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礼的修养探讨，也就是他对整个礼义道德的修养观点。对此他也有独特而全面的见解，从外部的环境选择到内在的学习思考，再到主动的实践积累，方方面面他都做了论述。

由于荀子认为礼义道德不是源于人性，而是跟法律一样导源于个人意识之外的社会规范，是圣人的人为教化，“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所以礼义道德的修养不在于孟子的“尽心知性”，更不能返回恶的人性。荀子说：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荀子•儒效》）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无法移去，“然而可化也”，人在后天可以通过教化而改造这一人性。礼义道德，人生下来时“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既然人先天的本性可教导和转化，人后天的礼义道德又可学习和践行，那么礼的修养完全可以通过“注错习俗”、“强学而求”、“积善成德”等方式，“化性起伪”来实现。

“注错习俗”

所谓“注错习俗”，是指人们原本拥有同样的先天才智和本性，但由于后天生活中受环境影响不同，对所关注的事物不同，处理事情的措施选择不同，久而久之产生不同的习惯，形成不同的风俗，进而有了不同的礼义德行。荀子倡导“谨注错，慎习俗”（《荀子•儒效》），尽可能地接触好的社会环境和习惯风俗，造就人高尚的礼义道德。荀子实际上是充分发挥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论断。yipindushu.com

荀子认为人性是同一的，由于人后天长期的安排措置以及习惯风俗，改变了思想和本质，“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

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荀子•荣辱》）

人的智慧、思虑、资质、本性都是一致的，人们凭借这些相同的智慧、思虑、资质、本性，可以成为仁德的尧舜，可以成为残暴的桀跖，可以成为工匠、农民、商人，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对这些天生的资质和条件不同的关注和安置，以及习俗的长期积累。人们不知道君子的资质才能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将它措置安排得恰当，而小人将它措置安排偏差了。事实上小人的智慧和才能，是可以做君子所做的一切的。一个国家的人习惯于待在该国，城市里的人不习惯农村的生活，而农村的人也不习惯在城市生活，这并不是他们的智慧、资质、本性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自身思想的措置以及习俗的要求不同。

礼的修养需要注重生活环境的氛围，需要注意日常细节的浸染。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荀子•劝学》），“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都是“注错习俗”的表现。

“强学而求”

荀子非常看重礼的学习和探索，把“强学而求”视为“化性起伪”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荀子》的第一篇就是《劝学》，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学习的重要性，如“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学不可以已”，“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等等。因此礼的修养也脱离不开通过学习来求得，即“强学而求”。

首先，荀子确认了学习礼的可能性。对任何人来说，仁、义、礼都具有可以知晓、可以做到的性质，而作为普通人，也都具有可以了解仁义法度的资质，都具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度的才能，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禹也就很明显了。

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荀子•性恶》）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荀子说人对仁义道德具有“可以知”“可以能”的资质、素养，就是指人有道德理性的能力，即“四基德”的智德，同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是相通的。正是对道德的理性能力使人可以“强学而求”，可以“化性起伪”。

其次，荀子申明了学习礼的重要性。他认为君子不是天生的，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在于他善于学习，而《礼》就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和对象。荀子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

学习的科目从诵读经书开始，以《礼》的学习为终结，因为学到《礼》就到达了道德的终极顶点，就包括了所有的道德内容了，就具备成为圣人的知识储备了。

再次，荀子还强调学礼要“专心一志”，“并一而不二”（《荀子•劝学》）。心是学习礼的思维器官，也是履行礼的精神意志，不能被干扰和蒙蔽。他说：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

心主宰身体，主管精神，发号施令而不接受命令。心自己限制自己，自己驱使自己，决定抛弃什么，决定接受什么，自己行动，自己停止。他人可以强迫嘴巴沉默或说话，可以强迫身体弯屈或伸直，却不可以强迫人心改变意志。心认为什么对就接受，认为什么错就拒绝。因此，人在学礼时，该发挥心的作用，专心致志，明察理论，唯有如此，才能对礼有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积善成德”

荀子对礼的修养还非常看重礼德的践行和长期积累。

首先，荀子注重礼义道德的实践。他认为礼义道德的修养最高阶段就是“行”、“为”、“守”。他要求君子“利少而义多为之”（《荀子•修身》），“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

荀子说，听到比没有听到要好，见到比听到要好，理解又比见到要强，实行更比理解重要。礼从学习开始，到实行结束。只有实行礼才能明白事理，才能是圣人。圣人在于以礼义为根本，能恰当地判断是非，其中的诀窍就在于他能把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圣人注重的不只是听到，还要求亲眼看到，并且力求能理解，能持之以恒地践行。唯有如此，圣人才能避免谬误、虚妄、陷入困境。因此，“积善成德”就在于能将学到的在生活中去践行。

其次，荀子突出了礼仪道德的长期积累。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就是锲而不舍地学习践行礼，“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

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地遵守礼制，积义积善，内化德性。仁德的尧舜，残暴的夏桀和柳下跖，天性都是一样的，而尧舜之所以为尧舜，在于后天能够“化性起伪”。圣人对于积累人为因素而制定成礼义，也就像陶器工人搅拌揉打黏土而生产出瓦器一样，人性是材质，“化性起伪”就是对材质的改造。

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荀子•性恶》）

荀子认为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只要认真学习礼仪道德，持之以恒，积累善行，照样能通神明，精神境界可以与天地相并齐。一般的人积累善行都能成为圣人。小人可以成为君子，却不愿意成为君子。君子可以成为小人，但不愿意做小人。原因在于君子和小人都可以积累善行，但区别在于肯不肯积累善行。可见荀子突出强调了道德修养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积善成德”的方式，“化性起伪”最能体现人的道德自觉。

就儒家内部而言，孔子“贵仁”，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强调仁与礼的统一；孟子“尚义”，仁义并举，强调仁与义的统一；荀子“隆礼”，由义而礼，综合孔孟仁、义、礼学说，突出了礼制对整个道德体系的完整性、现实性和终极性。虽然荀子和孔子、孟子的最终旨趣都是一致的，都是要建立一套向善劝善的道德学说，都不出孔子创立儒家的根本精神，但荀子的礼论内涵更精细，论证更严谨，观点更合理，是中华传统道德体系发展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