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以读书能力为自己换来四年的快乐时光，也为自己争得父母和亲友的祝贺和称赞。但是，第一年新鲜人快要结束时，转系与转学的风声开始震撼得大家不得不怀疑：到底要学什么？有人依照自己的兴趣，也有人按照出路的行情。如果两者并无冲突，那就安如泰山；若是两者发生冲突，父母就应该加以关心，协助子女作出合理的抉择。因为出路的风险性，不完全是子女独力所能够承担的。家境富裕的孩子当然以兴趣为优先，家庭贫困的子女很可能就以出路为考虑，除非父母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才能够设法自筹学费，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寻找出路。年轻人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付出更高的代价，对这种毅力和理智，父母最好加以鼓励，至少可以帮助子女背水一战。

知识固然是力量，却不一定换得到金钱。大学生亲眼看到前辈校友中成绩优异的高材生毕业后继续深造，然后返校担任教职，过着清寒的生活；反观某些成绩平平的人，毕业后不再深造，到企业界工作，几年下来，赚的钱比教授多。既然读书没有用，父母、老师为什么不早说？一路读下来，实在十分辛苦，等到文凭到手，才发现没有预期的功效。梦醒时，十六年已成过去。

金钱果然是万能的吗？有钱就可以买知识？现在大学，特别是工商学院，开发出很多贩卖知识的推广课程。那些赚到钱的工商巨子，照样可以顶着名校的招牌，甚至像往昔捐官那样，花钱捐个荣誉学位。

人生在世，究竟是先求取知识，再让它发挥赚钱的本事，由知识而换取金钱，还是先想办法赚钱，再发挥金钱力量，来购买知识，甚至捐得学位？在大学四年当中，除了极少数人埋头苦读，深信一切按部就班、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书呆子”以外，大部分学生都会在这两种看法之间，活像钟摆似的来回晃荡，最后才不得不选择一条自己认为妥当的路径。

父母的知识水平如果足以分析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参与子女的选择；若是自己的衡量不足以担当这样的重任，不妨采取关心的态度，让子女吐露心声。在父母的爱心和聆听气氛中，子女很可能会找到自己所需的答案。我们建议父母要把握“读书的目的，主要在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的原则。大学生读了那么多书，应该脑筋很清楚才对。既然脑筋清楚，就应该参照自己的能力、家庭的背景与社会的需要，企求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至于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实在难料。

未来会变化，而且看目前的趋势，可以说越变越快，也越变越离谱。主要的原因即在于人心思变，而且不按常理出牌，还说什么创新是最好的道路。境随心转，人心求新求变，而且认为变化越快越好，外界的环境自然快速地变动，也难以掌控。我们如果希望子女的生活幸福，最好不要跟着这些流行的错误观念起舞。我们不可不变，却绝对不应该乱变，任何改变，都应该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求变得合理，越变越合乎人性的需求，才是合理应变。

时代在改变，却不是一直向某一个方向而变。我们常说循环往复，意思是历史会走回头路，历史很可能重复出现，所以历史教训很值得借鉴。但是，每一次出现都不一样，因此不能够依循往例处理。最理想的态度便是持经达变，有原则地应变，而不是没有原则地乱变。大学生读了那么多书，应该从中找出若干不可变的原则作为自己今后安身立命的依据。

父母最好明白告诉子女，人生最要紧的事情，是弄清楚今生今世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先把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定下来，也就是掌握未来的方向，然后才寻找如何去做的方法，逐步加以实施。

多想想自己应该做什么，对自己的未来要有远大的目标，这才是读书的真目的。至于金钱，虽然说没有钱万万不能，而金钱毕竟也不是万能的。对于金钱，事实上是够用最好，太多或太少都是烦恼多多，并不是有钱什么都好，请看富人不敢单独出门，可见一斑。

人生的目的在把人做好，把生活过好。我们现在过分重视把生活过好，却又认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便是把生活过好。我们不重视把人做好，却认为把事情做好才是好人。亲子之间，最好在这些方面达成共识，以塑造不一样的独特家风。

先秦时代，面对着诸侯兼并的局面，人们把夏、商、周三代的文献当作经书，发起了我国第一次的读经运动。这些经书，构成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价值体系。第二次读经运动发生在汉朝，第三次发生在宋朝，同样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几年大家又热衷于读经，实在是很好的现象。

历史上每一次读经运动，实际上都产生很大的作用。相信这一次的读经运动，也将为我们的未来带来光明的远景。

子女到了大学阶段，父母可以把《曾国藩家书》拿出来，让子女报告读后心得。把诸葛孔明的《出师表》、宁可饿死也不食嗟来食的朱自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范仲淹和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一生写照的鲁迅，一起拿出来共同讨论，看看大学生子女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看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究竟是嘴巴上说说、文字上写写，还是从心里头发出这样的光辉，再看看唐太宗所说“人之立身，所贵者唯在德行，何必要论荣贵”，难道已经赶不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