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彻底研究管理谚语的第一步，就是根据上面提出的原则，找到合适的术语来正确描述管理型组织。第二步就是研究理性的限度，以便全面、综合地列举出评价管理型组织时必须权衡的各项准则，这一步骤我们已概要讲述过了。而目前流行的谚语，只是那些准则中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一部分。

完成了这两个步骤之后，我们还要给各准则设置权重。由于那些准则或“谚语”往往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所以仅仅识别它们是不够的。例如，只知道组织中的一项特定改革将会减小管理幅度，不足以证明该项改革的合理性。因为我们必须将减小管理幅度的利益与减小管理幅度可能导致的上下级之间接触减少的损失进行权衡。

因此，管理理论还必须研究各种准则的权衡问题，也就是它们在具体情况下的相对重要性问题。这是本的篇幅无法解答的一个实证问题。我们要通过实证研究和反复实验，来确定各种备选的管理安排方案的相对可行性。这一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已经体现在效率原则当中了。如果我们所研究的管理型组织的活动容易受到客观评价的影响，那么，我们对由于改变管理安排所导致的实际成就的变化，就能够进行观察和分析。

要想成功地沿这些途径进行研究，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必须用具体语言明确说明待研究的管理型组织的目标，才能精确地衡量这些目标所要达成的结果。第二，我们必须施行充分的试验控制，才能把待研究的特定效应，与可能同时影响组织的其他干扰因素分离开来。

在所谓“管理试验”中，根本无法充分满足这两个条件。例如，立法机关通过了建立某行政机构的法案，而该机构运转了五年后，最终被解除，然后我们再对该机构的历史进行研究。这一系列事实还不足以将该机构的历史造就成一次“管理试验”。而在现代美国的立法机构中，这种“试验”比比皆是。当这种试验在各州雄辩家的论辩范围里出现时，这种试验确实给他们的演说提供了充分的抨击资料。但是，它们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给科学调查者们提供任何客观的证据资料。

在管理学文献当中，只有少数研究工作符合上述两个基本的方法论条件，其中大部分也只涉及组织问题的边缘。最主要的便是泰勒学派为寻求高效的技术条件所进行的研究。而泰勒本人关于金属切割的研究，也可以算是苦心探求科学方法的最佳范例了。18

与管理技术面的研究相比，人性面和社会面的研究就更罕见了。在这类罕见的研究工作中比较重要的，是一系列关于疲劳的研究工作，该项研究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发端于英国，在“西方电器公司试验”（著名的霍桑试验）时期到达研究的顶峰。19

在公共管理领域，关于如何确定公共福利机构中社会工作者工作量的一系列研究，几乎是这种试验的唯一例子。20

除了这些零碎的研究工作之外，我们对行政机构进行研究时，几乎从不考虑对结果的控制和客观衡量，所以不得不由根据“管理原则”进行的事前推理来确定这些研究的结论和建议。我们在本文已经说明，为什么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原则”充其量只是“谚语”而已。

我们这里所概述的重建管理理论的计划，看来雄心勃勃，甚至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而其实，我在着手实施这个项目时，并没有幻想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应充分估计了路途的遥远和曲折。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要选定这样一条路，因为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其他可行的途径。无论是管理实践者还是管理理论家，他们肯定都不满意那些谚语提供的贫乏的分析工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比我们所描述过的还要温和的修补计划，会让这些原本没多大用途的分析工具重新变得有用起来。

说管理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其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门“艺术”可能会遭到某些人的异议。无论正确与否，这种异议都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无关。我们能建立的管理原则有多“准确”，只能靠实践经验来回答。至于这些原则是否应该合乎逻辑，大家都没有争议。纵然是“艺术”也不能以谚语为基础。

如前概述，本只致力于管理理论重建的第一步——构建充足的词汇和基本分析方法。我们在谈论其他后续步骤时，千万注意，不要低估这第一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管理文献中固然从不缺乏“理论”，也不缺乏描述性的和经验的研究，它缺少的一直都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如果有了这座桥梁，理论就能指导“关键”试验的设计和具体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试验研究又能对理论进行明确的检验和修正。本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对建造这样的桥梁做出贡献。

组织理论探讨可采取两种途径。一方面，我们可像任何一门科学那样，对所谓的组织实体进行合乎事实的正确描述，并对组织行为进行解释，包括组织行为在哪些环境下有效、哪些环境下无效，以及特定组织设计方案的有效性与它们必须适应的环境之间的相关性。这正是正文所采用的组织理论的“基本科学”式途径。

另一种途径就是，我们可以把组织理论看成是为组织设计提供指导，就像建筑学为设计建筑物提供指导，工程学为设计机器和结构提供指导一样。上述基本科学与工程学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冲突，只不过观点中有一处显著不同。科学关心的是建立起支配各种系统行为的各种“规律”；而工程学关心的则是设计出能完成期望目标的系统。在本文的中，我们更要换一种途径，即从工程学或设计的角度来审视组织理论。

“谚语”和组织设计

我们再考虑一下里比较引人注目的“谚语”。古典组织理论声称，只要组织设计满足这些“谚语”，组织就有成效。我们在正文中已经指出，这些古典原则彼此相互矛盾，所以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除非我们能通过研究确定，每一条谚语在什么环境下可以占有什么程度的优势。

但是如果从工程学角度而不是从科学角度考虑，同样的问题就变得容易多了。从工程学的新角度，这些谚语并不是颠扑不破的规律，而仅仅是设计的指导原则而已。比方说，“你在评价某一有关专业化的计划时，要考虑指向相同目标的活动、采用相同过程的活动以及在同一地点开展的活动等的聚合程度如何”。

设计师要灵活地应用这些指导原则，仍然需要所提出的科学知识，也就是了解各种指导原则各自在什么环境下特别重要。在古典组织理论中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它一心一意想发现组织的绝对“原理”，它将永远适用于一切组织。在当今的组织学教科书上，这些“组织原理”仍然频频出现，不过，它们已经渐渐成为相对原则，因为人们经过不断的批判和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实现不同职能，需要不同的组织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