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的含义已经发生变化——这怎么解释呢?——成功的代价——对政府不再抱有幻想——新的领导群体——为什么公共关系在这里不再适用——三个警示的事例——联合碳化物公司和西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阿根廷的斯威夫特厂和德尔特克公司——民权和教友派的伦理道德——必须对社会责任进行管理

有关“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讨论，已经进行了有一个世纪了。实际上，几乎在每一本一般管理的教科书中，都能找到一两章有关社会责任（或其他类似标题）的论述。

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彻底改变了。

早期有关工商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其中，第一个领域是有关个人和公共伦理的关系这个永恒的问题。负责某一组织的经理，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个人伦理，而又在多大程度上由于他对组织所承担的责任而容许他——甚至迫使他——为他所在组织的利益而暗地里采取不道德的行为?有关这个主题的讨论，不论是否是有意识的，事实上都是一句古老的政治家们说过的话：“如果我们把在担任公职期间为了国家而做的事，在私人生活中也那样去做的话，我们会成为怎样的坏蛋啊?”

第二个主要论题，是雇主由于其权力和财富而对员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这一领域中，古典的论述请参见英国教友派实业家和慈善家西博姆•朗特里（B.Seebohm Rowntree）的《劳工的人性需求》（1918年）一书。

最后，在过去，社会责任常常用来宣称或指派工商业者在社会“文化”方面所承担的领导责任：资助艺术、博物馆、歌剧院和交响乐队；担任教育机构和宗教机构理事会的理事；为慈善事业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出钱。而在美国，在20世纪里，高层经理人员在政府机构或半政府机构中任职的意愿，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

一般说来，传统的讨论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在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是讨论工商业者的社会责任。其中，最大的注意力则集中在工商业者在业余时间以及企业之外应该或能够做出什么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益强调工商企业的贡献，这是由税收法导致的。一方面，税收法使个人积累大量财富的速度减慢；另一方面，税收法也鼓励公司为慈善事业做出捐献。至于其他方面，所强调的，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上一代，人们期望“富有的工商人士”为一家医院捐助；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期望大型企业资助有价值的事业。重点仍是放在企业之外的“事业”上，而不是放在企业本身的行为和活动上。

某些早期的作家则采取一种更广义的观点。在日本明治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即1900年以前的涩泽荣一，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沃尔特•拉特瑙，都广泛地论述了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同周围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即使是涩泽荣一和拉特瑙，主要讲的也只是对企业加以限制，并使企业和工商业人士遵循社会和团体的价值观念。

但是，目前在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时，着重点却完全不同了。它所侧重的，是企业在处理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应该或可能做些什么；它所侧重的，是企业在有关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结合问题，或物质环境的维护和恢复方面能做些什么贡献。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瑞典所采取的新态度。

瑞典的几家大型公司，特别是一家叫做ASEA的大型电力设备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到瑞典报纸的猛烈攻击，原因是参与了非洲的一项大型电力工程。该工程受到联合国赞助并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同时也受到瑞典社会党政府的赞助，其目的是提高非洲黑人居住区中一个最贫穷地区的生活水平。但该地区位于葡萄牙的殖民地内，因而它受到了激烈的攻击，认为瑞典公司参与该工程，就是通过帮助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来“支持殖民主义”。攻击者认为，瑞典公司的任务应该是为“推翻殖民主义”而努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使当地人在“帝国主义剥削者”的统治下极端贫困，而不要使他们富裕起来。

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极端的宣言，也许是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声明中所提出来的。

该市长发出号召：纽约市的每一家大型公司都“认领”一个黑人贫民区，并保证该贫民区中的人能够获得生活中的各种必需品，能够受到教育和找到工作。然后，他又进一步补充指出，他希望这些大型公司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黑人家庭中，有一个男人作为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

仅在十年以前，人们想象不到会有任何人，即使是“进步派”的极端“左翼分子”，也不会由于企业拒绝取消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或企业对市民（他们甚至不是本企业的员工）的性生活不给予家长式统治而加以谴责。

这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概念，不再询问企业有些什么限制条件，或者企业对直接在它控制之下的人员应该做些什么，而要求企业对各种社会问题、社会事件、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承担起责任来，并成为社会道德与伦理的维护者和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者。

对社会中的各种非工商业机构也日益提出了这种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大学、医院和政府机构以及各种学术团体，不论是物理学的、历史学的，还是语言学的，都日益碰到了同样的这种要求，并且会由于没有对社会的各种弊病和问题承担起责任而受到攻击。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学生由于觉得不平而组织起来反对学校当局。在1968年，几乎使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毁灭的一次学生骚乱，却是由于学生认为学校当局未能为邻近的哈莱姆黑人社区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未能使大学的教育目标服从于哈莱姆社区中长期失业者的所谓需要而爆发的。

这怎么解释呢

最流行、最明显的一种解释，却是错误的解释。对企业日益高涨地提出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并不是由于对企业的敌视，相反，那是由于工商业系统的成功才导致了对企业提出新的要求，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过分的要求。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取得成功的代价。

在发达国家里，我们目前把取得经济绩效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使人们认为一般都会有或应该有取得经济绩效的能力。既然在一个世纪之内能够把人类1/3人口的生活从贫困阶段提升到丰裕水平，那么就可以在短得多的时间里把其余2/3人口的生活提升到丰裕水平上，或至少使他们实现迅速的经济发展。

在不到两代人以前，大约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人们认为人类普遍地处于贫困状况是理所当然的。那时，没有人认为经济发展会成为一般规律，而认为它只能是一种例外。在1900年或1950年，使人感到惊异的，并不是印度仍处于贫困状况。事实上，如果有人在那时谈到印度的经济发展，可能会被人认为是无稽之谈。真正成为一种例外而使人惊异的，是日本竟然设法突破了人类普通贫困的状况而开辟了经济发展的道路。现在，没有实现经济发展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例外和“问题”。而且，无论经济发展有多么迅速——例如，巴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总还是被人们认为是不够的，因为它没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把整个国家从极端贫困的状态成功转变为舒适的丰裕社会。

在两代人以前，即使在当时发达而富有的国家，也没有人会想到消灭贫困。在对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伦敦的贫民进行第一次系统性调查之后，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在19世纪末发表了有关这次调查的描述和说明。目前，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这些描述和说明，（查尔斯•布思，《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出版于18921897年之间。）只有来自加尔各答的恐怖故事，才能同这些描述相提并论。而对当时的人来说，在19世纪90年代，伦敦贫民的情况同20年以前所描述的情况（请参见小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the Younger）于1879年首次出版的著名词典——《伦敦词典》。该词典旨在为访问伦敦的旅游者提供“旅游享受”的指导。）相比，已经是如此丰裕。

特别地，目前的贫困，即与丰裕形成对比的贫困，令人极为厌恶。这一点，大家都认为应该看做是想当然的。在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没有人会想到，从未工业化地区来到工业城市的移民会不是贫穷、无能与不幸的。在1900年左右，也没有人会想到，兰开夏工业城市的贫民区会迅速发生变化或奥地利的维也纳会快速地实现工业化。人们所能期望的，只是有一点人道主义措施来减轻一些最困难的情况，只是有一点慈善事业，至多，只是帮助一些有不寻常天赋和雄心壮志的个体脱离开痛苦的深渊。

在以往的社会史和经济史中，没有什么可以同美国黑人近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相比拟。在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里，在进入现代文明方面准备得最不充分而又处于最不利情况的移民种族中，有2/3从极端贫困状态提升到了中产阶级地位。他们获得了工作能力和工作，他们的孩子受到较高教育的比例，比城市中意大利人和波兰人这些并无“种族”障碍的老移民群体还要高。

诚然，美国黑人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可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还被认为是成功的事例，与目前被认为是可悲的失败事例之间的差异，充分表明了“成功使人们的期望发生变化的程度”。目前，我们认为是平常的生活质量，过去即使是小康的“中产阶级”也很少能够达到。

现在，在绝大多数欧洲城市中，还存在着19世纪末期的公寓式建筑。它们很难说是“舒适的住宅”——空气不好而且阴暗，简陋的小套间，五层楼高而又没有电梯，只在客厅才有用煤或木柴取暖的设备，七口之家只有一个狭小而肮脏的洗澡间。但当时，这些却是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建造的。几乎没有什么卫生保健，超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报纸是一种奢侈品。在目前的大城市中，汽车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但与之相比，马车毕竟更肮脏、气味更难闻、使更多人丧生和受伤，而街道上的拥挤状况也并不比汽车好。

至于农村中的生活，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则只能说是更穷苦、更肮脏、更无保障和更加野蛮。

直到1900年或1914年，只有少数有钱人才关心生活的质量。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那只是在美妙的传奇故事中才存在的一种“幻想”。那种传奇故事成百万地销售，被青年女仆及“太太们”贪婪地阅读着，但现实却是每日麻木地为了一点点食物、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和凑钱交付料理后事的保险费而挣扎、奋斗和拼搏着。

因此，目前我们能够担心生活质量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人们很合理而且很自然地期望：负责提供了生活的数量的那些群体，对生活的质量也要承担起责任来。

人们要求大学承担起社会责任，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大学也是20世纪的一个成功事例。

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积极分子一再指出：“既然科学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把人类送到月球上去，那么它也一定能够告诉我们怎样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使我们的城市免于毒品的危害，使婚姻幸福，使孩子们乐于上学。如果它做不到这点，惟一的解释就是‘价值上的先后次序安排不当’或恶毒的阴谋。”

诚然，上述这些论点是幼稚的，但却并不是不合乎理性的。要求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吁所期望的过高，不过它所期望的事情却是合理的，其根源并不是对当局的敌视，而是对管理人员和管理当局的过度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