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集体与集体主义精神的歌颂，是少先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描写少年儿童在集体（少先队、班集体、合作社、公社）生活中所接受的教育和帮助，克服缺点，进步成长，关心集体，热爱集体，为集体做好事，向破坏集体（如合作社、生产队的财产）的行为做斗争等，是儿童文学小说创作中不断被演绎、深化、重复、张扬的基本内容。例如，爱占小便宜的小学生陈步高在教师的耐心启发和解放军叔叔的模范行为教育下，终于认识和改正了缺点（《越早越好》）。淘气贪玩不爱学习的小学生吕小朵，也是在集体的教育与哥哥吕小钢的影响下，有了上进心，得到了进步（《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决心做合作社新农民而又贪玩爱斗蟋蟀的小学毕业生吕力喧，在小伙伴和大人的帮助下，终于扔掉心爱的蟋蟀，挑起助理会计的担子（《蟋蟀》）。如何在集体的帮助教育下，克服种种“缺点”，最后得到进步，这似乎成了50年代儿童文学“问题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类似的作品还可以找出很多，而且都是当时产生较大影响被作为优秀作品来评价的。甚至反映少先队生活的儿童诗也不例外。如管桦的《在果园里》，通过老爷爷的教诲，使孩子懂得“有了友谊才有团结”的道理。汪静之的《少先队员满海滩》，教育孩子要有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而孩子身上的缺点和错误，则在诗化语言的善意批评中得到了消解。金近的《小队长的苦恼》，说明脱离同学，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搞不好少先队工作。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张天翼的短篇小说《罗文应的故事》。六年级学生罗文应具有通常男孩一样的好奇、好动、好玩、好看热闹的天性，经常被各种有趣的事情吸引，因此分散了精力，影响了学习。在解放军叔叔的期待和同学们的集体帮助下，罗文应终于“管住了”自己，学习成绩进步了，最后加入了少先队。罗文应的转变得益于集体的力量和少先队的帮助。这篇被誉为50年代儿童文学典范之作的小说，由于作家纯熟的表现技巧与对儿童心理、儿童语言的生动刻画，因而避免了“十七年”儿童小说创作中常见的“说教”模式。但把好奇、好玩的儿童天性作为一种“缺点”加以批评，正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忽视儿童精神世界与人格个性的反映。由于《罗文应的故事》影响巨大，因而这篇作品的成功与不足对当代儿童文学产生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多义的。中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1957）是张天翼“十七年”的又一力作，童话主角小男孩王葆性格的双重性（追求进步而又想不劳而获）与最后的转变（丢弃宝葫芦），艺术地体现了张天翼的儿童文学观：对孩子“有益”并且看了“有味”。

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与同一时期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1956）、《“下次开船”港》（1957），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1955），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1956），金近的《小猫钓鱼》、《小鲤鱼跳龙门》（1958），包蕾的《火萤与金鱼》（1959），洪汛涛的《神笔马良》（1954），葛翠琳的《野葡萄》（1956），黄庆云的《奇异的红星》（1956），任溶溶的《天才杂技演员》、《“没头脑”和“不高兴”》等，是50年代童话创作的重要收获。相对而言，童话作品较少“说教”倾向，注意张扬幻想空间、童话艺术、游戏精神以及营造作品整体的审美效果，同时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作品各有特色，各有追求。严文井的作品善于在运动中创造美，较好地把握了运动的美学观点和儿童思维不稳定的特点。《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等，都是通过“在运动变化中进行对比”来完成童话人物性格发展的。这里有动与静的对比，动的形象与静的形象的对比，虚与实的对比，美与丑的对比等，让小读者感受到童话的幻想魅力与艺术形象的亲切感、真实性。

50年代（主要是1957年以前）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尽管当时已出现某种为“赶任务”而写的公式化、说教化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50年代儿童文学的基本精神是健康的、向上的，充满青春、乐观、清新、浏亮的基调；50年代儿童文学的写作姿态是认真的、严肃的，张天翼提出儿童文学的两个标准：一要对孩子“有益”；二作品要“有味”113，代表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主体观念与审美走向。

教育儿童的文学与配合各项“中心”“运动”

“教育儿童的文学”与配合各项“中心”“运动”，这是“十七年”儿童文学进入60年代以后的一个不断被强化的基本理论话语。关于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的认识与理解，50年代就已作过讨论。严文井在《〈1954-1955儿童文学选〉序言》（1956）中提出：“为了教育少年儿童，应该告诉他们多方面的生活，特别是当前的各种重大斗争”，但必须克服“由乏味的说教代替生动的形象”的倾向，“不应该在作品里只见议论，不见形象，不应该用概念代替形象”。冰心在《〈1956儿童文学选〉序言》（1957）中强调“童心”之于儿童文学的意义。所谓童心，冰心认为“就是儿童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天真活泼，强烈的正义感，深厚的同情心，崇拜名人英雄，模仿性，乐群，爱美，充满好奇心等。只有针对儿童心理特征，用“他们所熟悉，能接受，能欣赏的语言”，才能写出小读者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而那种为着“赶任务”而“拼凑”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就会枯燥、生硬，人物没有性格，以说教代替感染”。陈伯吹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1956）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50年代中期，严文井、冰心、陈伯吹三位儿童文学前辈先后一致提出了“童心”的重要性，对于当时儿童文学创作中那种已露苗头，脱离儿童世界，以说教代替形象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然而，好景不长，三位前辈力倡的儿童文学精神并未形成气候，相反倒是不愿被看到的东西愈演愈烈。

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接踵而来是“三年困难时期”，当代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留下了太深的记忆。从1961年开始，各个领域出现了反思1958年以来的成就与失误的议论。在儿童文学领域，作为当代文化部负责人的茅盾，于1961年6月写下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著名反思文章——《六零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茅盾在阅读了有关1960年批判陈伯吹“童心论”的大部分争辩论文，及几乎全部的少儿文学作品和读物之后，直截了当地指出：“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但也是“创作歉收的一年”。儿童文学创作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题材单一。为了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内容“几乎全是描写少年儿童们怎样支援工业，农业，参加各种具有思想教育作用的活动”，脱离儿童，尤其是低幼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二是用概念、说教代替形象。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五花八门，实质上大同小异；看起来政治挂帅，思想性强，实质上却是说教过多，文采不足，是‘填鸭’式的灌输”。三是由于批判“童心论”，使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丧失殆尽，无论是人物形象、语言，写出来都“不免令人啼笑皆非”。茅盾尖锐地批评说：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可以用下列的五句话来概括：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造成当时儿童文学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儿童诗“大都‘脱胎’于1958、1959年盛极一时”的由“豪言壮语”堆砌的“新民歌”，但主要原因，则“牵连到1960年所进行的少年儿童文学理论的争论”，即批判陈伯吹的“童心论”，“这一场大辩论（几乎所有的中央级和省级的文学刊物都加入了），有人称之为少年儿童文学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茅盾就“童心论”“儿童情趣”问题，按照当时的理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不适当地将其归结为“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同时指出：“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虚伪的儿童超阶级论，可是我们也应当吸收他们的工作经验——按照儿童、少年的智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该喂奶的时候就喂奶，该搭点细粮时就搭点细粮，而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开头就硬塞高粱饼子。”不应该将盆中的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但60年代初期的儿童文学，出现了用政治热情掩盖现实生活的倾向，文学创作日趋脱离儿童现实世界而出现某种“假、大、空”。《六零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充分体现了茅盾直面现实、敢讲真话的理论勇气与清醒目光，对当时处于昏热状态中的儿童文学界，不啻是清热的良药，对于我们认识60年代前期的儿童文学思潮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