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稍晚于孔子，早年学习儒家思想，但要求对周礼破旧立新，因而另立新说。他所创墨家在当时享有盛誉，与儒家齐名，号称“儒墨显学”。墨家伦理思想以贵义尚利、“兼爱”“非攻”为主导，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融为中华文化精神和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

墨子从儒家的仁爱总原则出发，创建了一套不同于儒家的独特学说。墨家极其重视义，以“义”为最高道德准则，同时又重视利，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因而以利释义。墨子赋予“义”以“兼相爱，交相利”、“爱无差等”等内容，爱一切人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墨家敦厚的求利、平等、和平、勤俭、践行等观念深受百姓欢迎，早已化为民众日常生活准则。

以兼论义：“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认为仁爱应该是兼爱，义就是利，提出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是最有利于民众的德行，能够实现天下太平，制止社会纷争。墨子对兼爱的历史依据、重要性、现实性都做了大量的论证，从而说明“兴天下之利”的大义完全是可行的。

“兼相爱，交相利”就是包括国君在内的所有人都相互敬爱，共同谋划和分享利益，是墨子的社会理想。古代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这正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所追求实现的社会状态。

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昔者文王封于歧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墨子•非命上》）yipindushu.com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然则是谁顺天意而得赏者？谁反天意而得罚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者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然则桀、纣、幽、厉，得其罚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诟天，中诟鬼，下贼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别而恶之；我所利，交而贼之。恶人者，此为之博也；贼人者，此为之厚也。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墨子•天志上》）

有道义的人主持国家，天下必定迎来治世，百姓能受到大利恩泽。商汤和周文王正是同百姓一道“兼相爱，交相利”，使得诸侯、百姓、贤士都近亲和归附他们，近处的人安心做事，远处的人向往他们的德行。与“兼相爱，交相利”对应的是“别相恶，交相贼”，上天生人，自有意志，奖惩分明。其实墨子所谓的“天”、“鬼”都是人所构成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也可以看作是天下的民心所在。唯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符合道义，赢得天下，相反，“别相恶，交相贼”必定违背道义，失去人心。

首先关于“兼”。“兼爱”在《墨子》中也经常简称为“兼”，墨子认为“兼”即是义，就是行为所当遵循的最高准则。

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墨子•兼爱下》）

“兼”是不分人我，不分远近，不分等级，视人如己。与“兼”相对的是“别”，就是分别人我，自私自利，所以私欲横行，爱己不爱人，损人利己。“天下之利”就是义，想求得义，必须以“兼”为是，以“别”为非。仁义在现实事务上，无外乎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兼则可生天下之利，别则生天下之大害，所以墨子提倡用“兼”替代“别”，努力宣扬“别非而兼是”。

其次关于“爱”。所谓“兼士”之爱，就是综合所有人在内的大爱，不是私爱，不是独爱，是不分远近亲疏，没有差等地爱所有人，视人如己，不分人我。在爱人利人过程中，自己的利益不仅不会受到损失，相反还能因此得到保障，“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墨子•大取》）。但是“别士”之爱，只爱己、利己，不爱人、利人，不肯待朋友和朋友的亲人，像对待自己和亲人。正是这种以“别”为方针的爱，才有“独知爱其国”、“独知爱其家”、“独知爱其身”，导致诸侯国相互攻伐不休，君臣不惠忠，猜忌虐杀与篡权弑杀不断，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友爱和睦，强者欺凌弱者，富人侮辱穷人，权贵傲慢无礼，刁钻小人行奸诓骗，整个社会毫无道义可言。

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

……

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天下一切的祸端和怨恨，都源自于不相互敬爱。唯有遵守“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才能把别人的国家和自己的国家等同看待，别人和别人的家庭也都是平等的。“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墨子•小取》）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做到“爱人”，在于看他是不是爱所有人。如果他做不到“爱人”，不用等到发现不爱所有人，只需要发现他只爱一部分人，不爱一些人，就可以断定他不是真正的“爱人”。可见，真正的“爱人”就应当是爱所有人，是“兼爱”。

墨子的兼爱要求爱所有人，首要的是排除和反对了恶人、害人的利己主义，但并没有否认人有利己之心，没有否定人要自爱，相反，通过“兼相爱，交相利”，恰恰满足了利己心和个人利益。墨子分析道：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曰：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乎？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之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墨子•兼爱下》）

所有人子都希望孝敬父母，也希望别人敬爱他的父母，而要想得到别人对自己父母的敬爱，他不能事先憎恶别人的父母，唯有别人父母事先得到他的爱护，他才会得到回报。正如《诗经•大雅》里说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墨子也以“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来说明“兼爱”的必要性。因此，“兼相爱”的爱人利人，在整体上可以同个人的利益取得一致，大家都应该乐于践行“兼爱”。

兼爱是爱所有人，但爱按照“伦列”顺序也还是有差别的。“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德行、君上、老长、亲戚，此皆所厚也。为长厚，不为幼薄。”（《墨子•大取》）爱不能凭借个人意愿而有厚薄，但应该依据义的“伦列”秩序而有厚薄。如对待有德行的人、年长的人，爱就该加厚，但不是对年幼的人相应地减薄。墨家对长者的厚爱，不限于儒家对自己亲人长辈的仁爱，还包括他人长辈的厚爱。

再次，关于“兼爱”与义利。行兼就是利人，间接地就是利我。有益于天下的大义，就是公共之利，也就是墨子所提倡的“兼爱”。“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只有爱人利人，才能赢得上天和他人的敬爱和恩泽；唯有“兼相爱”则人己两利，而“别相恶”则不利人，最终也未必利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

天下之人都能够兼相爱，那么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就化为乌有，天下也就大治了。墨子认为兼爱是道德的关键，治乱的枢纽，只要兼爱，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德行自然就齐备，从而天下太平，根本不会有窃盗攻伐，一切扰乱无从生起。兼爱的极端就是对天下人无所不爱，兼爱天下，没有私心。尽爱全体民众，没有地域限制，人数也数不尽，甚至“不知其所处，不害爱之”（《墨子•经下》），如同孩子走丢了，不知道他在哪里，但父母对他的爱丝毫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