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有关工作分析、生产原则、控制和工具，主要是以体力工作为对象而制定出来的，而且至少是采取了系统的方式而设计出来的。直到最近，大多数人都在从事体力工作。相应地，绝大部分产品也是体力工作的产物。

但是，在现代经济和社会中，体力工作的重要性已经日益降低——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理解和组织工作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由于我们使工作更富有效率的能力增强了。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同样的方法、概念、原则是否可应用于体力工作以外的领域。

答案是没有问题，同样的方法和原则可以应用在非技术生产的体力工作，可以应用在铁路、建筑业，以及经济学家认为既不是农业与采矿业，也不是制造业的“服务业”之中。实际上，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区别，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管理来讲却不是这样。

同样清楚的是，同样的方法、原则和措施几乎可以不加改变地应用在信息处理方面，即绝大多数文书工作。

处理保险单、定货单、账单和穿孔作业以及绝大多数会计工作，基本上都是生产工作。事实上，绝大多数文书工作都是大量生产——有些是刚性大量生产，有些是柔性大量生产。与体力工作一样，它们要求相同的工业工程，即相同的工作分析、生产流程和各种控制。

与绝大多数物质生产比较而言，信息的处理往往组织起来更加容易。信息往往采取相当简单的形式来表示：脉冲电流、数字和词语等。最复杂的信息也是由明、暗或者少数几种色彩组成的图像信息。

因此，信息处理总可以通过使零部件标准化并装配成最终产品来完成，即通过大量生产来完成。

就工作的原则来讲，绝大多数真正的服务工作与制造工作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零售店中销售货物，基本上是柔性大量生产。每一笔销售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但销售过程却很少有什么变动，而且也可以通过标准化的零部件进行组织。其中，最好的组织方式是向销售员提供事先规定好的常规程序，配备适当的工具并在判断方面留有广阔的余地。如果事先没有设计好相应的常规程序、没有提供相应的工具，那么即使最有经验的售货员的最好判断也无法成功地实现销售。

然而，使绝大多数人吃惊的是：我们知道“同样的途径、原则和方法也适用于这样的工作，即应用和学习已知知识”。事实上，在知识的应用和学习方面，使相关工作的效率得到系统提高，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是人们并不了解这一点而已。

在这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内科医生在19世纪所开发的差异诊断法。更早的，还有外科医生的工作系统化——在基本分析和把各个步骤整合成为一个流程方面都做了大量努力。这是18世纪提出来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英国外科医师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28-1793）。

“蓝图”也早于现代的工作研究——它是19世纪中叶的产物，它也是系统和有目的地把同样的基本工作概念应用于知识的运用上。

但是，把工作研究和工作组织的方法和原则应用于知识领域的最重要例子，是已知知识的获得，即学习。

数千年以来，人们一直都在谈论改进教授方法——但没有什么效果。直到20世纪初叶，一位教育家——伟大的意大利医师和教师玛丽亚•蒙特索里（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终产品？”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十分明显。最终产品当然不是教授，而是学习。于是，这位教育家开始应用系统的工作分析方法，并对各个零部件进行系统整合使其成为一个流程——当然她并没有意识到她在做什么。蒙特索里自己的系统，当然并不是“最终答案”，但她所采用的方法却为所有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如瑞士心理学家琼•皮亚格特（Jean Piaget）的研究和美国行为科学家的研究等等。其中，前者对儿童如何学习进行了研究，后者把学习作为一种持续工作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认为这一过程有着自己的逻辑和控制。后来，英国的开放式教室把以上这些人的工作体现在一个真正的学习环境之中，可以说这是教育中的第一个重大变革和最早的系统学习工作。具体而言，其中使用的方法就是工作分析、把工作整合成为一个流程——介于柔性大量生产和真正流程生产之间的一种流程——设计出恰当的控制系统并提供恰当的工具。

这些例子表明：知识的应用和学习，与其他任何工作没有什么根本差别。的确，产品、材料和工具是完全不同的，但流程却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其应用过程中，为管理者使工作富有效率提供了最大的管理机会。

我们需要把“已知知识的应用和获得”作为一种系统的工作来组织。其中，最突出的领域是工业中的开发工作，即把新知识转化成为可以销售的产品或服务。作为研究或发明的结果，知识已经存在了，所要做的，就是把已知的知识加以应用，但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得到系统实施。不过，就像某些制药企业所做的，只要把开发工作按照工作的方法（主要是按照柔性大量生产方法）加以组织，在工作速度、生产率、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经济成就等方面，就会取得显着效果。

有关这种系统工作方法的应用，尚未得到证实的一个领域是：新知识的产生（不论是发明，还是研究）。但是，有相当多的理由使我们相信：同样的方法至少适用于新知识产生活动的一些主要部分。

爱迪生也许是19世纪最富创造性的发明家，他所运用的使工作更有效率的方法，就是系统方法。他总是从所需要的产品的明确概念出发，然后把工作流程分解成为一些组成部分，并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次序。他对一些“关键点”进行特别控制，并设定了标准等等。的确，他并没有去除“创造的火花”，但他却试图并成功地在系统和方法方面为创造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道路的正确性的标志之一，是他的助手中有许多人自己也成为成功的发明家，而这些人显然并没有杰出的创造力。例如，从各方面来看，弗兰克•斯普拉格（Frank J.Sprague，1857-1934）只能算是一个肯苦干的人，而电车的发明却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

但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一些零星的例子——已经足以表示出这种可能性或潜力，但尚不足以证实。很明显，这些方法有其限度——艺术家的想象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但艺术家的工作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可是，从各种可能性来看，研究工作——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对新的科学或工业知识的探求，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