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出生于100年前，时间只相差几个月：1883年2月8日，熊彼特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小镇上；1883年6月5日，凯恩斯出生于英国剑桥。（他们去世也仅相隔4年——熊彼特1950年1月8日于美国康涅狄格去世；凯恩斯则在1946年4月21日于南英格兰与世长辞。）为了纪念凯恩斯诞辰100周年，人们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文章，举行了无数的研讨会和讲演。而即便有人记得起熊彼特的诞辰，最多也不过召开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罢了。然而，事实越来越清楚，是熊彼特而不是凯恩斯，将在20世纪剩下的10多年时间里，甚至在未来30～50年里，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供思考基础，指明问题的解决方向。

这两位先驱并不是对手，两人都向传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凯恩斯的对手，正是熊彼特在学生时代就与之决裂的“奥地利派”，即奥地利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熊彼特虽然认为凯恩斯的所有答案都是错的，至少是使人误解的，但他的批评仍对其持同情态度。实际上，正是熊彼特为凯恩斯奠定了在美国的地位。当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出版时，时任哈佛大学经济学高级终身教授的熊彼特，让学生们都去读这本书，并告诉他们，凯恩斯的这本书，完全超越了自己有关货币的早期论述。

反过来，凯恩斯认为熊彼特是当时极少数几位值得他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的课堂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引用熊彼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著作，尤其是熊彼特有关“记账货币”的文章，认为该文最先激发了他本人关于货币的思想。凯恩斯最成功的一次政治建议，即有关英国和美国应用征税而不是借贷的方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资金，更是直接出自熊彼特1918年对以借贷方式支撑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警告。

人们常把熊彼特和凯恩斯的政治立场进行对比，熊彼特被称为“保守派”，凯恩斯则是“激进分子”。反过来说也许倒还真实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观点很类似我们现在说的“新保守主义”。他的理论源自他对自由市场的热烈信仰，以及使自由市场不受政治家和政府干扰的强烈愿望。与此相反，熊彼特对自由市场充满怀疑。他认为“明智的垄断”——例如美国贝尔电话系统非常值得推崇，因为它有能力从长远角度进行考虑，而不是迫于短期效果而匆忙行事。熊彼特的长年密友是最激进、最教条主义的欧洲左翼社会党人——奥地利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此人虽然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更加反对资本主义。熊彼特自己虽然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却在1919年出任了奥地利政府的财政部长。这届政府，是奥地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唯一一届由社会党执政的政府。熊彼特坚持认为，马克思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有着致命的错误。但他同时也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门徒，比其他经济学家都更尊重马克思。他争辩说，马克思至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而对熊彼特来说，问题永远比答案更重要。

熊彼特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远不止经济理论或政治观点。两人看到的经济现实不同，关心的问题不同，对“经济学家”的定义也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对于理解当今的经济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凯恩斯虽然和所有古典经济学决裂，但仍在其框架内进行探索。与其说他没有信仰，倒不如说他是异教徒。对凯恩斯来说，经济学就是李嘉图在1810年建立的均衡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它研究的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系统。凯恩斯的中心问题，和19世纪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一样：“如何使经济保持静态平衡？”

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产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与货币和信贷的“符号经济”之间的关系；个人和企业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关系；最后，生产（即供给）或消费（即需求）是否能为经济提供发展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凯恩斯和李嘉图、穆勒、“奥地利学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一脉相承的。不管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分歧，大多数19世纪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实体经济”起支配作用，货币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个人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最多只能调整次要矛盾，最坏的时候甚至会制造混乱；供应起支配作用，需求只是它的一个函数。

凯恩斯提出了同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奥地利学派”和马歇尔相同的问题，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把上述每一个答案颠倒了过来。在凯恩斯的体系中，货币和信贷的“符号经济”是“实体”的，产品和服务依赖于货币和信贷及其影子。宏观经济——国家经济是一切，个人和企业既无力影响它，更不要说是指引了，也没有能力做出有效决策与宏观经济相抗衡。经济现象、资本形成、生产力和就业，都是需求的函数。

现在我们知道，正如熊彼特在50年前就知道的那样，凯恩斯主义对这些问题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是错误的。它们仅适用于相当狭窄的领域内的特殊情况。比如，凯恩斯的中心理论认为，货币因素——政府赤字、利率、信贷规模以及货币流通规模——决定了需求和经济状况。正如凯恩斯自己所强调的，它假定货币周转的速度是恒定的，个人和企业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加以改变。熊彼特在50年前就指出，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这一假设。实际上，在实践当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正宗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对其加以修正的弗里德曼主义——每一次都在毫无迹象和预兆的情况下，被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所打败，货币的流通速度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当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最初付诸实施的时候——在美国实行“新政”的初期——它们似乎很有效。但不久后，1935年前后，消费者和企业突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大幅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导致了当时以政府赤字为基础的经济复苏的流产，并使股市在1937年再度崩溃。然而，最好的例子还要算美国1981～1982年所发生的情况。联邦储备局试图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控制经济，然而消费者和企业立刻将储蓄方式由积蓄变成金融市场上的债券，从长期投资变为流动资产——也就是将货币从低速流通到高速流通——直到再也没有人说得清楚“货币供应”到底是什么，甚至连这个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搞不清楚了，从而消费者和企业彻底打败了联邦储备局的意图。那些寻求将个体利益最大化，并根据自己对经济现实的感知作为行动指引的个人和企业，总能找到方法打败“制度”——要么就像苏联和东欧那样，把整个经济变成一个巨大的黑市；要么就像1981年和1982年的美国那样，罔顾法律、规则和经济学家，把整个金融体系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将倒退回前凯恩斯时代的新古典主义。凯恩斯对新古典主义答案的批评，和熊彼特对凯恩斯的批评一样，是具有权威性的。但由于我们现在知道，个人能够并且必将打败制度，我们已经丧失了凯恩斯当年对经济学的确信，而正是这一点，使凯恩斯成了50年来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北极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经济学都是为了努力弥补凯恩斯主义均衡经济学的缺陷，但要恢复那种自圆其说、充满自信的均衡经济学已经不可能了，更不要说恢复那种根据一个因素有预见性地、极有把握地控制经济的理论或政策了——不管这种因素是政府支出、利率、货币供应还是减税。

熊彼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凯恩斯理论的答案并不比它所取代的前凯恩斯主义的答案更有道理。但他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凯恩斯理论提出的问题——以及凯恩斯的前辈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对他来说，根本的谬误在于认为健康、“正常”的经济，就是处于静态平衡的经济。熊彼特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认为现代经济总是处于动态的不均衡之中。熊彼特眼中的经济不是一个闭合的系统，不像牛顿眼中的宇宙和凯恩斯眼中的宏观经济。它永远处于发展和变化当中，从本质上来说，与其说它是机械性的，不如说它是生物性的。如果说凯恩斯是一个“异教徒”，熊彼特就是一个“不信教的人”。

熊彼特是奥地利经济学大师们的弟子，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经济理论之都，他终身爱戴自己的老师们。但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后来成为他最早的一部杰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该书最初是在1911年以德文出版的，当时熊彼特年仅28岁）——他开宗明义地断言，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这又引出了熊彼特关于创新者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理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创新是经济体制之外的事情，凯恩斯也持同样观点。创新和地震、气候或者战争一样，属于“意外事件”的行列。每个人都知道它们对经济有着深远影响，但它们不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反，熊彼特则坚持认为，创新——即创业家把资源从旧有的失去活力的生产项目中，转移到新生的更富生产力的生产项目里——是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也是现代经济的精髓。

熊彼特一开始就承认，他的这个概念源自马克思，但他又用这一观点反驳了马克思。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做到了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没能做到的事：它给利润赋予了一种经济职能。在创新和变革的经济中，利润不像马克思及其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一种“剩余价值”，恰恰相反，它是工人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唯一来源。

经济发展理论表明，除了创新者，谁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利润”，而创新者的利润总是相当短暂的。但用熊彼特的名言来说，创新也是“创造性的破坏”，它让昨天的资本设备和资本投资成了过时货。经济越是往前发展，就越需要资本形成。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或是会计师和股票交易所——所认为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成本，一种在行业内站稳脚跟的成本，一种为未来支付的成本。在这种未来中，什么都不可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盈利行业，必然会变成明天的鸡肋。因此，需要有资本形成和生产力来维持经济系统制造财富的能力，保住目前的工作和创造未来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熊彼特的“创新者”和他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唯一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存在“利润”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们很清楚，自己的理论无法对利润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在均衡经济学描述的封闭经济系统下，没有利润存在的空间，没有为利润做出的解释和辩护。然而，如果利润是一种真实的成本，甚至是维持工作、创造工作的唯一方式，那么资本主义就再次成为一种伦理道德的制度。

道德和利润：古典经济学家指出，冒风险的人需要利润作为奖励。但这和贿赂有什么区别？这样一来，岂非无法从道德上为利润辩护了吗？然而，一旦人们离开永恒不变、自我维持、封闭的经济，转入熊彼特动态的、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经济，所谓的利润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它成了一种道德上的需要。实际上，困扰古典经济学家和凯恩斯的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才能把交给资本家用以维持经济发展的贿赂——即被称为“利润”的那笔没有作用的盈余——最小化？在熊彼特的经济体系中，问题永远是：有足够的利润吗？有没有足够的资本形成，为将来的成本、维持企业生存的成本、“创造性破坏”的成本提供资金？

仅仅这一点，就使熊彼特的经济模型成了供我们今天研究经济政策的唯一出发点。显然，凯恩斯——或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创新视为“外部因素”，处于经济活动的外围，对经济活动影响很小，这种观点不可能再站得住脚（恐怕它从来也不曾真正站住脚过）。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何保持资本形成和生产率，以便实现快速的技术变革，保证就业？用于支付未来成本的最低利润率是多少？最重要的是，维持现有工作机会并创造新工作机会所需的最低利润率是多少？

熊彼特并未给出答案，他不太相信答案。但早在70年前，他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提出了在未来必将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中心的问题。

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熊彼特比任何人都最先意识到——比凯恩斯整整早了10年——经济现实正在发生变化。他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所有交战国的经济货币化。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包括他自己那个还相当落后的奥匈帝国，都在大战中成功地调动了整个国家的流动资产，部分措施是通过税收，更主要的是通过借贷。货币和信贷，不再是商品和服务，而成为“实体经济”。

1918年7月，熊彼特在一家德国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具有真知灼见的短文——此时，熊彼特在其中成长并且为他所熟知的世界正在走向崩溃——他指出，从现在起，货币和信贷将成为控制经济的杠杆。他所阐述的内容是，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产品的供应，还是一些早期不同意见者所说的产品的需求，都不再起控制作用。货币因素——赤字、货币、信贷和税收——才是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中的关键。

当然，凯恩斯后来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阐述了同样的见解，但熊彼特得出的结论与凯恩斯截然不同。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和信贷这种符号经济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家之王”，即科学的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控制少数简单的货币要素——政府支出、利率、信贷规模或是货币流通量，实现永久的均衡，保持充分的就业、经济繁荣和稳定。但熊彼特的结论是，符号经济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的出现，打开了通向暴政的大门，甚至不啻是邀请暴政。经济学家声称自己一贯正确，纯属狂妄自大。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看到使用这一权力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客和将军们。

接着，在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The Tax State，翻译成《财政国家》（The Fiscal State）似乎更为恰当）。其中的看法，又一次与15年后的凯恩斯英雄所见略同（正如凯恩斯本人常常承认的那样：谢谢熊彼特……）：现代国家，通过税收和借贷的机制，获得了转移收入的权力，并可通过“转移支付”控制国民生产的分配。对凯恩斯来说，这种权力是一根魔杖，有了它，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进步，又能达到经济稳定，履行财政责任。而对熊彼特来说——这可能是因为他和凯恩斯不一样，他是马克思和历史的信徒——这种权力实际上会招来政治上的无责任感，因为它消除了一切阻止通货膨胀发生的经济安全措施。在过去，由于国家的税收只能征收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只能借到占国民财富很小一部分的债务，因此通货膨胀能够自我制约。而现在，阻止通货膨胀的唯一屏障，就是政治上的自我约束。而熊彼特对政治家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并不太看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经济学家的熊彼特对经济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成为经济周期理论的先驱之一。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0年熊彼特去世的这32年里，他的真正贡献在于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所做的一切。1942年，每个人都害怕出现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熊彼特发表了他最著名的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这本书现在仍然，也理应被人们所广泛阅读。在这本书中，熊彼特提出，资本主义必将被自己的成功所毁灭。资本主义孕育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新阶级”的人：官僚阶层、知识分子、教授、律师、记者。这些人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果实的受益人，甚至可以说是寄生在资本主义之上。然而，他们却都反对财富生产、积蓄、按经济生产率分配资源的价值观。本书问世以来的40年，无可辩驳地证明熊彼特是一位远见卓识的预言家。

随后，熊彼特继续指出，资本主义必将被它自己帮助创建和维持的民主所毁灭。在民主国家，为了获得人心，政府必须越来越多地将收入从生产者转到非生产者手中，越来越多地将收入从把它积蓄起来成为未来资本的人手中，转移到消费它的人手中。因此，民主国家的政府必将承受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压力。熊彼特预言，通货膨胀最终会毁灭民主和资本主义。

当他在1942年这样写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嘲笑他，再也没有比经济繁荣导致通货膨胀这种说法更荒谬的了。可40年后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与熊彼特的预言完全一致。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把人们引入他们的“希望之地”，在那里，“经济学家之王”将通过控制货币、信贷、支出和税收，保证经济的完美均衡、永远稳定。而熊彼特越来越关心的是如何控制和限制公共部门，以维持政治自由和保证经济有能力发展和变化的问题。当死亡把他的生命从书桌旁夺走时，他正在修改几天前在美国经济学会上作为主席所发表的谈话。他所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将陷入停滞的原因，停滞主义者的诊断是错误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将要陷入停滞的诊断却有可能是正确的——公共部门有充分的材料可证明这一点。”

凯恩斯最著名的一句论断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我们都将死去。”这是一句彻底的胡话。当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我们的确都将死去。但凯恩斯在他还算明智的时候说过，当今政治家的行文，往往建立在过世已久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上。凯恩斯曾暗示短期的优化行为将带来长远的未来利益，这完全是谬论。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应当为当代政治、经济和企业极端重视短期利益的倾向负责——相当公平地说，过分注重短期利益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和商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缺点。

熊彼特也十分清楚，政策必须适应短期情况。他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懂得了这一点——他曾作为刚刚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试图在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前加以制止，但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知道自己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措施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接受——然而，两年后，一位非经济学家的政治家兼道德神学教授正是采取了这些措施，才制止了通货膨胀，可是这时奥地利的经济和中产阶级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熊彼特还知道，今天的短期措施会带来长期的影响，它们会不可逆转地塑造未来。不考虑短期决策在未来的效应，以及它们在“我们都死了”以后的长期影响，是不负责任的，这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熊彼特总是强调，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那些有利的、受人欢迎的、聪明的、天才的短期决策带来的影响，这使他成为当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最合适的导师。因为现在，那些聪明的、天才的短期经济学，以及聪明的、天才的短期政治学都已经破产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和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冲突——天才的、聪明的、锋芒毕露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和动作迟缓、面目丑陋却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对话。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天才、更聪明。与此相反，熊彼特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大智慧。小聪明蒙混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