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有两名美国人，很可能在彼此并不知道的情况下，独立地发起了重大的社会改革活动。他们属于第一批这么做的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大力宣传并在经济上资助建立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朱利叶斯•罗森沃德（Julius Rosenwald）创立了农业服务机构，并接办了才创立不久的4H俱乐部 [1] 。卡内基当时已经从商界退休，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富翁之一。罗森沃德才刚刚买下一家濒临倒闭的邮购公司西尔斯罗巴克，他的事业和财富才刚刚开了个头。但这两人都是激进的改革家。

早期的企业家为自己树立的纪念碑都是文化方面的：博物馆、歌剧院、大学等。和卡内基与罗森沃德同时期的主要美国企业家，如利兰•斯坦福（A.Leland Stanford）、亨利•亨廷顿（Henry E.Huntington）、J.P.摩根、亨利•弗里克（Henry C.Frick），以及稍后的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仍遵循着这一传统做法。而卡内基和罗森沃德则转而去改造社会和民众——提高他们的绩效、能力和生产力。

但这两人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了。他们信奉的人生哲学完全不同。卡内基恨不得站到屋顶上高呼：致富的唯一目的在于散财。他认为，上帝希望我们把事情做好，这样我们才能去做好事。相比之下，罗森沃德谦虚，在公开场合很腼腆，不摆架子，从不说教，但他的行为却比言辞更响亮。“要想做得好，你必须先有做好的能力。”这是罗森沃德的信条，比卡内基这位来自匹兹堡的无政府主义钢铁大王要激进得多。卡内基信奉财富的社会责任；罗森沃德信奉企业的社会责任。

罗森沃德看到当时美国农民仍然相当贫穷落后，极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能力、生产力和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让农民掌握科学的务农知识和耕作技巧。当时，经过了几十年对农艺学和农场推销学的系统研究，这类知识和技巧已经极为丰富。但在1900年或1910年前后，它们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除了极少数有知识的农学家，一般人难以掌握。虽然罗森沃德这么做的动机有一部分是出于慈善性目的，但他同样看到，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繁荣，和其主要顾客（也就是农民）的富裕紧密相关。反过来，农民的富裕又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罗森沃德创立的农业服务机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曾独立支撑它长达10年之久，直到美国政府最终接手为止——和4H俱乐部显然是慈善性质的，但它们同时也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广告和公共关系部，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开发了市场和客户。它们的成功，部分地解释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如何从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在短短10年内成了全美第一家真正的全国性零售商，并成为盈利性最好、成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名美国企业家提出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另一种方法。威廉•诺里斯（William C.Norris）于1957年创立了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并担任董事长直至1986年退休。他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看做是企业创造利润的机遇。他同时还是位关心自己同胞的慈善家。他根据社会需求而不是市场需求来选择自己的项目（在市内的少数族裔社区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对犯人进行改造和培训，教育在学习上有困难的人）。但他指出，对公司的投资、企业中进行信息和数据处理的人力资源、公司所拥有的专门技术，完全可以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创造出一家能够自我维持和盈利的企业。

与卡内基的慈善事业、罗森沃德的社会发展方案一样，诺里斯对社会需求的投资，其目标是以提高个人表现能力、建立自助的健全社会这样的形式，创造出人的资本。但诺里斯的社会企业，同样有着创造经济资本的目标。卡内基的公共图书馆虽然也为个人的自我完善创造了机遇，但确实属于慈善事业。罗森沃德的社会发展方案也不是企业性投资，尽管它们使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获益良多，但这只是间接的。它们是良好的事业，是市场开发方面有远见的投资，可本身并不是企业。但诺里斯意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良好事业，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本身就是对新型营利企业的资本投资。他是一个创业家。

在有关社会责任的观点上，大多数美国企业和美国公众都认同卡内基。他们和卡内基一样，认为财富和经济权力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位社会改革家，富有的卡内基创建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机构：基金会。此后，从洛克菲勒到福特，一个接一个的超级富豪都以卡内基为榜样，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卡内基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定下了基调。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极为盛行。

朱利叶斯•罗森沃德的追随者要少得多。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后来担任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总裁的罗伯特•伍德将军（General Robert E.Wood），影响更大的则可能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共同创办人詹姆斯•卡曾斯（James Couzens），他曾作为亨利•福特的合伙人，担任公司的财务和行政主管长达10年之久，后来又出任底特律市的市长，最后于1922～1936年间担任密歇根州参议员。虽然他名义上是个共和党人，却是新政的精神鼻祖之一。卡曾斯把技能培训当做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入了美国的产业界。几年以后，在1913年，他不顾亨利•福特的强烈反对，建立了著名的“5美元一天”工资制。这种做法，既是对饱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也是消除威胁福特公司竞争地位的高旷工率和高跳槽率的灵丹妙药。

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康明斯发动机公司（Cummins Engine Company）的埃尔文•米勒（J.Irwin Miller），系统化地利用公司基金，建立了一个健全的社区，同时也是一种为公司创建健康环境的无形但直接的投资。米勒还特别注意为自己所在的工业小镇提供一种良好的生活质量，以吸引大型高科技企业所必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说明，在将来的岁月里，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最必要、最有效的方式是威廉•诺里斯和控制数据公司所采取的那种方式。企业只有学会把当今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转变成新颖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机遇，我们才有希望在未来战胜这些问题。虽然人们希望政府能在最近几十年解决这些问题，但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政府通过税收所获得的实际资源，日益难以满足对它的要求。只有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创造出新的资本和利润，才能为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创造条件。

技术和社会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已经改变了社会需求的本质。今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技术变革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有关技术的概念。近300年以来，技术的终极模型就是模拟在一颗恒星（比如太阳）内部发生的机械运动。当我们能够复制太阳内部机械运动过程（即核裂变与核聚变）的时候，这种技术的发展也就达到了顶点。目前技术的发展动力已经转向了所谓的有机模式，它是围绕信息而不是机械力组织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开始，早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和能源危机爆发以前，矿物燃料能源就已经是一种成熟，甚至可以称做是衰落的产业。从那时起，所有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量和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就在持续稳定地迅速下降。甚至那些当时能源消耗量尚在增长的部门——私人汽车；军用及民用航空；住宅照明、供暖和空调——其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量也早在1973年以前就开始下降。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下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无关成本。

生物过程根据信息的内容而进化，生物系统的特殊能量是信息。机械系统是根据物理学规律组织的，生物系统自然也遵循物理学规律，但它们不是根据机械力而是根据信息（例如遗传密码）来组织的。

因此，从机械模式到生物模式的转变，要求构成资本的资源也发生改变。在机械时代之前，动物能，也就是体力的运用，构成了资本。技能当然极为宝贵，但市场很小，所以必须把技术用垄断形式组织起来，用学徒制度和行会规章进行严格的控制。如果掌握技术的人超过了最低限度，就没有价值了，因为没有市场。知识则纯粹是一种奢侈品。

在过去300年的机械模式时代，人类技能日益成为生产性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到了20世纪，大规模生产把劳动者转换成半熟练工人，这一进步达到其顶点。但在一个信息日益成为组织力量的时代，知识就成为资本资源。

有关技术在意义上的转变，现在正在起步当中，它比任何一种单纯的技术变革——不管有多么迅速和惊人——都更为重要，值得人们给予更多重视。

人口上的变化或许更为重要。幸运的是，过去50年里所有发达国家在教育上的迅猛发展，正好符合这一技术转变趋势。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约有一半的年轻人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正规教育，这为新技术的操作、生产和盈利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反过来，新技术又为发达国家新增长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我敢说谁也不能肯定。

这些变化也造成了很大的差距和问题。首先，在发达国家中，存在劳动力的过渡问题。现有的一些劳动力是根据机械模式时代的需要而培训的，在技术向生物模式转变时，他们进退两难。还有我们如今称之为前工业化社会遗民的那些人——比如住在市中心贫民区的人，从人口过多的穷国墨西哥逃来的移民——他们只能以体力作为获得报酬的资本。这是当今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难题。

其次，在发达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新差距。300年前，不存在什么“贫穷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富裕的人——虽然并不是太多——每个国家也都有大量的穷苦人民。100年之后，也就是1700年，机械模式的新技术首次在各国之间造成了差异，世界开始分化为富国和穷国。到1900年，当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3倍。而现在，双方的收入差距可能已经扩大到了10:1，甚至更大一些。这种差距之大，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如今发达国家最贫困的无产阶级，其生活水平也比最贫穷国家极少数的富裕人口更高。以前的阶级冲突变成了南北分裂，甚至演变成了种族矛盾的根源。在各个发达国家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差距，也就是说，有着高标准正规教育的国家，更有机会进入生物模式的技术时代。而另一些国家才刚刚开始发展人的技术资本。占世界总人口1/3的发达国家，为利用生物模式的机遇做好了准备；而占总人口2/3的发展中国家，才刚迈入能把人力资源用于机械模式机会的阶段。

就像机械模式的技术需要技能基础一样（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正缓慢而痛苦地建立这种基础），生物模式的技术也需要广泛的知识基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基础不是一时之间能搭建起来的，而是要求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更重要的是，还要进行大量的资本投资。除了高度发达的国家，其他国家都不具备这种财力。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将继续分化成若干种社会：一种社会具备相关知识基础，能够将新技术转换成主要的经济与社会机遇；一种社会缺乏生物模式技术所必需的人才，而只具备机械模式技术的人却又过多。

技术变化与人口变化的结合，带来了企业必须学会将之转化成机遇的社会需求。

发达国家正面临着一种近代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日益匮乏，另一方面，失业率又在不断增长。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就业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受过太多教育，不愿意从事传统的蓝领体力劳动。这部分人的比例还在扩大。1982年，美国进入民用经济领域的劳动力人口中，只受过初等程序教育的人下降到了3%，只受过高中程度教育的人也下降到50%左右。而且这种发展趋势看来是无法逆转的。

这意味着美国和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基本就业问题，是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将知识运用到工作中的人，创造富有挑战性的、令人满意且报酬优厚的岗位。这也意味着，在发达国家中，对资本形成的需求正快速增长，特别是那些传统上要求资本最低的岗位，如办公室和服务领域的工作，都将发生转变。不管未来的办公室变成什么样子，都会变成资本密集型场所。在10年之内，花在每个工人身上的资本投资，将从目前的3000美元以下，增长至20000～30000美元。知识性工作的平均资本投资，比体力性工作要高几倍。知识性工作要求，在个人能够做出贡献之前，为其提供日益增长的大量教育投资，并为继续教育或更新知识进行不断的投资。换句话说，它们要求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至少能和物质投资相当。

与此同时，传统的蓝领就业岗位会出现大量冗员。在发达国家中，使用传统的蓝领体力劳动在经济上是非常不划算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基于信息的工作（不管是称之为自动化还是数据处理）每单位劳动的附加价值要大得多。凡是能够自动化（也就是能转到以信息为基础）的流程都必须自动化。否则，发达国家的经济就无法和其他国家竞争，尤其是跟那些有着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竞争。几乎可以肯定，到2010年，也就是未来25年之内，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从事传统蓝领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将变得和现代农业所占劳动力比例相当。而现代农业是目前科学化程度最高、资本最密集的行业。目前，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制造业蓝领工人差不多占总劳动力人数的1/5。但现代农业所使用的劳动力比例大概只有1/20，甚至更低。

在未来25年的过渡时期中，将出现一大批引人注目且高度集中的冗余劳动力，他们大多是传统的蓝领工人，除了技能（往往还是半熟练技能）之外别无所长。由于新加入劳动力大军中的很多人受过太多教育，对蓝领工作不感兴趣，某些蓝领行业中也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但这对上述冗余劳动力来说并无太大帮助。因为他们不会刚好处在这些人员短缺的部门，而且通常也不具备那些工作所要求的技能。

制造业从需要体力和技能的工作转为知识密集型工作而造成蓝领工人冗余的情况，一般出现在大规模生产行业的高薪岗位上。过去50年里，这些人属于工业社会中受益最多的那批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得最快，但实际工作能力却并没有什么增长。他们一般都是年纪较大的人；年纪较轻的人早在该行业开始衰退前就离开了。他们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都市地区，因此极为引人注目，还有着强大的政治势力。例如，80万汽车工人绝大多数集中在美国中西部从密尔沃基到代顿和克利夫兰的20个县里，仅仅涉及4个州。他们大多加入了工会，会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一个人单干。

矛盾的是，劳动力短缺和过剩将同时出现。怎么做才能让两者互相弥补呢？是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吗？是对劳动力给予组织化的安排吗？是把需要传统劳动力的行业迁到劳动力过剩的地区吗？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劳动力过剩做出预测，并把每个工人有组织、有系统地安排到新岗位上。

制造业劳动力短缺和过剩之间的缺口，也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地区之内，但最尖锐的矛盾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工资水平上。如果我们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将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我们的经济政策焦点，就不能放在大力发展符合年轻人要求和条件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新兴行业并促进其就业上，而要放在维持过去的就业上。换句话说，我们将会极力仿效英国人的做法，把明天的前途奉献到昨天的祭坛上——当然，这么做只会徒劳无功。

政府无法处理这个问题，更不要说解决它了。这个问题，属于那些把劳动力过剩视为一种机遇的企业家。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最好的例子大概要算联邦德国的再培训补助金制度，这种补助金已占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根据某些联邦德国人（比如联邦德国劳动部）的估计，它节约了4倍以上的失业救济金和福利费用。但为了使实际的培训发挥效果，必须使培训工作针对某一具体的工作岗位，这样一来，接受培训的人一旦达到了所需的技能水平，就可立刻获得该工作。这种培训应当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并且应当和工作安排结合起来。而政府这两点都做不到。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任内阁——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内阁时代起，就一直致力于解决“萧条行业”和“萧条地区”问题。但从这60多年的工作看来，我们知道它无能为力。从本质上来看，政府必然关注大规模的集团，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专业技能、背景和需求。

新的工作机会很可能出现在地方性小企业里，而不是全国性的大企业里。从1960年开始，美国的劳动力和就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绝大多数新工作（在2/3到3/4之间）是20人左右的私营小公司创造的，而不是大型甚至巨型企业。在这一时期，财富500强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实际上下降了5%。而且，1970年以来，在所有发达国家里，从前一直快速增长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就业岗位，增长幅度也平稳了下来。

找出即将过剩的工人，确定他们的长处，为他们安排新工作，按照需要加以再培训（所需的技能一般是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这都是地方性的任务，因而是企业的机会。但如果企业，特别是拥有知识和资本、能够采取行动的现存企业，不能有系统地把劳动力过剩看做一个机遇，这个问题就将日益恶化，给所有发达国家未来的经济造成威胁，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前途。

还有若干能为企业提供机遇的社会问题领域，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每一个发达国家中，特别是在美国，都存在前工业社会人口问题，就美国来讲，主要是指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在当今的美国经济体系中，仅仅依靠体力不足以维持发达社会的生活标准，而只有极少数黑人不具备成为生产性劳动者的能力。但是，虽然人们多次试图对这些群体进行教育，却极少达到过预期目的。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只有当接受教育者心中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时，培训和教育才能成功。然而，由于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连续不断地遭受挫折、失败和歧视，黑人心中缺乏对未来的憧憬，使得教育和培训无法转换成自信和动力。

但我们也知道，如果给这些人提供机会，他们会干得很好。然而，如果不为这些人提供工作，他们就不会产生接受培训的动力，不相信这会带来彻底的改变，并认为这种努力注定失败。因此，让人的资源发挥作用并提高其能力，是一项主要的任务。各种服务行业中都存在着机遇，因为愿意并有能力从事服务工作的人一直供不应求，在医院、维护、修理和其他所有服务行业中都是这样。

一家总部设在丹麦的公司，曾把这种社会问题变成了机遇。该公司在世界50多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开展业务。它系统化地寻找、培训和雇佣前工业社会人口，从事办公大楼和工厂的维修工作，报酬优厚，员工流失率极低。它只碰到一个问题：找不到足够的人手来满足需求。该公司并不是“培训”员工，它雇佣他们，向他们提出很高的绩效要求，从而在这些人身上培养起自尊和劳动技能，它根据个人能力提供工作发展机会。20年前这家公司创办时只有几个人，但现在的销售额已超过5亿美元。机遇是有的——但你拥有把握机遇的远见吗？

此外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还存在一个规模空前的“断层”。一方面，发达国家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缺少合格且愿意从事传统体力工作的人；另一方面，在未来15年里，第三世界国家将会出现大量已经成年的青壮年劳动力，并且只能胜任传统的蓝领体力劳动。唯有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转移到有充足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年轻的蓝领工人才能找到就业机会。合作生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发展成一种成功的企业机遇，那么在发达国家中，由于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缺乏竞争力，传统的制造业将无法进行生产，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迅速下降；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不管它的政治或社会制度是什么，只要有40%～50%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都不可能维持下去。这些年轻人肢体健全，适于工作，愿意工作，并且通过电视和电台等媒体熟悉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不应该由政府来完成这些任务，解决这些问题呢？自古以来，政府就必须关注社会问题。早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就出现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 [2]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也有过济贫法。但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永远是属于政府的任务，其他社会机构都不适合的思想，作为一种系统性政治理论的一部分，仅仅出现了不到200年。它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并以现代文官制度和现代财政体制作为先决条件。首先提出并实践它的，是开明专制中最开明的君主国，比如佛罗伦萨的哈布斯堡大公国（该国可以看做是开明专制的发展实验室）。1760～1790年间，该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医疗体系，制定了第一套公共卫生计划，并创立了第一个——也是全欧洲第一个全国性免费义务教育系统。

19世纪，这种新思想开花结果。从1844年英国的工厂法，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问题。

进入20世纪，特别是最近50年以来，人们把这种思想提高到了一个信仰的高度。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不采用政府方案而使用其他方式解决社会需求，那就是不道德的，而且肯定徒劳无功。就在十多年前，轻率的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期间，大多数人还坚信，任何社会问题，只要政府提出了解决方案，就能迎刃而解。但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这种幻想中觉醒过来。现在，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人民都不再指望政府的方案会成功。

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政府要做的事太多。就其本身来说，社会方案除了花钱是一事无成的。为了产生影响，社会方案首先需要少数第一流的人才进行艰辛的工作，给予无私的奉献。而第一流的人才总是稀缺的。在一个时期内，完成很少的社会项目，或许是够用了——尽管有两位从事社会项目最成功的企业家曾和我讨论过这一问题，一位是美国社会保险方案之父，已故的阿瑟•奥特迈耶（Arthur Altmeyer），还有一位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的创始人，已故的戴维•利连索尔（David Lilienthal）。他们都说（而且是分别说的），根据他们的经验，在任何国家里的任何一个时期，第一流的人才最多只够用于从事一项重要的社会方案。但在约翰逊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在短短4年里就试图实行五六项重大的社会方案——此外还得在海外打一场大仗（指越南战争）！

有人或许还会指出，政府天生就不适应社会方案的时间性。政府需要立刻出成果，特别是每隔一年就要举行选举的民主政府。而社会方案的增长曲线是双曲线型的：在开头一段漫长的艰苦岁月里，只有难于察觉的微小成效；紧接着，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其成果就会得到成倍的发展。美国有关农业教育和研究的项目，花了80年才使农业耕作和农业生产率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社会保险方案落实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则用了整整20年时间。在看到约翰逊总统“消灭贫困方案”取得重大成效之前，美国的选民们愿意等上20年吗？更不要说等80年了。然而我们知道，在学习取得重大成果之前，会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进行学习的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不是整个阶级。必须慢慢积累大量经过学习的人，以他们作为榜样和领导者，给人们以鼓舞。

自相矛盾的是，政府会发现，从小方案着手并耐心等待结果很难，但要放弃一个已经开始的方案更难。每一个方案都会立刻创造出一批利益相关集团，至少它雇佣的那批人肯定属于此列。对于现代政府来说，给予出去相当容易，但要拿回来则近乎不可能。因此，政府处理失败项目的办法，不是把它埋葬掉，而是把预算加倍，把在其他方面可能更有机会的能干人才转到这个项目上来，以期获得成功。

此外，政府完全不可能进行试验。它所做的每一件事，从一开始就必须是全国性的，有限度的。而这对于新事物来说，是注定要失败的。实际上，新政中所有成功的改革项目，都曾在20多年前就由个别州和个别城市——如威斯康星州、纽约州、纽约市或芝加哥——的改革机构进行过小规模试验。而新政中两个完全失败的项目，国家复兴署和工程进度管理署，则是仅有的两项没有预先在州或地方进行过试验就直接推广实行的发明。 [3]

威廉•诺里斯把自己公司的社会性工商事业说成是研究与发展工作，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在获得成果之前要花很长的时间，愿意进行实验，如果没有效果就得放弃，这些都是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特点。但我们现在知道，政府搞不好研究与发展工作，原因很多，对此，已经有人做过仔细的研究。尽管政府可以提供研究和开发的资金，但能把这种工作搞好的还是自治性机构，如大学实验室、私人医院或企业实验室等。

政府无法成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这类社会问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问题非常棘手。所谓棘手的问题，指的是它涉及许多利益相关人等，因为很难，甚至不可能确立精确的目的和目标。这可能是20世纪中叶的社会问题，与18和19世纪的社会问题最根本的区别。而比起现在这些处理得糟糕透顶的问题，今后几十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会更棘手。每一个问题背后都存在各种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极不相同，甚至彼此排斥，这就必然导致政府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

举例来说，“美国的重新工业化”，对工会而言意味着保留中心城市传统工业的传统蓝领工作岗位，或者至少是延缓传统工作职位的萎缩趋势。然而，如果“美国的重新工业化”意味着恢复美国制成品出口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那就明确地要求尽快将传统生产流程自动化，并尽一切可能将原先集中的工业转到更为分散化的新地点；也意味着关掉匹兹堡和芝加哥的大型钢铁厂，将它们变成靠近顾客的小厂。按照第一种理解，短期内从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它必然会导致失败，英国和波兰的例子就是证明。但有哪个政府方案能按照第二种理解来办呢？即便是传说中专为胜利者锦上添花，给失败者釜底抽薪的日本人（至少在最近美国流传的神话里是这么说的），也发现这么做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全日本的人都知道零售分配体制早就过时了，而且耗资巨大，唯一的作用在于能为数量很少的一批老人提供社会保障。但日本人却无法放弃对这一制度的支持。

然而，非政府机构，不管是企业还是迅速发展的非营利性第三部门机构，却能够指向单一的目标。它们能将棘手的问题分解为若干简单的问题，从而逐一解决，至少是缓解每一个问题。又因为各个非政府机构能够并且确实会互相竞争，所以它们可以找出各种不同的解决途径，并且进行实验。

政府日益无法有效处理当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这为各类非政府机构，特别是其中最灵活、最多元化的工商企业，带来了重大的机遇。有必要创造一些条件，让政府来规划任务，并由政府（比如英国迅速发展的私人医疗保险业，就是由英国国家健康中心提供资助的）或第三方提供完成该任务所需的手段。但实际任务，则交给非政府机构，特别是存在竞争的地方性企业来完成。

美国通信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50年前，该系统是由邮局垄断的，但现在日益转为由一些互相竞争，也同邮局竞争的通信机构承担邮政业务。很明显，垃圾处理、医疗保健以及很多其他服务部门，都将按照如下方式走向私有化：服务工作以国家政策和法律为依据（只需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即可），而由互相竞争的私人工商企业来完成。

未来真正的混合型经济将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私营部门，政府在其中的职责仅限为防止出现欺诈、过分剥削、相互勾结、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及侵犯人权等现象。二是真正的公共部门，如国防（国防采购除外）和司法部门，政府规定并完成工作。三是混合部门，最好的例子是美国的医院系统，它主要是一个私营系统。非营利的社区医院、教会附属医院和营利性质的私人医院，将日益组成庞大且不断发展的连锁医疗网。为了吸引病人，所有的医院都展开竞争，而其大部分收入则来自公共资金——要么直接由政府通过税收系统拨款，要么通过强制性的私人健康保险计划获得。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国防采购部门。

大多数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都假定，获取利润和社会责任从根本上是互相矛盾的，至少是没有关系的。企业被看做富翁，哪怕仅仅是为了灵魂上的安慰，也应当给予不幸者救助。

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大多数人，包括这一观点的反对者，对于像威廉•诺里斯那样宣称企业的目的在于通过做好事来赚钱，都持有一种极为怀疑的态度。对于认为利润来自“剥削”的仇视企业的人来说，这种说法纯属伪善。可即便对于认同企业、认为企业应当像安德鲁•卡内基那样乐善好施做个慈善家的人，也无法接受企业通过做好事赚钱的观点。这等于是把美德变成了自私自利。至于那些建议企业独善其身，把社会问题留给有关当局（实际上就是指政府）去解决的人（这正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立场），他们认为企业自身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但在未来10年内，强调以下观点将变得日益重要，即：企业唯有将社会责任转变成自身利益，也就是转变成商业机遇，它才能承担社会责任。

今后10年里，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时所提到的那些问题，而是创造资本，使之可以独立为将来的工作岗位提供资金。这是一个日益重要的社会责任。技术从机械模式转为有机模式，要求大幅度提高对工人的资本投资。这种对资本形成的需求，同100年前现代工业刚出现时一样强烈。而随着技术、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急速变革，还需要大量盈余资金，投入研究和开发工作中。

我们所处的时代，曾是一个只需用相当低的边际成本就可以扩展和改进现有技术的时代，因此，对资本构成的需求也就相当低。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自然，旧有的产业正处于衰落或是改组当中，但更重要的是，新兴产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如信息、通信、生物化学、生物工程、遗传医学等。随之又产生了其他一些新行业，比如对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进行继续教育，这很可能是未来10年里最主要的一个成长性行业，并将日益掌握到企业家手里。

早期的成长阶段对资本构成提出了最严峻的要求。但是，在一个鼓励个人储蓄的传统手段普遍失效的现代社会，资本构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所有国家的储蓄率都趋于下降，这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口比例提高，这些人通常不再储蓄，主要是消费；二是传统上需要由个人积蓄来应对风险和意外的费用，改由社会保障承担。以美国为例，储蓄率的下降，与老年人口的增长成正比，也与承担退休、生病和失业风险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成正比。再如日本，过去10年它的储蓄率虽然还是很高，但一直稳步下降。

此外，我们现在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家庭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实质上并不能提高储蓄率。我们知道，工资的增加带来的是新的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欲望。因此，企业利润成了现代经济中资本构成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利润这个词是一种误解，存在的只有成本——过去的成本和未来的成本；经济的成本、社会的成本和技术变革的成本；以及未来就业岗位的成本。当前的收入必须承担这两方面的成本，而这两方面的成本在未来20年里都将急剧上升。

所以，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是创造足够的利润，承担未来的成本。如果它未能履行这一社会责任，也就无法履行其他的社会责任。衰退经济中的衰退行业，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不太可能成为友善的邻居和老板，或是承担起社会责任。当对资本的需求快速增长时，用于非经济目的，特别是慈善目的的企业盈余收入不可能提高，相反，是必然会减少。

有些人认为，现在的企业家应当继承过去王公贵族的传统——很多企业家自己也不幸陷入了这一错觉。自然，这样的人对上述论点是不满意的。但王公贵族们能够乐善好施，首先是因为他们从穷苦大众手中掠夺了财富。

还有些人，特别是一些企业家，他们觉得把问题转化成商业机遇太稀松平常，太不够浪漫。他们把企业看成是屠龙的勇士，而自己则是骑着白马的圣乔治。

但企业正当的社会责任在于驯服龙，也就是把社会问题转变成经济机会和经济利益，变成生产能力，变成人的能力，变成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以及变成财富。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