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有关行为的理论都是围绕人类的某种特定倾向展开的：我们总能对积极强化和消极强化敏锐地做出反应，我们总会饶有兴致地计算我们的个人利益，我们就像个鼓鼓囊囊的尼龙袋一样装满了各种心理冲突。自我决定理论与这些观点不同，它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概念：人类的普遍需求。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类有三种内在需求：能力的需求（competence）、自主性的需求（autonomy）和归属的需求（relatedness） 。如果这些需求得到了满足，我们就会行动积极、工作高效、心情愉悦；但如果这些需求受到阻碍，我们的积极性、工作效率和心情愉悦度就会直线下降。瑞安在与我们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如果我们天性中有什么东西是基础性的，那这个东西就是感兴趣的能力。有些事情会促进这种能力，而有些事情则会破坏这种能力。”换句话说，我们都有第三种驱动力，它是我们身为人类意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人性中的这一部分是否会在生活中表现出来，还要看周围环境是否允许。

驱动力2.0系统的主要心理机制对需求的扼杀多过满足。瑞安说：“这在管理中真的是个大问题。”人们不想工作的时候，公司通常只会想到用奖励或者惩罚来解决。“寻找问题的根源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你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你只是想用胡萝卜或者大棒来草草了事。”这不是说自我决定理论完全反对任何奖励。“奖励在办公场所当然很重要，在其他场合也是如此。但是，奖励越不明显效果越好，用奖励来激励人们的时候也是人们最没干劲的时候。 ”德西和瑞安认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营造一个能够激发各种内在心理需求的环境。

过去30年里，德西和瑞安利用自身学者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建立了一个由几十个自我决定理论学者组成的网络，各自在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新加坡和西欧进行研究。这些科学家在实验室的实验中探索自我决定和内在动机，研究范围覆盖各个领域：商业、教育、医学、体育、训练、个人生产力、环境保护、人际关系、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这些科学家所著的研究论文多达数百页，其中大多数论文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人类有自主、独立、寻求归属感的内在动机。如果这个动机被释放出来，人们就能取得更多成就，就能生活得更加充实。

自我决定理论是围绕人类境况展开的一系列新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心理学运动就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说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积极心理学运动为心理科学研究找到了新的方向，将关注重点由之前的疾病和功能障碍转向健康和提高效率。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 [1] 的领导下，积极心理学创造了一个由新学者组成的军团，在科学家、经济学家、临床医学家对人类行为的观点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积极心理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就是米哈伊•希斯赞特米哈伊，之前我提到过他。他的第一本关于心流的书和塞利格曼的书 [2] ，与德西关于内在动机的书在同一年问世。显而易见，1975年的空气中有些大事件正在酝酿，我们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有所察觉。

这些群星闪耀的思想家中还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和哈佛大学的特里萨•阿马布勒。一些经济学家也包括在内，其中最有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兰•内纳布（Roland Bénabou）和苏黎世大学的布鲁诺•弗雷。一些本身不从事动机研究的学者也包括在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和杜夫特大学的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这些研究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才智和创造力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更乐观的观点看待人类的潜能。

这些学者为全新的、更高效的运作系统奠定了基础，尽管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某种约定，也不是有意为之，甚至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研究的意义。最终，也许时代会努力跟上他们的脚步。

从B到Y

单词固然重要，但字母也同样不可忽视。迈耶•弗里德曼（Meyer Friedma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也许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你肯定知道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弗里德曼于2001年逝世，享年90岁。他生前是心脏病专家，负责旧金山一家医疗机构的运营，一干就是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末，他与同事雷•罗森曼（Ray Rosenman）注意到心脏病高危人群身上存在一些相似点。这些人更容易患冠状动脉血栓，这不只是饮食和基因问题，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此也有影响。

弗里德曼指出，这些病人身上“大多具有特定的复杂人格特征，其中包括过强的竞争意识、激进、缺乏耐心等，大多有一种时间紧迫的焦虑感。表现出这种行为模式的病人似乎会陷入无休止的漫长争斗中，与自己斗，与别人斗，与环境斗，与时间斗，与生活斗，而且这种斗争经常徒劳无果”。

就算这些人的身体条件、运动量、饮食习惯以及家族病史与其他人相似，他们也明显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弗里德曼与罗森曼需要找到一种方便易记的方法来解释这一观点，最后，他们在字母表中找到了灵感，他们称这种行为模式为“A型”行为模式。

A型行为模式当然是与B型相对应。A型人终日摇旗呐喊，手舞足蹈，像是得了“匆忙症”，而B型人则与他们不同，他们在生活中似乎很少匆匆忙忙，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愿望而显得有敌意。在研究中，弗里德曼和罗森曼发现B型人与A型人一样聪慧，而且通常和A型人一样拥有雄心壮志，只是他们用了不同的方法表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到B型人时（当时使用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很正常），弗里德曼说：“也许他也有相当的‘驱动力’，但是他的性格是那种动力似乎会让他安心的类型，驱动力给了他信心和安全感，不像A型人，驱动力会困扰他、刺激他、惹怒他。”因此，降低心脏病死亡率、改善公共健康的重点在于帮助A型人变得像B型人。

将近50多年过去了，弗里德曼创造的这个术语还在使用。这两个字母帮我们了解了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引导我们以更舒适、更高效的方式生活。

在弗里德曼和罗森曼做研究的同一时期，另一位美国人也把自己所在的领域向前推进了一步。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他的学科背景很复杂。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而不是经济学或工程学，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不同的是，他自己还运营了一家机构。从1948—1954年间，他是安提阿学院（Antioch College）的院长。

利用自己对人类心理的了解以及领导经验，麦格雷戈对现代管理模式再度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好的管理并不是把执行视为前提，在195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首次提到了这一观点，后来又在《企业的人性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 ）这本颇具开创性的书中做了进一步阐述，声称很多公司的运营其实是基于对人类行为的错误假设。

大多数管理者认为他们的员工从骨子里讨厌工作，要是情况允许一定会逃避工作。这些没有个性的奴隶害怕承担责任，迫切需要安全感，极度渴望被指引。因此，“必须强迫他们，控制他们，给他们指引，用惩罚威胁他们，让他们努力工作，并最终达到企业的目标”。但是，麦格雷戈提出，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待员工。这个视角可以更精确地评估人类的境况，让公司的运营有一个更高的起点。这种观点认为：对工作感兴趣“和玩乐、休息一样自然”，很多人都善于创造，他们足智多谋，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就会接受甚至主动寻求责任感。

为了解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麦格雷戈从字母表最后挖来了两个字母。他称第一种观点为X理论，第二种观点为Y理论。他说，如果你的出发点是X理论，那么你的管理方法产生的效果难免会有局限，有时甚至可能事与愿违；如果你相信“大众皆平庸”，那么平庸就会成为你无法逾越的天花板。 但是如果你的出发点是Y理论，结果就会有无限可能，不只是员工潜能无限，公司的表现水准也会大不一样。因此，想让商业机构更好的运营，就要把管理思维从X理论转向Y理论。

这两个术语如今依然沿用。麦格雷戈的方法很快成为管理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幅画也许比得过千言万语，但有时候两者都不如两个字母来的有力。

因此站在迈耶•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肩膀上，我想同样用字母这种方式来思考人类行为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