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告诉日本人说，里根总统打算停止美国对西伯利亚至西欧一线天然气管道设备的供应。他们全都不相信：“这会把重型推土设备的世界领导权，从卡特彼勒公司和美国手里夺走，白白让给小松重工和我们日本人！推土设备是一个有着良好长远发展前途的重工业行业。绝没有哪个政府会这么干！”我说，美国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绝不会考虑美国这一主要制造业的竞争地位。几个平常极有礼貌的日本人差点就要骂我是个骗子了。但从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而言，政府确实没有考虑——也不可能考虑这一点。

同样，美国政府在1981年决定针对通货膨胀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时，也没有顾及它会抬高美元的国际价值以及美国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美国产品被推出世界市场。

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以来的150多年里，美国政治的“既定”方针就是：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地位，不属于政治决策者们要考虑的问题范畴。

我们的确有着保护国内市场的长期传统。尽管我们对自由贸易谈过不少冠冕堂皇的话，但保护主义和苹果馅饼一样，是地道的美国货。至少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就一直是制定政策的主要关注点。

但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制定政策时考虑对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是不合适的。150年间只有一位总统的想法有所不同：赫伯特•胡佛。至于其余所有的总统，哪怕是最“支持企业发展”的总统们，也都忌讳考虑制成品出口，因为这意味着“关心那些肥猫的利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并没有带来什么损害。那时制成品出口无关紧要，最多只占全美出口量的5%～8%——在主要工业中占的比重就更微不足道了。但最近20年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斥责美国制造商“忽视出口市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苦苦哀求制造工业“学习如何行销海外”。但实际上，美国制造工业的出口量，在其总产出量中所占份额接近日本的两倍；除了联邦德国，美国工业生产的出口份额，超过所有主要的工业国家。

这部分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发展的结果。美国公司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不仅没有抢走美国的就业机会，还成为国内制造行业的最好客户。美国制造业出口蓬勃发展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态度和能力上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种改变产生的结果是，1982年美国工厂里每5个就业机会就有一个是工业品出口带来的。而且1982年对出口商来说还算不上一个好年头，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经济衰退，主要的原因是美元的估价过高。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经济的前助理部长，现为一私人企业顾问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估计，如果当时美元币值降低10%，美国的出口量能提高整整1/4；出口量也将达到美国制造业总产量的1/4，而且这个总产量将比现在高得多。根据伯格斯坦先生的看法，美元币值过高将使美国制造业丧失更多的工作机会，比钢铁和汽车工业的危机加在一起带来的失业率还高。目前世界市场对美国农民而言比对美国产业工人更为重要：2/5的农产品销往世界市场，而只有1/4或1/5的制成品销往世界市场。但即便是在1982年这样出口较差的年份，世界市场仍然是美国工厂最大的一个客户。

在这种条件下，把美国国内政策和对美国制成品在出口市场上竞争地位的考虑割裂开来的做法，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

要把我们对外贸的考虑纳入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有三种途径。第一种可以叫做“国际主义态度”——就是要确保慎重地考虑所有决策的影响。从本质上来说，联邦德国就是这样做的，在如今的工业品贸易上，联邦德国的态度最接近自由贸易主义。估计和阐述任何拟议中的政府政策给本国外贸带来的影响，是联邦德国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方面的考虑都处于从属地位。比如说，照我的看法，即便里根政府当时预计到高利率政策和停止供应西伯利亚管道设备在经济上带来的影响，他还是会实施这两项政策。但至少“国际主义”的做法能够保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因为疏于考虑而被白白牺牲或损害。

在决策过程中关注竞争力的第二条途径可以叫做“民族主义态度”。它认为，政治决策不应当削弱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竞争力；相反，政治决策应当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加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执政时期基本上采取了这一路线。和所有实力政策的信徒——从黎塞留 [1] 到亨利•基辛格一样，戴高乐将军并未把经济问题放在首要地位。“钱这东西，”这位现实的政治家一直相信，“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但在每一个重要决策中，戴高乐都仔细寻求能增强——至少是不损害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竞争地位的解决方案。

第三条途径可称之为“重商主义的态度”：加强本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是制定公共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其他问题一般都处于从属地位。戴高乐将军的两位保守党接班人，蓬皮杜和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都持这一观点：这是法国自17世纪以来的传统。但如今，真正赞成并实践这一信条的是日本人。

很明显，上述三个立场有重合之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地采取其中一种立场。对每个国家而言，这三种立场也并不是随时都具有同等的可行性。例如，重商主义的立场和强权主义的野心几乎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将军尽管十分尊重法国的传统，却始终没有采取重商主义的原因。而且，只有第一种道路，即国际主义立场，才能适用于自由市场经济，满足美国的需要与政治现实。即便是这种政策也彻底地背离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它要求对制定政策的过程和我们的制度安排——如国会——进行彻底的改革。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护我们的经济竞争力是政策制定者理应关心的问题，它需要被纳入制定政治决策的过程。在制造业工人中，有1/5甚至1/4的人要依赖工业产品出口为生，因此保护主义已经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它只会加剧工业的衰退，带来失业。但如果像美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丧失了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它就必定越来越倾向于保护主义，而不管它对生产存在多大的阻碍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立刻打破150年来的习惯、观念和传统，在我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关注我国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