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与檄功能相近，也具有一定的军事色彩。移是不相隶属的官署之间传换政令的文书，它负载着举荐、辩难、申诉等功能。如陆云《移书太常荐同郡张赡》、张华《移书太常荐成公绥》均为举荐之作。后者云：“窃见处士东郡成公绥，年二十五，字子安，体珪璋之质，资不器之量，知深虑明，足以妙见研思，笃好则仲舒之精。……渊才达学，足以弘道世教。”

另外，移文晓谕风教的作用也较明显，如虞溥《移告属县》说：“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善积则习与性成。……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

总之，通过对魏晋盟、誓、檄、移创作的考察，基本可以概见此间军事性应用文体的风格和儒学思想特色。儒学忠、孝、仁、义等观念在魏晋军事性文体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并为此类文体大义凛然、慷慨悲壮的艺术特色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正是在共同的儒家政治道义准则的前提下，魏晋盟、誓、檄、移等文中激涌的尚武情怀才升华到报国忠君、一统河山、安邦保民等崇高的精神境界，进而引起士民共鸣，外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和战斗力。这与那些吟咏情性、追求人格独立与自我价值实现的纯文学文体相比，其艺术成就也毫不逊色。

魏晋学术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意蕴

魏晋学术性应用文体，主要包括注、序（叙）、传、志、论、赞、说等，如注、序多见于儒家经典及其他诸子著述的注疏、引论、制定凡例、开宗明义等方面，传、志、论、赞、说则多由儒家经典阐释的范畴中走出，在史传撰制领域应用广泛。当然，魏晋儒学在思想领域的独占地位趋于倾危，人的主体意识与情物交互关系得到空前突出，上述诸体也有泛学术化、生活化的意味。如论体文会因不同选题而具有不同的思想面貌，此间史论、政论、人物论、哲学专论、艺术专论等异彩纷呈；赞也不仅限于史学意义上的论赞，赞述的对象除了儒家圣贤之外，更包括了列仙、老庄等内容。总之，就魏晋学术性应用文体而言，随着其泛学术化和生活化的特征日益显著，其中蕴涵的文学性特点也萌发出来，如《文心雕龙•论说》称“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传相对注来说，除解释经义本身外，还具有更大的阐发功能。其经由司马迁，由解经之体变为史传之体。yipindushu.com

至于志，本义为心意、意念，引申为记。

序作为著述文体，则具有交代著述或创作的动机、始末、宗旨、凡例等内容的作用。

魏晋记体之作很多，如吴顾启期《娄地记》、东晋顾长生《三吴土地记》、顾夷《吴郡记》、孔晔《会稽记》、贺循《会稽记》、范汪《荆州记》、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罗含《湘中记》、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任预《益州记》、袁休明《巴蜀记》等均为代表。其中也不乏描写山川风物的优美笔触，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中就多有佳篇。魏晋记体文的文学性值得重视，如两晋之际孔衍《在穷记》说：“贼来入门，时家见在绢布三千余匹，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辇出，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皆竞取财物，不暇复见杀。”“遣信与义阳太守孙仲开相闻，告其困乏，得绢二匹，坏车一乘，卖得绢三匹，以籴米一石，橡二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鹤节，无复血色。”

说，本义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