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先秦之后，智德的探索从未中断，反而更加详实深入。从王充的实知论，到韩愈的师道论，再到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智”完全融为中华道德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仁、义、礼、智作为整个中华道德体系，其发展的脉络恰恰最好地诠释了中华道德文化无与伦比的智慧。

痛疾虚妄，务实重效：王充的实知论

我国古代知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曾走过弯路，例如两汉时期就出现了神化孔子、神化儒家经典的不良学风，东汉时期还出现了谶纬迷信的泛滥流行，总之荒诞虚妄的东西一时间浊浪滚滚，甚嚣尘上。面对思想界的逆流，王充撰写了《论衡》一书，此书标举“疾虚妄”的鲜明旗帜，展示了其唯物论、无神论的斗士风采，书中《知实》、《实知》等篇凸显了他智论、智德方面的深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披阅深省。

“含血之类（人类），无生知者”

关于认识的来源，王充激烈反对汉代一度流行的圣人“生而知之”或“神而先知”的谬论。他指出：“（谶纬化的）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圣）则神矣。……曰：此皆虚也。”（《论衡•实知》）他专门写了《实知》一篇大作，列举十六个事例，证明即使像孔子、周公那样的“圣人”也既不能“先知”，更不是“生知”，任何人都只能“知物由学”，即知识只能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其中涉及孔子的几则材料颇具戏剧性，略记于下：

颜渊炊饭，尘落甑中，欲置之则不清，投地则弃饭，掇而食之。孔子望见，以为窃食。圣人不能先知，三也。yipindushu.com

……

子畏于匡，颜渊后（断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如孔子先知，当知颜渊必不触害，匡人必不加悖。见颜渊之来，乃知不死；未来之时，谓以为死。圣人不能先知，五也。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馈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孔子不欲见，既往，候时其亡，是势必不欲见也，反遇于路。以孔子遇阳虎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六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如孔子知津，不当更问。论者曰：欲观隐者之操，则孔子先知，当自知之，无为观也。如不知而问之，是不能先知，七也。（《论衡•知实》）

王充真是善于摆事实讲道理的一位学人，他在陈述了一系列事实之后明确地指出：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所谓圣者，须学以圣。……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论衡•实知》）

即使是“性敏才茂”，如果“独思而无据，不睹兆象，不见类验”，而主观臆造所谓“预言”“谶记”，无论怎样口吐莲花，只能是妄诞无稽之谈。

王充并不否认人的才智的差别性。他认为，这种差别绝不在要不要“任耳目以定情实”，即需不需通过感官认识事物，而仅在于才智的多少，认识的快慢：“圣人疾，贤者迟；贤者才多，圣人知多。所知同业，多少异量；所道一途，步驺相过。”（《论衡•实知》）而且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愚夫能开精”，“圣人可勉成”（《论衡•实知》）。

“不徒耳目，必开心意”

王充把直接的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首要途径。他指出，人们要得到知识，必须“任耳目”，依靠感觉器官。“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论衡•实知》），任何表象（“状”）都来自感官的见闻。举例说，让某人在墙东讲话，使圣人在墙西听着，眼睛看不见对方，这样，他能知某人黑白、高矮、乡里、姓氏等状况吗？显然不能。这就说明感觉经验的重要性。但是王充又强调，人的认识也不能停留在耳闻目见阶段。他说：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彰明，犹为失实。（《论衡•薄葬》）

这是说，单凭感觉经验，容易迷于“虚象”，必须对感性材料进行理性加工，即“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而辨明虚实，判定是非。所谓“必开心意”或“以心原物”，被看作认识的第二个阶段。按王充的说法，也就是要善于做到“留精澄意”，认真思考，“方物比类”，进行比较；“揆端推类，原始见终”，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推原经验，以处来事”，从已知经验，预知未来；还需善于“按兆察迹”，“由昭昭察冥冥”，通过一些征兆迹象，而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联系。王充的这些知论观点，今日衡之，仍然是很有深度的。

“考察前后，效验自列”

王充还提出以“效验”范畴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实知》）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论衡•薄葬》）

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论衡•语增》）

王充强调“效验”，反对空谈，实际是以所谓“得其实”、“不违实”，即主观符合客观作为真理的标准。问题是怎样才能证明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呢？王充的回答是“考察前后，效验自列”。

王充用“效验”作为武器，逐项检查谶纬神学的各种谬说，给错误思想以有力的打击。如农民用马粪浸种，防止庄家长虫，充分证明了虫灾不是上天对百姓的惩戒；用透镜对着太阳取火，证明太阳是客观的火气，而不是神物。特别是他用“效验”这一标准去检验人的言行，专门写下《问孔》篇，对被神化了的孔子提出大量质难。他指出：

凡学问之法，不为（畏）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论衡•问孔》）

“距师”，是反对把古代圣人的思想绝对化；核实，是重新用新材料加以订证。他还说：

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而）不能用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论衡•超奇》）

博通是为了应用，止于知而不能用，违反效验原则，不过是“鹦鹉能言之类”。鹦鹉能言，不离禽类，是于事无补的。从认识发展史的角度看，是先秦唯物主义认知理论的进一步展开。

从王充在《论衡》中所引的大量材料看，涉及领域异常广泛，涵盖天文、地理、政治、学术等领域，甚至包括农夫织妇的生产活动。他常常引用这些劳动者的生产活动经验来说明认识论的问题：

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目见之，日为之，手押也。……从农论田，田夫胜；从商讲贾，贾人贤。（《论衡•程材》）

以此来说明实践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把群众的生产经验列入认知范围，也就使其知论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而且具有科学理性的色彩。举例来说，《论衡•书虚》中谈到钱塘江的潮水问题，据说是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杀害后，忠魂不散，驱水为潮，以表愤慨。王充指出这是欺人之谈，他举出十二点理由，反复说明涛水决非伍子胥的魂所激起的；接着又列出六点根据，正面解说潮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正确指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他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能认识到潮水与月亮的关系，确是卓见，非同凡响。英人李约瑟很重视这段批判，把它的原文和译文完整地引在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可见王充的知论确实很深刻，真能探微索隐，入木三分。他有许多见解，远远超过当时的水平，这不能不令人惊服。

重道尊师，进学无倦：韩愈的师道论

唐代的韩愈是一位儒学大师，他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说，阐释了儒学的发展过程，并以弘扬儒学为己任，深具影响。他撰写的《师说》、《进学解》，针对智育和德育两个重要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流传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仍值得我们研讨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