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分析又叫做工作研究、科学管理、工业工程,至今已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如前所述,它可以追溯到泰勒在19世纪80年代对体力工作的各项操作所进行的研究,如他在钢铁厂中所做的著名的铲沙研究。在泰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后不久,科学管理基本上就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了。在大战期间以及紧接着的一段时间里,泰勒最有成就的两位信徒弗兰克•吉尔布雷思(Frank Gilbreth)和亨利•甘特(Henry Gantt),为泰勒的科学管理增补了可以称之为工作分析的“脚本和句法”。
吉尔布雷思对体力工作所包含的全部动作进行了研究、识别和分类,这些动作有“举起”、“移动”和“放下”等。他把这些称为基本动作,并列出了所有的体力操作,指出了每一项基本动作怎样才能够最好地完成、要求一些什么活动和需要多少时间等。有人指出,吉尔布雷思所提出的基本动作不像是字母,而像是中国的象形文字,是一种基本单位的符号,本身就包含着进行操作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与此同时,甘特则致力于工作中操作结构的研究。他所发明的甘特图,从所要的最终产品开始,然后概括出获得最终产品所需要的每一个步骤,并表明它们在整个流程中的次序和所需的时间。实际上,甘特图创立了工作的句法——排列次序。
不仅工作分析这一学科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而且其实践也已经相当普遍。在工厂和运输业,工业工程都是生产工作的共同特征。就是在文书工作中,工业工程也日益得到重视和应用。目前,工业工程已经被公认为是一门专门学科,出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如前所述,工业工程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 因此,管理者都倾向于认为:他们已经了解了工业工程中应当予以了解的全部内容。他们可能提出这样的理由:工作分析是有用的,但正如成本会计一样,它也是一种已经为人熟知的工具,因而用不着他们多去关心了。他们深信自己已经了解了其基本要点。面对提问者,他们会这样回答,工作分析基本上包含以下四点内容。 1.识别生产一种已知的最终产品、做好一项已知的工作所必需的全部操作。 2.对各项操作的次序进行合理的组织,以便使工作流程尽可能地最容易、最流畅、最经济。 3.对每项操作及其再设计进行分析,以便最有效地完成每项操作——包括提供恰当的工具、所需的信息并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提供合适的材料。 4.把这些操作整合成为不同的作业。 实质上,这些就是工业工程的书本和课程中所讲的内容。但是,这并不符合——至少是不完全符合有效进行工作分析的要求。 首先,标准答案忽略了工作分析中的第一个极为关键的步骤。工作分析不是从识别各项操作开始,而是从界定所要的最终产品开始的。正如甘特在60年以前就已经指出的——而此后却很少有人认识到——工作分析必须从下列问题开始:“我们需要生产什么?工作本身是什么?应该如何设计最终产品,以便尽可能最容易、最富有效率、最有成效地进行工作?” 对于这么明显的事实,大家却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可能要归咎于泰勒——而这也许是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批评中惟一有依据的。泰勒总是认为最终产品是不言自明的,他注重的是个别的任务而不是综合的成果。 但是,如果从任务出发,而不从最终产品出发,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工作安排得挺好,但工作本身却是根本就不该做的。我们不能像泰勒那样,预先假定最终产品是合理的、系统的、连贯一致的。在绝大多数过程中,这只不过是一些未经考验的假定,是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以及人们的表象错误。如果人们从最终产品、从工作本身开始,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为什么要做那项工作?”通常所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认为最终产品是既定的、不容质疑的,往往会造成无效率——生产率损失——它们到底占多大比例,对此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但我曾经听一些有经验的工业工程师说过,这种损失高达总成本和总努力的30%——而我并不认为这种估计过高。 因此,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到:必须让工作分析人员参与产品和生产流程的设计。显然,最终产品不能主要从使工作变得容易这一点出发来进行安排。最终产品的基本规格是由用户,而不是由生产者的需要和价值决定的。但是,在这些基本规格的限度之内,在设计产品或服务时通常还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作是有效率的,还是无效率的;是简单的,还是存在着不必要的复杂化;是经济的,还是浪费的。 工作分析的传统定义中存在的另外一个缺点是:它包括了一些不属于其范围之内的东西——这一缺点已经为人所知。绝大多数管理人员——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工程师,至少是西方的工业工程师——在他们有关工业工程的定义中包含的第四步即最后一步,并不真的是工业工程的一个部分。安排作业,已经不是分析了。或者,更恰当地说,作业安排所需要的分析,已经不是工作分析了,而是对“从事工作”进行分析。在作业安排的过程中,工业工程师虽然也要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同他在工作分析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第21章中将予以讨论)。 员工在传统上对工业工程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把作业设计包括在工作分析之中。知识分子对现代技术、对现代工业和组织持敌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咎于此。 但是,应该予以抵制和批评的,是工作分析的错误应用,而不是工作分析本身。人们,特别是当代的心理学家,常常责备泰勒造成了工人的“非人性化”。但是,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正的。(由于泰勒在1880年并不知道弗洛伊德以后的心理学而贬低他,就好像由于伊萨克•牛顿在1690年并不知道量子力学和非欧氏几何学而贬低他一样。这一点,我在1967年接受高层管理学会颁发的泰勒之钥时,就已经指出了。) 装配线并不是泰勒发明的。实际上,装配线与泰勒没有什么关系。泰勒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最彻底地符合对待工作的最人道主义的态度。正如泰勒的著作所表明的,他知道:使工作富有效率只是第一步。他还知道:空着肚子或筋疲力尽的身体,并不是充实生活的基础。泰勒致力于“为员工福利打下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泰勒的最热心的支持者,是20世纪初叶美国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刘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这一点决不是偶然的。布兰代斯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伟大的自由派法官,在法庭上为人类的权力和尊严而坚强地进行斗争。例如,正是布兰代斯——作为泰勒亲自指定的公共关系代理人,为了引起人们对泰勒工作的注意,提出了“科学管理”这一名词。 但是,无论如何,事实总是科学管理或工业工程满足于“停留在泰勒停下来的地方”。在科学管理的学者或实践家当中,很少有人关心对“从事工作”进行研究,即对把各项操作综合成为一项作业进行研究。(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泰勒的一位门生阿伦•莫根森(Allen Mogensen)。他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进行了称为“工作简单化”的一种研究。这种工作简单化同目前被重新发现的“工作丰富化”相比,如果不是在某些方面超过的话,也是惊人的相似。) 管理人员必须清楚:工作分析的逻辑,与作业结构分析的逻辑是不同的。前者是工作的逻辑,后者是“从事工作”的逻辑。 有关工业工程师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普遍的一个误解是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工作分析就是全部工作。其实,工作分析只是使工作富有效率的第一步工作。工作分析只是要识别出各种具体的操作,以及它们的次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它所涉及的,只是局部,并没有涉及作为整体的生产流程,没有涉及生产流程的结构、经济性或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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