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整个故事,它最初刊登于1985年4月10日的《华尔街日报》上。
我的哥哥奥利弗已经卧床32年了。在这些年中,他从来没能离开过那个房间一步,就这样躺在一成不变的窗边,面对着永远发黄的墙壁。他瞎了,又不能说话。他双腿的肌肉在不断萎缩。他甚至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更不用谈学些什么了。在奥利弗出生的时候,他的大脑已经严重受损,他的一生,似乎注定是无助绝望的。
现在,我成了一名英语教师。每一次我组织班级里编排《海伦•凯勒,这名奇迹缔造者》的话剧时,我都会告诉他们奥利弗的故事。就在我执教的第一年,有一天正当我讲到奥利弗无法自理,也无法感知世界时,我告诉学生们,他吃的每一口饭都需要别人喂到嘴边,他也无法对任何人说些什么。这时,最后一排的一名男生举起了手,说道:“哦,迪文克先生,您是说他是一名植物人吗?”我顿时语塞。我的家人和我喂养着他,我们给他换尿布,为他穿衣服,冬天来临时给他铺上亚麻布做成的床毯。有时我甚至会看见跳蚤在他的枕套旁边跳来跳去。我们还给他洗澡,挠他的胸部让他发笑。有时我们会在他的房间打开收音机,好让他了解这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也会在早上拉下窗帘,防止太阳晒伤了他脆弱的皮肤。我们在楼下看电视的时候能听见他的笑声。我们也会听见他努力挥动手肘敲打床,把床摇得吱吱作响。半夜,我们会听见他的咳嗽。“好吧,也许你认为他是一个植物人,但对我来说,他是奥利弗,是我的哥哥。”
在1946年的10月份,我母亲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儿子,奥利弗。一天早晨,我父亲起床,洗漱之后就去上班了。在火车站,他突然意识到他忘了什么,于是他就往回赶。到家以后,他闻到了煤气的味道,并意识到我们的壁炉漏气了。我母亲躺在床上,已经丧失意识。我的哥哥还在他的摇篮中睡觉,摇篮远离了地面,因此他还没有中毒。我的父亲把他们从房间里拖了出来,穿过客厅,并把他们放到了外面。我母亲很快就苏醒了。这就是整场事故。
6个月后,在1947年的4月20号,奥利弗降生了:它看起来很健康,脸红扑扑的,模样也很可爱。我的父母告诉我的哥哥姐姐们,奥利弗就像其他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那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那天,母亲抱着奥利弗来到了窗边,而奥利弗的双眼竟然直视着太阳而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时,我的母亲才意识到,他瞎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父母,整个故事中的真英雄,很快就发现他不能完成抬头、爬行、走路等等任何事情。他的双手握不住东西,也不能说话。于是,他们把他带到了纽约的太•西奈山医院进行了一系列详细检查,需要确定他的情况究竟有多糟。而几乎每一位医生对此做出的解释都是:我母亲在怀孕时的那次事故中所吸入的煤气传给了奥利弗,导致了他在出生前就已经身患绝症。经过一周漫长的等待,我的父母回到医院与负责诊断的朗治医生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当孩子饥饿时,我们可以喂饱他;当孩子感到病痛时,我们可以带他接受治疗;当孩子孤独时,我们可以给予更多的爱。“可是,我们能为我们的孩子做些什么呢?我们又能怎么做呢?”这是我的父母想要知道的。yipindushu.com
朗治医生告诉他们,他们几乎无法为奥利弗做任何他需要父母去做的事情。朗治医生并不想欺骗他们,让他们还留存一丝幻想。“你们可以把他交给任何一家孤儿院。”但我的父母回答:“他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当然要带他回家。”“那么,就好好爱他,好好照料他吧。”这位好心的医生说道。我想,这大概是他最明智的建议了。当时,朗治医生预测,奥利弗也许活不到11岁,甚至8岁都不可能。他建议把奥利弗带到另外一家儿童医院诊治。我的父母也听从了他的建议。
当然,第二位医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奥利弗再也不可能好了。当这位医生看着我父母填写表格时,注意到他们是在布鲁塞尔出生的,然后他就说出了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我们全家都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的父母一直受到一户比利时家庭的收养和保护。好吧,我想现在是我报答比利时人民的时候了。”他没有收奥利弗的诊费和任何医疗费用。虽然我与这两位医生素未谋面,但我想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他们,我毕生都尊敬他们,爱他们,就像孩子们爱上童话里的英雄一样。
转眼间,奥利弗十岁了,他的手脚却还像5岁的孩子一样,细小无力,这使得他的胸部和头都显得很大。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他准备了一盒儿童麦片当做礼物,并把它放在了圣诞树下。酷暑来临时,我们用湿毛巾轻拍他的头,使他能感到凉爽。直到现在,奥利弗都是我见过的最脆弱、最无助的人,不过,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
作为一名老师,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备课,因为我总想通过一些细小的方式来告诉学生们一些重要的道理。每一年,有成千上万的励志书籍面世,人们寄希望于这些书籍的作者,仿佛他们能迅速地让人积极地实践人生。我们这些负责教育孩子、负责传授各种价值观的老师,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他们有勇气面对人生坎坷。对于奥利弗来说,除了呼吸、睡觉、吃饭以外,他几乎什么也不能做,但他却带着生的勇气、生的智慧,勇敢地承担着爱。对于我来说,我的家庭由悲剧转化为喜剧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丈夫以及教师。
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母亲曾对我说:“你难道不觉得你‘能看见’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么?”她说:“当你走向天堂时,我保证奥利弗一定会跑向你并紧紧拥抱你,他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谢谢你,我的弟弟。’”这些话对一个小孩来说,影响巨大。其实,应该是我感谢奥利弗以及我的家人,因为正是他们告诉了我什么是爱的甜蜜负担——我们的家,我们的院子,我们跑过和玩耍过的小树林……而无论什么时候,窗边的奥利弗都甜甜地笑着,在他那干净的床单下进入甜美的梦乡。
我记得,母亲曾经告诉我,一开始她就觉得,冥冥之中,奥利弗仿佛就是上苍赋与我们的礼物。因为尽管奥利弗的情况如此糟糕,但这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我们需要为他做的,只是每天给他喂饭,给他洗澡,不让他着凉。他并不需要我们全天候守在身旁。他并不了解自己的情况。而许多父母在面对智障儿童或是过于顽劣的孩子时,都不得不最终把他们送到收容所,因为孩子的无理取闹很容易使父母“分身无术”。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无权下任何论断。不过,我始终相信,我们都应该好好守护那些孩子,就像园丁照料着他最心爱的百合花一样。事实上,我们全家都竭尽全力了。如果你的家里,有一个像奥利弗一样的小男孩或是小女孩,你就会知道,把他们留下,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曾经问我的父亲:“你怎么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着奥利弗?”他回答:“事实上,这并不是多少年的事。我问自己:‘今天你能照顾好他吗?’而答案总是‘是的,我能。’”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奥利弗坐在一起。我感到很孤独,诺大的房子仿佛就我一个人。我突然很想知道奥利弗是不是真的失明了。你知道,他也能假装自己看不见。于是我把手掌伸开,故意遮住他的视线,然后左右摇动我的手指。当然,他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更别说把目光移开了。给他喂饭的工作常常会落到我头上,他的伙食常常是一个掺着荷包蛋、麦片、热牛奶、糖和香蕉的混合物。“呀,”我常常想,“这东西我可吃不下。”可是,给奥利弗喂一辈子饭和给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喂饭没什么两样。他的头微微斜着,歪向一边的枕头,然后就能闻到送到嘴边的食物,他张开嘴,然后又合上,再慢慢咽下它。直到今天,汤勺滑过红色小碗时所发出的声响,仿佛还沉静、寂寞地落在那个无声的房间里。
我小时候很怕黑,和弟弟住在一个房间,而我们的房间和奥利弗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夜晚来临时,尽管我们之间隔着这道5英寸厚的石膏墙,但我们却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听着同样的风。不知不觉,奥利弗仿佛将一种独特的力量带到了我们的人生之中。我无法清晰地解释究竟他影响了我们什么,我只能说,他看起来孱弱无力的外表下,仿佛有一颗勇敢的心,源源不断地输出生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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