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泉王人息→仙,民为本。三火王山(A→A)=(B—B)=(A→A)→(B、B)●解语取天下，守天下，只在一种人上加意念，一个字上做工夫。一种人是哪个?曰民。一个字是什么?曰安。若损民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策》曰：“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岂有本枯而末茂乎?"译文：夺取天下，固守天下，只需在一种人身上打主意，在一个字上下工夫。这一种人是什么人?回答是：百姓。一个字是什么?回答是：安。国君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肚子虽说填饱了，可自身却死了。《战国策》里说：“如果没有好年成，百姓靠什么生活?如果没有百姓，怎么会有国君呢?哪有根本枯死了而枝节却茂盛的道理呢?”●批语《老子》曰：“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始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明君为政，全在民心上用工夫。其体民心，在我心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以民心为心，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如我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梁，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是故明君体民于我，而民心得，天下治。事事以实用为则，处处以利民为准。如若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世之不公，人怨难止。穷富为仇，弥祸不消；贵贱成敌，害民不绝。《贞观》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夫治水者，通之乃所以穷之，塞之乃所以决之也。民心亦然，故引民心于正，不一味裁于法。而况要守天下者，调民心也。顺之而使不拂，节之而使不过，是谓之调。人心天下古今所同，君子惧其肆，特为之立中以防之，民易从。如立法不可太激，责人不可太尽，然后可以同归于中之道。不然，是驱之使叛也。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最不可草率，草率则行时必有滞碍；最不可含糊，含糊则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疏漏，疏漏则出于令之外者无以凭借，而行者得以专辄。譬如与其杀无辜而生民怨。不如宁失不经，自古有之。故古人宁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之决狱，辄耻不明，而以臆度之见，偏主之失，杀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为此。故宁错生了人，休错杀了人。错生则生者尚有悔过之时；错杀则死者绝无雪耻之机。而我亦有杀人之罪，却无以惩之，岂止是疏漏乎?司刑者慎之。

夫事有全便于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下通行，或日盛月新，至弥漫而不可救。若不便于己私，虽天下国家以为极，便屡加申饬，每不能行，即暂行亦不能久。负国负民，贪官之罪大矣!可知天下兴亡，国家治乱，百姓死生，只争公与私。克一个公己公人心，便是吴越一家；任一个自私自利心，便是父子仇雠。十分廉洁，仅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故民怀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衅，众心已离；而权势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民之所以怨也。若民怨既溢载道，裁之源为难。如割骈拇赘疣，彼甚不堪。故裁之也欲令彼堪，有渐而已矣，安静而不震激。在乎上者，慎所以溢之者，不生民怨。德以正之本，刑以防之源，不使潜滋暴决。动大众，齐万民，要主之以慈爱，而行之以威严，故曰；威克厥爱。又曰：一怒惩贪而安天下之民。若姑息宽缓，煦煦沾沾，便是妇人之仁，一些事济不得。养奸流毒，亦不是诚心爱民。yipindushu.com

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长，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为贤人。人必有一见，集百人之见，可以决大计。恐我于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妇哉?语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况百人乎?或曰：天警人者，示以灾也；人警人者，示以怨也。而今瞻云望月，无非怨恨之声；弄柳拈花，尽是落马之处。

译文：《老子》里说："高以下为基础，贵以贱为根本。"由此可知，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戴就会得到天下，失去民众的认同和拥戴就会失去天下。而明君治世理民，全都在民心上用工夫。他们体会民心的方法，是在自己心上下工夫。为什么呢?因为人心都是一样的。明君把百姓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以百姓的忧虑为忧，以百姓的欢乐为乐。比如自己住楼台亭榭，就想到百姓应有房屋安身；吃着美味佳肴，就想到百姓应该没有饥寒交迫的担忧；眷顾妃嫔之时，就想到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所以说，明君体会民意人心时先从自己起，将心比心，从而得到了民心，也就能达到天下大治。事事以实用为原则，处处以利民为准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势必造成世道的更加不公平公正，人们的怨恨就难以停止。穷人与富人互相仇视，遍布的祸患就无法消除；贪官污吏与百姓互相敌对，因祸害百姓而滋生的动乱此起彼伏。《贞观政要》里说：“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民心向背。民心似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当权者应当深切警惕的。”

善于治理洪水的人，疏通河道使洪水流尽，而堵塞它就等于让洪水决口。民心也是如此，所以应设法将民心引入正途，而不是一味地用法律去制裁。更何况固守天下的关键在于调剂民心。顺民心而不违背，使它不积怨，节制它而不使它过分泛滥成灾，这便是调剂民心的方法。人心天下古往今来都是相同的，君子怕民众的性情过于放肆，特地为人们设立“适中”这个标准以防止人们任性放肆，而百姓也容易顺从。比如立法不要过严，要求人们不要太多，这样才能共同遵守适中的原则。不然的话，就会驱使百姓造反。进一步而言，编制法令，公布于全国各地，切不可草率，草率的法令在实行时，必然会受到阻碍；切不可含糊，含糊的条文在实行时，官吏就得以乘机营私舞弊；切不可疏漏，所疏漏的地方出于法令之外，无所凭借，官吏在执行时就得以乘机独断专权。比如与其杀害无罪之人而积生民怨，不如宁可因证据不足而错放一个罪人，这种案例古时候就有。所以前人宁可暂不做出明确的决断，而不忍心于不仁不义。而今案件的决断，动辄耻于不做出明确的决断，贪求名利而以主观臆断杀人，实在太可恨了。而天理好生，鬼神有知，怎么会如此这样草菅人命。所以宁可错放了一个罪人，也不要错杀了一个好人。错放对有罪的生者而言，尚有悔过改正的机会；错杀对无罪的死者而言，绝对没有洗冤雪耻的机会。而法官自己也有杀人之罪，却无治罪之条206文可依，这哪里只是疏漏那么简单啊!掌管刑法的人要慎之又慎啊!

还有，如果事情有利于官吏营私舞弊的，就能长期实行下去，且天下通行无阻，以至越来越盛，蔓延不可挽回。如果事情不便于官吏的一己之私，虽然对天下百姓都极为有利，三令五申也不去实行，就是暂时实行了，也不能长久，辜负了国家辜负了百姓，贪官可谓罪大恶极。由此可知，天下的兴亡，国家的治或乱，百姓的生与死，都与这权势的心公与私有关。克制私心而具天下为公之心，即便是有仇的贫富之家也会亲如一家；放纵自私自利之心，即便是父子也会反目成仇。为官十分廉洁奉公，仅是小善；只要贪取一点贿赂，便是大恶。民众怀敢怒之心，但畏惧法令而不敢有犯法行为，以等待可乘之机，众心已成背离之势。而有权有势的人，恣意暴虐，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是民众怨恨的原因。如果民众的怨恨情绪既然已外溢于街头巷尾，想抑制产生怨恨的不公正的根源是十分困难的。就像割去手上多余的手指和身上的肉瘤，让既得利益者疼得难以忍受。因此，要想裁掉产生怨恨的不公正的根源而又让对方可以忍受，只有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温和而不激荡。但最重要的是，处在上位的人，谨慎防止怨恨根源的滋生，从而不让民众生怨。用道德规范来正其源，用法制来防止其根源的复萌，不使它潜滋暗长而使怨恨积累突然爆发。动员大众积极参与正其源，使万众一心，关键在于当权者能从慈爱之心出发，而在行动上示之以威严，可以说是：恩威并施。又说：一怒而杀位高权重的罪大恶极者而使天下万民相安。如果只是一味姑息，温顺和蔼，那就是妇人之仁，什么事也做不成。必定养奸遗患，毒害人民，也就谈不上是诚心爱民。

再说，聚集一百人而各取其所长，每个人都会有一技之长，汇集一百个人的一技之长，就可以成为一个贤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见解，汇集一百个人的见解，就可以决策大计。恐怕自己在这一百个人中，未必比每个人都高明，因此，怎么能忽视普通百姓的智慧呢?俗话说：三个臭皮匠的智慧可以胜过诸葛亮。更何况是一百个人呢?有人说：苍天对人破坏大自然的警告，表现为天灾；人们对他人的警告，表现为怨恨。而今观云望月，无非是怨气掩月的声音；弄柳拈花，到处是贪官落马之所。

【●典例】

【以君为尊齐使者舍本贵末以民为本赵威后义正词严】

齐王派使者去问候赵威后，太后还未打开内容信，就问使者：“今年收成还好吧?百姓生活还好吧?大王身体还好吧?”使者听了有点不高兴，说：“我奉命来问候太后，如今您不先问候齐王却先问年成和百姓，怎么能把卑贱的放在首位而把尊贵的放在末尾呢?”威后说：“不对。如果没有好年成，百姓靠什么生活?如果没有百姓，怎么会有国君呢?哪有撇开根本不问而先问枝节的道理呢?"赵威后接着又问："齐国有个叫钟离子的隐士，他还好吗?他的为人，不论粮少的或无粮的，他都给他们粮食；不管是衣服少的还是没有衣服的，他都给他们衣穿。这是个辅助君王养活百姓的人，为什么至今还不重用他呢?叶阳子还好吗?他的为人，同情鳏寡孤独，救济缺吃少穿的人，这是个辅助君王安定百姓的人，为什么至今还未受到重用呢?北宫家的孝女婴儿子还好吗?她摘掉首饰，老大不嫁，为的是奉养父母，这是给天下百姓做出尽孝的表率啊，为什么至今还未受到君王的褒奖呢?这两个贤士不能为国效力，一个孝女不被表彰，齐王靠什么来治理国家，抚爱百姓的呢?於陵的仲子还活着呢?他的为人呀，上不向大王称臣，下不去治理他的家，中不和诸侯交往。他这是引导百姓走向无所事事呀，为什么至今还不把他杀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