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智慧基因库《塔木德》规定，一盒传统的光明节蜡烛有44根。每年的光明节持续8个晚上，庆祝此节日的犹太人每晚都要点燃灯台上的蜡烛。第1天晚上点亮1根，第2晚点2根……依此类推。因为要用1支蜡烛来点燃其他蜡烛，所以实际上，第1天晚上他们用了2根蜡烛，第2晚是3根，到第8晚被燃亮的应该是9根蜡烛，所有蜡烛加起来，根据下面的算式：

2+3+4+5+6+7+8+9=44

一共44根，意味着光明节结束时，盒子也空了。然而，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家庭中，光明节结束时，盒子里通常还会有没用过的蜡烛。

为什么会有没用过的蜡烛？如何解决这个蜡烛谜题？

迪亚娜•梅赫塔（Diane Mehta）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她是一位住在纽约的小说家和诗人，她的母亲是一位布鲁克林的犹太人，父亲是来自印度的耆那教徒。梅赫塔在新泽西州长大，每年光明节，她都盼着点燃那些蜡烛，“收到像袜子这样的礼物”。有了儿子后，儿子也喜欢点光明节蜡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换工作、离婚，平淡的日子起起伏伏，梅赫塔的蜡烛点得不再那么规律。“开始时我总是兴致勃勃，”她告诉我，“但过了几天，我就犯懒了。”尤其当儿子去和他爸爸一块儿住时，她就更不会去点蜡烛了。但有时候，在光明节快结束时，梅赫塔说：“我会注意到光明节还没过完，于是会再次点燃蜡烛。我会对儿子说，‘今天是最后一晚，我们得把蜡烛点上。’”

所以，梅赫塔的光明节常常是开头充满热情，中间开始懈怠，快结束时又恢复了热情。在第3晚第6晚，她有时会忘了点上蜡烛，所以在节日结束时，盒子里还有剩下的蜡烛。和她类似的人其实很多。

社会学家麦弗瑞玛•图瑞-蒂勒里（Maferima Toure-Tillery）和艾莱特•菲什巴赫（Ayelet Fishbach）主要研究人们如何追求自己的目标以及如何坚持自己的标准。几年前，他们意识到，光明节为研究这两个问题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现实情境，于是跟踪研究了200多位犹太人庆祝光明节的行为，并记录了这些犹太人是否会以及何时会点燃蜡烛，而后者尤为关键。收集了8个晚上的数据后，两人有了以下发现（见图4-3），并总结说，在整个光明节过程中，“人们对标准的遵守呈现出一种U形模式”。

◎ 第1个晚上，76%的人点燃了蜡烛。

◎ 第2个晚上，点燃蜡烛的人数比例下降到了55%。

◎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点蜡烛的人不到一半。到了第8个晚上，数字重新回到50%以上。

对于人们在中间点的松懈，或许有一种更简单的解释。也许那些宗教信仰不够强烈的犹太人，相对于那些更虔诚的信徒，更有可能在节日中间不点蜡烛，从而拉低了点蜡烛的人数比例。图瑞-蒂勒里和菲什巴赫测试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发现，越虔诚的信徒，U形模式反而更加明显。相比其他人，这些人更有可能在第1晚和第8晚点亮蜡烛，但在节日中间，他们的行为几乎与其他人没有区别。

研究者推测，这背后发挥作用的是一种信号机制。人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肯定和赞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在别人面前点燃光明节蜡烛，是一种宗教美德的信号。虔诚的信徒相信，最重要、对他们的形象最有帮助的信号，是在节日开始和结束时点燃蜡烛，而中间不重要。他们是对的。图瑞-蒂勒里和菲什巴赫做了一个实验，要求受试者对3个虚构人物的信仰虔诚度进行评分，评分所参考的正是虚构人物点燃蜡烛的行为。“受试者认为，没有在第一晚和最后一晚点燃蜡烛的那两个人，不如在第5晚忘了点燃蜡烛的那个人虔诚。”

在中间阶段，我们放松了自己的标准，或许是因为别人放松了对我们的要求。在中间点上，出于某些不太确凿但重要的原因，我们开始走捷径、偷工减料。图瑞-蒂勒里和菲什巴赫让另外一些人参加了一个实验，声称该测试是为了考查成年人在运用一些童年技能方面的能力。他们交给受试者5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面所画的形状都是相同的，但被旋转到不同的方向。研究人员让受试者用剪刀尽量仔细地剪下卡片上的形状。然后，研究人员把这些剪好的形状展示给和此实验无关的实验室其他工作人员，请他们对这5种形状的剪裁精确度从1到10进行打分。

结果是，受试者们的剪刀使用技能在开始和结束时是上升的，在中间有所下降（见图4-4）。“在有评判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受试者更可能在一个时间段的中间阶段偷工减料，在开始和结束时则不会。”

这种决定中间状态的东西，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不是个人选择。正如钟形曲线代表一种自然秩序，U形曲线代表另一种。就像暴风雨、地心引力以及人类消耗热量的欲望，我们没办法消灭这些自然力量，却可以减轻它的危害。第一步很简单，那就是意识到它的存在。

时机洞察

如果中年低潮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仅仅是知道它的存在，或者知道它只是暂时性的，也可以减轻一些痛苦。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的标准可能会在中间点松懈，就能帮助我们减轻这种懈怠造成的后果。即使不能阻挡生命和自然的规律发生作用，我们至少可以为结果做好准备。

呃-哦效应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可以利用生物学来还击。

最伟大的科学家通常脚踏实地，眼望星空。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和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就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初，两位古生物学家还都很年轻。埃尔德雷奇研究生活在3亿年前的三叶虫，古尔德则把全部精力用来钻研加勒比海地区的土蜗牛。但是，当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在1972年开始合作时，他们的小课题把他们引向了大发现。

当时，大多数生物学家相信一种名为“种系渐变论”（phyletic gradualism）的理论，认为物种的演化缓慢而渐进。该理论认为演化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长河里，大自然母亲与时间父亲相携平稳地向前。然而，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在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的化石中发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物种的演化有时像蜗牛一样缓慢前行，但有时呈现出爆炸式的飞跃。一段长时间的停滞后，物种演进突然被突变打断。演化出的新物种进入另一段漫长的稳定期，直到另一场突变再次改变演化的方向。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将他们的新理论称为“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演化的真实路径并不是平滑向上的线性轨迹，而是沉闷的稳定时期被迅速发生的遽变所打断。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间断平衡”——一场巨大的概念爆炸打断了之前沉闷僵化的进化论发展轨迹，将整个生物学引向了另一条道路。

10年后，一位名叫康妮•格西克（Connie Gersick）的学者开始研究人们在会议室里的行为。她跟踪了忙于各种项目的小组人员，从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到任务截止期限的最后一刻。这些项目小组包括开发新型账户的银行员工、计划一日静修的医院管理者、给计算机科学系设计新研究所的大学教师和管理者。管理思想家认为，项目团队通常会逐步经历一系列进展阶段，格西克则相信，录下这些团队的会议并记录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可以帮她更细致地了解这些团队连贯的工作流程。

然而，格西克发现，项目的进展状态根本不是连贯的。

这些团队在整个项目的过程中并不是稳步前进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独特方法来完成工作。医院团队与银行团队的进展方式不同，银行团队与计算机科学团队的进展方式又不同。然而，格西克发现，即使在其他所有事情都不一致的情况下，仍然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团队形成、保持不变和发生改变的时间分布”。

每个团队首先都要经历一个长长的惰性阶段。在这个阶段内，队友之间相互了解，而不会有大的进展。他们会谈论各种想法，项目却没有向前推进。时间流逝，日子一天天过去。

接下来会发生一个突然的改变。格西克发现：“在一个改变集中爆发的阶段，团队会放弃旧模式，重新与外部主管合作，采纳新观点，并取得显著进展。”在最初的惰性阶段之后，他们进入了全新的埋头苦干、计划执行阶段，努力朝着截止日期前进。但比改变本身更有趣的是改变发生的时间。无论项目周期有多长，“每个团队都会在整个周期的同一时间点开始发生改变，也就是正好在第一次会议和正式截止日期的中间点上”。

在为期34天的新型账户开发项目中，银行员工在第17天有了大幅跃进；在为期12周的任务中，医院管理者在第6周开始步入全新的加速轨道。所有团队都是如此。“每个小组都在到达项目开始和截止日期之间的中间点时，有了很大的变化。”格西克写道。团队并不是以平稳和匀速的步伐迈向目标的。相反，开始阶段的大量时间里，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干，而总是直到接近项目的中间时刻时，才会迎来行动高峰。

格西克开始寻找方法来解释这种意外发现，以及这些发现为何与普遍观点相悖。她写道：“我用来解释研究结果的范式，类似于自然史领域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这个概念迄今为止还没有应用于人类群体行为，那就是间断平衡。像那些三叶虫和蜗牛一样，人类团队的合作不是逐步、连贯地进行的，而是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惰性期，然后被迅速发生的突然行为打断。但是对于时间跨度只有几个月而非数百万年的人类来说，间断平衡的‘断点’始终是同一个：中间点。”

格西克研究了一组商学院学生，这些学生需要在11天内完成一个案例分析并撰写一篇解释性论文。任务开始时，团队成员你争我吵，并抵制别人的建议。但是到了第6天，也就是项目周期的正中阶段，他们的谈话中开始出现了时间问题。“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一位成员提醒说。很快，这组学生放弃了之前帮助不大的初始方案，提出了一个直指目标的修订策略。格西克写道，所有的团队在到达项目中途时，都会感到“一种新的紧迫感”。

我们称之为“呃-哦效应”（uh-oh effect）。

在到达某个中间点时，有时我们会消沉，有时我们会振奋。一个警笛在我们头脑中拉响，提醒我们正在浪费时间。“呃-哦，我们快没时间了！”这种健康的压力感激活了团队成员的动力，改变了其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