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作用在于“分”，“分”的准则在于“义”，所以礼的制定归根到底是“行义以礼”。礼制的总精神是“义分则和”，礼制的总特征是“贵贱有等”，礼制的价值是“人道之极”。

“义分则和”

荀子提出了“义分则和”的道德命题。“义”是“礼”的伦理根据，“分”是“礼”的制度手段，“和”是“礼”的道德目标。所谓“义分则和”，是指人与人之间只有进行适宜的名分划分，才能形成社会，并实现各等级之间的和谐。荀子指出，礼制的总精神就是“义分则和”，就是人群各等级各安其分，各得其宜，互不侵犯，达到社会和谐。

首先，“义分”是必要的，人也只有“义分”才能为人，才能形成社会组织。这里的“分”包含了等级名分和权利义务，也有社会分工合作的意思，而“义分”就是指礼义。在荀子看来，人都有好利之性，利欲追求必然导致争乱，而礼义道德的产生，以道义划分名分和权责，制止了争乱，使人类区别于动物，能够社会群居，组建家庭，走向文明。所以荀子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国》）yipindushu.com

荀子认为人性是天生的自然属性，跟动物差不多，但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动物不一样，之所以成为万物生灵中的尊长，在于人是社会群居的。人之所以能社会群居，在于社会有等级划分，有秩序安排。社会之所以能够划分等级秩序，在于人类有后天教化的道义。荀子还说过：“人之所以为人何也？曰：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这里的“辨”就是“分”，人因为通过分工合作构成了社会，才从动物界中独立出来。人要生存，就必须要组成社会；而要组成社会，就必须要按照道义约定等级名分和权责，才能制止争夺动乱。所以等级名分是社会保存和人生存的根本利益所在。

其次，只有“义分”才能实现“和”，社会也只有“义分”才能强盛。“和”就是通过在人群之间加以种种分别，实现人际关系的调和、融和。荀子说：

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

全社会依据道义确定了名分和权责，人们就能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进而力量就大增、强盛，就能战胜自然外物。正因为如此，人才有可能在房屋中安居乐业、和谐相处。人们之所以能够从容地依照季节变化，安排日常生产和生活，管理社会事务，使全天下都获益，也还是遵守了名分和道义的缘故。这种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义分”基础上的，是荀子“礼以定伦”（《荀子•致士》），是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这种让人“能群”而“分”而“和”的“义”，不是别的，正是“礼”，它不是先天固有的自然心性，完全是后天人为的社会教化。可见“义分”对于人和社会来说，是至为重要的，“礼”就是遵照“义分则和”的总精神制定出来的。荀子紧紧抓住了“礼”的社会性质，突出了“礼”的社会功能，这一点远远高出了其他儒家。

“贵贱有等”

荀子认为，礼的制定就是经过“义分”之后，使人们“贵贱有等”。他所说的“贵贱”仅仅是指社会职位分工的高低，不表示道德价值评判上的优劣。荀子说：“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此处“制礼义以分之”，不是所有人的均分，而是有等级的秩序。有限的社会资源应该按照礼义制度，采取等级制度形式，实行有节度的分配。正如他自己所说：“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荀子•政论》）从上等的贤才，到次等的贤才，再到下等的贤才，最后直到普通的百姓，他们的衣食财物是不一样的，分别对应的是从天下供给俸禄，到一国供给俸禄，再到城邑供给俸禄，最后自己供给衣食财物。荀子还说：“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可见，解决社会混乱的“制礼义以分之”，是建立在“贵贱有等”基础上的。

荀子对“贵贱有等”的礼制做了充分的描述和论证。他说：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

权势、财物等所有的东西，都平均分配，搞平均主义，所有人都相互均等，做到绝对公平，结果社会的劳动任务因无法下达和敷衍而不能完成，国家因意见无法达成一致而无法成为统一的国家。所谓“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同样尊贵或同样卑贱的两人，不会互相侍奉。天与地不相同，人与人有差异，社会各阶层必然也有上与下，才会秩序井然。只有恰当的等级差别，才能避免战乱，上下齐一，社会安定。因此，古圣先贤“行义以礼”，“制礼义以分之”，划分人们的名分和权责，贫富有别，“贵贱有等”，相互督促，从而天下得到根本的治理。因而《尚书•吕刑》说“维齐非齐”，即绝对的平等不仅不是真正的平等，而且也做不到，唯有有差别的平等才是可能的平等。

荀子还具体阐释了“贵贱有等”的划分方法，如按照贤能、亲疏、长幼等方面，安排职位权责、俸禄财物的差别等级。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

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义者，分此者也。（《荀子•君子》）

礼意味着高贵的和卑贱的有不同的等级，年长的和年幼的有一定的差别，贫穷的和富裕的、权轻势微的和权重势大的都各有相宜的规定。就穿戴而言，天子穿大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穿白色褶子裙，戴鹿皮做的帽子。同时，德行责任必须和职位相称，职位必须与俸禄相称，俸禄必须与费用相称。古代圣王之道，就是崇尚贤士，任用能人，按照贵贱划分等级，区分亲近和疏远，对长幼排序。唯有如此，君主才显尊贵，臣民才会安宁，政令才能畅行而不滞留，恩惠才能恰当赐予而不违背情理，事业才能迅速成功而有了休息的时间。礼义就是恰当地把握这些正当名分和权责。

“人道之极”

荀子极其重视“礼”，认为礼使得人们群居在一起而能协调一致，礼制是人类道德的终极顶端，即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他从礼治与治国、礼治与法治关系等方面，论证了礼制和礼治的重要性。

首先，荀子认为礼是人之为人的依据，是人们必须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之所以“能群”的保证，是仁义道德的最终形式。他论述道：

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沉迷。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礼之于正国家也，如衡量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

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成矣。（《荀子•大略》）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议兵》）

礼是个人立身处事必须按照履行的基础原则。失去礼这一立身基本原则的人，一定会跌倒沉溺，陷入危难之中。对礼稍有偏差，就可能会导致莫大的祸乱。礼对国家的整饬，就像秤对于轻重一样，就像墨线对于曲直一般，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人不理解礼义就不能在社会上生存，办事情不懂得礼义就不能办成，国家没有礼就不得安定。礼是政治的根本原则，不按照礼义行事，一切政策就无法实行；是整治社会的最高准则，是强盛国家的根本措施，是树立威严的有效办法，是成就功业名声的要领。天子诸侯遵行了礼，能取得天下，否则会丢掉国家政权。

其次，荀子认为礼治高于法治。荀子受法家思想比较深，但不同于法家只讲法不讲德，他坚持儒家重德的本色。他说：

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荀子•强国》）

国家必须用道德教化来打磨，礼义法度就是国家的“磨刀石”。人的命运取决于上天，国家的命运取决于礼义。君主只有推崇礼义，尊重贤人，才能称王于天下；仅是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只能称霸于诸侯。喜欢财利，好搞欺诈，国家就有危险；玩弄权术，坑害百姓，阴暗险恶，国家必定会灭亡。

可见，荀子极其重视礼对于个人、社会、国家的价值，把礼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人道之极”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