活。但我也感觉自己在犹豫，不愿放弃一切从头开始。

我反复思考根格斯医生的告诫——他说我不负责任、逃避义务和做这一行的辛苦。但我也为他随意评判我感到愤怒，尤其他是我寻求肯定和支持的第一人选。20年过去了，我仍在心里和这家伙说话——为自己辩护，重申我的选择，通过追求理想向他证明我是对的，而他错了。

有趣的是，回顾这一经历时，我突然得到一个启示：根格斯医生在不知情无意识的情况下激活了一个熟悉的模式，即某个权威告诉我的因为局限性我不能做什么。我父母过去经常取笑我说我太懒太平庸了，不可能考上大学。我的辅导员说服我去上职业准备课程，因为她认为我不是上大学的料。我的整个人生都在反抗那些把我的命运抓在手里的人。如果说我对选择一条艰难而有挑战的道路犹豫不决而站在悬崖边上，那这个傲慢自大的家伙就是把我推下悬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