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立新的时代，破除的是旧观念和旧体系，建立的是应对各种力量组合的新观念和新体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最优秀的政治家将拥有第七感，将领导一个由全新原则组织起来的世界，制定一种新的国际体系。

在20世纪众多中国现代外交人物中，有一位温暖且广受爱戴的人，名叫黄华。他生于1913年，卒于2010年，人生跨越了中国国际地位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历程。在黄华出生时，中国几近崩溃；在他去世时，国家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努力适应着世界的瞬息万变。从某种意义上讲，黄华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的外交家苏秦的继承者，苏秦曾被南怀瑾大师称为目光长远之典范：在2500年前那个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的年代，苏秦便已掌握时局，纵横天下。黄华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后任副总理，他洞悉毛泽东革命时代以及之后几十年的困局，目睹这个国家在世界上能够承担完全不同的角色的可能性，并在1978年邓小平上台执政之后，将这一可能性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黄华总是很平静，脾气温和，气质超然。我最喜欢他的一个形象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留下的。当时，他在巴黎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准备出席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大会。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对他进行言语刁难，而在那个画质粗糙的视频中，他毫不慌乱，安静地坐在一团烟雾里。克朗凯特纠缠不休，黄华却微笑着，给这位新闻官递了一支烟。尽管他来自贫穷、混乱、危机四伏的转型期的中国，但他镇定自若，这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来自动荡国度的惶恐不安的代表。

黄华的英文讲得几近完美，他的名气不仅因为他坚决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因为他对西方与中国文化及其差异有独到见解。黄华的著名见解是：“当中国人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先提问‘时代的本质是什么’。”黄华说：“西方人直奔主题，切入目标，他们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黄华认为，中国人倾向于审视他们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同时从一开始就思考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环境和条件。环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很重要，因为即使你解决了某一个具体问题，但环境依然存在。

如果把政客们寻求和平的任务比作摞茶杯，那么，中国人想知道的是：有没有风？这些杯子的产地是哪里？它们能否很好地搭配在一起？西方人则直接聚焦问题本身，怎样把杯子摞起来。西方人手头的问题经常被定义为最直接的方式：清除萨达姆，用无人机空袭恐怖分子，结束金融危机。他们的计划就是让这些茶杯保持平衡。西方的政客很少有能够注意到放置这些杯子的桌子缺了个脚，或注意到可能会起风。有人认为，中国人探究环境的本能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中国数百年来一直是农耕社会，故而必须要对天气了如指掌。此外，中国的文字不是由一个一个独立的字母构成的，而是由字体组成，像一幅幅小图画。比如“马”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匹马。要真正读懂中国的散文和诗歌，领会其意境，意味着要“统观全景”，而不能流于字面意思。所以，苏秦和黄华采取的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都始于同一个持续几千年的问题：时代的本质是什么？yipindushu.com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政策，是黄华协助制定并付诸实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证明了这种“时代本质优先”的考量是怎样影响一个领导者的决策的。毛泽东，这位在邓小平上台之前领导中国的人，不安于现状，他是个革命者。因此，他相信他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革命时代，这不足为奇。正因如此，他使他的国家随时备战待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满目疮痍，到处挖有防空洞，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的保护措施。他把中国的工业分配在穷乡僻壤的险要之地，以便能够在持久的战争中幸存。一位革命同志实地勘察了“二战”后的中国，并思考这个国家该如何进行自我防卫，毛泽东说：“我们还有绵绵的群山和无数的隧道。”这一切毛泽东都派上了用场。那时的中国以防卫性孤立闻名于世。

在1977年邓小平执政的时候，他读出了不同的时代意义。1983年，在与一群持怀疑态度的官员聊天时，邓小平对他们保证：“爆发一场大战争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用害怕，没有任何风险。”那些官员抛弃了毛泽东式的多疑，转而相信中国能够安全地开放、发展和改变，这种转变确实不容易。他们五味杂陈，混杂着对国家过去梦魇的铭记，因为中国自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就备受欺凌，先后遭受9个不同国家侵略、凌辱。对中国人来说，军事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曾经为战争而担忧，年年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邓小平告诉他们，“现在看来我们多虑了。”邓小平认为世界正走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他认为恐怖的、亡国的战争不会迅速殃及中国。国家建设是当前时代的核心要务，发展和建设将借助科学、金融和贸易。他向怀疑他的人们承诺，如果中国人民努力工作，到2000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将由微薄的250美元提高到不可想象的目标——1000美元。

“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的名言，不问姓“社”姓“资”，只要它能促进发展就好。这是一个勇敢的判断，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决断。没有任何大的战争席卷世界和中国，列强们并没有急于遏制这个贫穷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代名词。邓小平派出像黄华这样的人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树自己的地位，他召回了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以建立新的经济架构。他还把一些革命领袖的积极性调动到新的经济建设上来，这些项目大胆地挑战了马克思甚至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所预测的经济规律，而这些革命领袖当中就有习仲勋。几乎正如这位老人所预定的发展进程一样，邓小平的“猫论”最终“抓住”了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的目标。

有一些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值得钦佩的，这是源于“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原理，但是这种基本的几何原理也一样可以愚弄我们。它总是无法描述实现我们愿望的最好方式，在当今尤其如此。我们看到，旧地图已经不太奏效了，新地图通常是由新的网络连接制成，它正在改变着每一件事情，从金融到恐怖主义。在旧地图上看起来相距万里，在网络上可能只是纳秒之遥。这些新的动力学就像恒定的风，不断地吹拂着我们的政客们想要摞起来的杯子。他们不仅会计划失败，而且还感觉不到更大的外部力量的存在。这就难怪他们几乎不可能预测，也不可能理解发生的一切。

黄华的问题“时代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是任何一项行为首要的核心问题。若这个问题回答错了，那么接下来的所有决策也都将是错误的。你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简单的、平坦的全球化世界吗？你相信民主的传播不可避免吗？或者你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会出现全球混乱与美国衰落吗？抑或一个新的伊斯兰王权“哈里王国”即将成立？

在行动之前做这种判断的重要性，反映了一个政治家对事态的真正理解，包括有多少因素是不可掌控的，有多少不同的力量可能随时把杯子（即精心设计的政策）碰倒，如人、政治、新纪元的改变力量。在任何外交家（或企业家、政治家）的回忆录中，都有一种谨慎的冷却剂为他们的激情降温。“如果单靠自己，个人将一事无成，”普鲁士的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这样说道，“他只能等待，等到时机来临，才可以一击而中，得到上帝的垂青，仅此而已。”作为欧洲政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俾斯麦的意思是，稳定和权力的秘诀是掌握历史的力量：启蒙、科学、产业、民族主义和技术。

在这一章里，我想做的是把俾斯麦的感知带入我们自己的时代，并且用来讨论全球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世界将如何变得有序？你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外交政策专家才可以感受新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才可以感受到当今国家体系正在以尚未被完全理解的方式发生着改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已经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包括我们如何沟通、如何购物，甚至如何思考。商人们想知道市场将如何变得有序，政治家们担忧政治系统将如何得以重塑。但首要问题，即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正开始一段真正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将无法避开它的影响。事实上，是网络告诉我们世界秩序未来的样子，网络还因此向我们揭示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也许你已经猜到，这样的策略，不是依据过去工业化时期对力量的理解所能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