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荀子的义德思想中，还有一个极富价值的政治伦理观念，这就是他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精彩命题。一般说来，儒家人物出于社会和谐、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家族稳定的需要，是维护“君父”地位的，但是这种维护也是有条件的，即君权、父权必须与道义相一致，甚至必须以维护道义为前提。对于从根本上违背道义、践踏道义的君主，不但不应维护，甚至可以讨伐诛杀，这就是孟子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的大胆言论。

荀子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他对于“孝子”是否服从“父命”的问题，作出了具体的分析：

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忠；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忠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荀子•子道》）

也就是说，在某些具体情形之下，孝子不盲目服从父命才是正确的，才是有利于家庭社会和谐稳定的，这里的前提性的标准就是道义原则。在《荀子》一书的《臣道》、《子道》二篇文章中，荀子反复论述了这一观点。

宋代理学家孙觉著有《春秋经解》，其中有一段话是以“荀子曰”的形式援引出来的，其文更加精辟，更加概括，更能体现出道义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

荀子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入则孝，出则弟，人之小行也。盖事有不中于道理，有不合于义者，则虽君父有命，有不必从，惟道义之所在耳。（《春秋经解》）yipindushu.com

很明显，这一论点，同绝对主义的君父论唱的是截然不同的反调，而这一反调中透露出来的是儒家义德观念的正面价值，并含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是非常宝贵的理念。

从汉儒到宋明诸儒

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子是经学大师，朱子是理学大师，分别代表了儒学三个阶段。其中董子是在先秦百家争鸣之后，融汇百家学说，使儒学贯通子学而独尊，对中华文化和道德传统有着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

董仲舒：正义不急利

首先，董仲舒特别注意辨别仁与义，认为“义”就是正自己，而不是正别人。

董仲舒的“义”同“仁”一样，来源于“天”，“天志仁，其道义”（《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但董仲舒提出“义与仁殊”，认为两者的所指与寓意都很不相同。他说：

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春秋繁露•仁义法》）

“义”的对象是我自己，要求自己正当、正派，如果自己做不到，即便是能要求别人正当、正派，也不算是“义”。“仁”的法则是爱人，不在于爱自己，虽然能够自爱，却不爱别人，也不能称为“仁”。董仲舒认为，如果对自己的要求愈加放松，对他人的要求愈加苛刻，那么仁义法则就会变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因此，所谓“仁义”，作为处理人我关系的道德准则，应该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是“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中国传统道德最终归结为人我之间的“爱人”与“正我”相统一的两方面。

其次，董仲舒阐释了王道正义，具体说明王朝更迭改制和王道正义延续之间的关系，分别提出了“三统”循环和伦理恒常的理论。

关于王道正义，他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也，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皇权的设立是天意为了维护百姓安乐秩序而设置的。这体现了董仲舒的民本思想，他没有直接主张王权至上，在皇权上面安排了“为民”的天道意志，如果皇帝违背天意就会被推翻，治理妥当就会获得祥瑞奖励。天道意志就是王道正义。这也是先秦儒家一贯的民本政治理念。

他认为王朝更迭的标准取决于是否违背天意规定的王道正义，以黑、白、赤三色为治理方式的标志，循环更迭王朝，夏朝为黑统，商朝为白统，周朝为赤统，周朝之后又为黑统，循环往复。王朝的更迭具体表现在政治体制的改变上，但是王道正义始终是恒常不变的。董仲舒说：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帅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春秋繁露•楚庄王》）

正是通过迁移宫殿、更改年号、修改历法、更换制服等，彰显天道意志对王朝天命的更迭。但是新王改制，不改其道，不变其理。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天道，也就是上古所奉行的王道正义。所以原有的王朝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违背了天道意志的王道正义，新王朝的政治体制也必须顺应天道意志，重新维护王道正义。

再次，董子权衡义与利、道与功，做出总括性的经典断语，对后世影响深远，表明了他重义轻利的态度。

班固所作的《汉书•董仲舒传》，有一则董仲舒关于义利的著名命题，叫做“夫仁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每每为人非议，认为它完全排除功利，是迂腐之见。其实关于董仲舒的这一命题，还有另一版本，“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这两种说法，一个是“不计其功”，一个是“不急其功”，语义轻重相去甚远。而两句话中的“不谋其利”，都是指私利。从之前儒家一贯的立场来看，孟子到了卫国，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惟仁义而已”，并不是不要利，而是不要急功近利。从董仲舒的基本思想来考察，他显然也不是全然决然地抛弃功利。

按照董仲舒的人性论，人生于天，天有阴与阳，所以人有贪的情欲与仁的理性，仁是人的阳气本性，贪是人的阴气情欲。董仲舒认为义与利都是人所需要的，各有用处，他用身与心比喻利与义。人都有利与义的需要，利是用来养身体的，义是用来养心的。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但人心贵于人身，利可以满足人身，却不能养人心，人心只能用义来养，且能支配人身，人心贵于人身，所以义重于利。

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义能养心，利能养身。心比身要贵重，所以义大于利。舍利取义，虽然贫寒但也能有所乐。忘义殉利，虽然富有也必定会遭受不幸。因此应当重大义，轻私利。“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春秋繁露•竹林》）

董仲舒把“义”作为天下治乱的根本，强调公利，以“为天下兴利”为要。他说：

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量势立权，因事制义。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写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是以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春秋繁露•考功名》）

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就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他又说：“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春秋繁露•诸侯》）“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君主追求天下公利，实现社会安乐太平。好恶喜怒只是手段，以求合于义，成为治世。

总之，董仲舒完全延续了孔孟重义轻利的基本态度。《汉书•董仲舒传》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论断，把义利推向了对立，广为流传，对后世影响深远，乃至于被宋明理学的部分学者进一步扩展为“存天理灭人欲”，进一步走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