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的这些故事,原因只有一个——我所了解的长年保持成效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学者,也无论是高级军官还是一流的医生,也不管是教师还是艺术家,都曾获得一些与我非常相似的教益。我无论是跟谁合作,我迟早都会设法找出对方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什么因素。作为一名咨询顾问,我跟许多人有过合作,他们来自不同类型的组织,包括企业、政府、大学、医院、歌剧院、交响乐团、博物馆,等等。毫不例外,我都会听到极为类似的故事。
因此,对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运用知识的人,要怎样才能取得成效?这样一个人,在生活与工作多年之后,在历经多年的变化之后,又要怎样才能一直保持成效?”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通过做一些相当简单的事情。
第一,我们要树立自己的目标或理想,就像威尔第的《福斯塔夫》为我树立了目标和理想那样。为了目标和理想而奋斗,意味着一个人能够人老心不衰。
第二,我发现长年保持成效的人对工作的态度一如菲迪亚斯:神看得见。他们不甘平庸,在工作中恪守自己的标准。事实上,他们有强烈的自尊心。 这些人的第三个共同点是:他们把持续学习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他们未必像我这样,每三四年就学习一门新的学科。但是,他们会不停地试验,对自己的成绩从不满足。他们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得更好,而且常常要求自己用不同的方法去做这些事情。 这些思维活跃、不断成长的人,还会坚持进行绩效评估。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像耶稣会和卡尔文教派率先做的那样,把自身行为和决策的结果记录下来,然后把它们与当初的预期进行对照。这样,他们很快就能发现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同时也发现自己哪些方面需要提高、改变和学习。最后,他们还能知道哪些事情是自己不擅长的,因此是应该让别人去做的。 每次我问一个成效卓著的人,请他们告诉我成功的原因,我都会听到类似的故事,例如一位仙逝多年的老师或上司告诉他们,只要自己的工作、职务或职位有变,就必须把新工作、新职务或者新职位的要求考虑清楚——它们总是不同于原来那份工作或者那个职位的要求。 自己的责任 所有这些行为习惯所体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那些卓有成效,并能不断成长和改变的人,特别是那些以运用知识为主的人,承担起了自身发展和工作安排的责任。 这可能是最新颖,也可能是最难以付诸实践的结论。如今的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仍然建立在下面这个假设上面:组织要负责员工的工作安排以及提供员工所需的经历和挑战。据我所知,这个方面的最佳范例当属日本大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它们所依据的原型,即传统军队的人力资源部门。我没有见过比典型的日本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更加负责任的部门。但就算是它们,我认为也必须学会做出改变。它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做决策者,而是必须成为老师、领路人、顾问和参谋。 我确信,每一名知识工作者的发展和工作安排的责任都必须由知识工作者自己承担。每一名知识工作者都必须承担起回答下面这些问题的责任: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职位?我现在能够胜任什么样的职位?我需要获得什么样的经历、知识和技能?当然,这个决策不仅仅涉及员工个人,而是必须考虑到组织的需要,必须以对员工个人的长处、能力和绩效做出外部评估为基础。 员工发展必然成为自我发展,员工的工作安排也必然成为自我安排,而且员工自己必须对此负责。否则,知识型员工就不可能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保持成效和高生产率,并且不断成长。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知识不像货币那样是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于书本、数据库和计算机软件中——它们收纳的都是信息。知识始终体现在人的身上,知识的承载、创造、增补或完善、运用、传授、使用或滥用,都必须由人来完成。因此,知识社会的到来使得人成为社会的核心。这个转变过程对知识社会的代表,也就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educated person)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新的议题以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在过去的所有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社会的装饰。他们体现的是kultur——这是一个德语词汇,带有敬畏和嘲讽的意味,在英语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词,就连“highbrow”(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也相去甚远。然而,在知识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社会的象征、社会符号和社会的标准持有人。借用社会学的话讲,他们是社会的“原型”。他们界定社会的绩效能力。他们还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信仰和承诺。如果说中世纪的骑士是中世纪早期的最佳体现,“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最佳体现,那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代表着以知识为核心资源的知识社会。 这必然改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真实含义,也必然改变“受过良好教育”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它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定义成为一个关键议题。在知识成为关键资源之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面临各种新的要求、新的挑战和新的责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现在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群体。 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学术界针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个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社会上应该有这样的人吗?能出现这样的人吗?“教育”到底是什么? 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者”称,社会上不存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一些人则称,由于每一个性别、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少数族裔”群体都需要自己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事实上是孤立主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此社会上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是,反传统主义者的观点让人回想起极权主义者的观点。他们瞄准的目标是相同的:处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个概念的核心的普遍性,无论它的名字是什么(西方称之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国和日本称之为“文人”)。 对立的阵营(我们或可称之为“人文主义者”)也瞧不起目前这个体系,但原因是现行体系没有培养出在各个领域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人文主义批评人士要求退回到19世纪,退回到“人文学科”(liberal arts)和“经典著作”,也就是德国人所说的gebildete mensch。到目前为止,尽管他们没有重复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哈钦斯与莫蒂默•奥尔德的观点,也就是认为全部“知识”是由100部“传世之作”组成的,但他们“回到现代以前”的要求与哈钦斯与奥尔德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这两大阵营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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