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阿尼尔·库马尔也出现在证人席上，他既是古普塔的朋友，又是跟随古普塔时间很久的门徒。这一次，库马尔是以政府部门证人的身份出庭的，他的律师格雷格·摩维尔卢（GregMorvillo）并没有陪他一起出席，因为在2011年12月，摩维尔卢的父亲罗伯特去世了。当库马尔走上证人席的时候，他一直低着头，但古普塔的眼睛却一直盯着他。库马尔扬起眉毛，往后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她正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在拉贾拉特南案中，库马尔是明星证人，为拉贾拉特南案的定罪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一次，面对曾经的老板古普塔，库马尔又会做何表现呢？

法庭副审法官让库马尔宣誓，当他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因为紧张或者其他原因，他几乎要破音了。在等待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库马尔内心的不安完全流露了出来。库马尔的眼睛四处张望，一会儿看法官的椅子，一会儿看看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但就是不敢看古普塔，而此时古普塔就坐在他的正前方。古普塔的眼睛盯着前方，避免与库马尔的眼神交汇。

在对拉贾拉特南案中出现过的证词再次确认之后，库马尔做证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拉贾拉特南与古普塔之间的商业往来，特别是他们俩之间是怎样开始新丝路基金公司的投资活动的。库马尔告诉陪审团说，大概是在2008年10月中下旬的时候，他从古普塔那里得知古普塔在帆船航海家基金投资上亏损了1000万美元。布罗茨基想让库马尔再次明确拉贾拉特南和古普塔就帆船航海家基金发生争执的时间点到底是哪天。如果库马尔值得信任，那争执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古普塔将高盛集团和宝洁公司的内幕消息泄露给拉贾拉特南之后。

6月4日，星期一，被告方律师纳夫塔利斯在询问库马尔的时候，试图证明库马尔之前在接受政府部门采访时，所做的陈述与古普塔的陈述是一致的。“你是不是告诉过政府部门，古普塔先生觉得拉贾拉特南并没有按照原计划投资？”纳夫塔利斯问。“是的，先生。”库马尔回答。

在午餐休息时间，一辆窗户上贴有黑色车膜的黑色奔驰越野车停在联邦法院的入口处。一群手拿相机的记者立刻围了上去，因为车里面坐着的，正是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他准备在下午的案件审理中出庭做证。不过，当车门打开的时候安保人员赶紧赶过来，大声喊道：“退后，退后。”

从越野车上下来的是帕丽斯·希尔顿，她穿着一身蓝色的套装，蓝色的长袜，以及招牌式的特大号白色太阳镜，其实那一天是阴天，根本不需要戴太阳镜遮光。她来联邦法院是参加与一家意大利内衣公司举行的调解会。在帕丽斯进入法院大门之前，她微笑着跟媒体记者打招呼，并且摆出各种姿势，让记者拍照。

与此同时，穿着白色衬衣、蓝色西装还打着红色领带的布兰克费恩已经在楼梯上，准备出庭做证。布兰克费恩获准可以从联邦法院的地下停车场直接进来。在他宣誓之后，拉科夫法官忍不住要向布兰克费恩发问。在一系列常规性的人生履历问题之后，布罗茨基本想略过30多年前布兰克费恩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但是，拉科夫法官及时中断，并纠正了布罗茨基的遗漏。“我确信你是想故意隐瞒证人曾经当过律师这一事实。”拉科夫法官说，随后，他转向布兰克费恩，并问道，“你上过法学院吗？”布兰克费恩回答说，他曾经在某家律师事务所做过4年半的公司税务律师。“于是，你皈依了宗教？”拉科夫法官问。“这是我们双方的决定。”布兰克费恩打趣说。

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是政府案件里的明星人物，他的到来让法庭审判变得更加有分量。不过，布兰克费恩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只是他在一年前拉贾拉特南案审判时所做证词的翻版。布兰克费恩待在律师和法官之间的侧边栏上，不时对陪审团微笑，有时，他会把头伸过去看看律师穿的是什么衣服，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的眼睛到处张望，但就是不敢直视古普塔。

在布兰克费恩做证时，古普塔，这位曾经的高盛董事会成员，同样感觉不舒服。古普塔经常会回头看他的妻子安妮塔，他们都在同一侧，有时候，他会起身走向他妻子，跟她简单交流几句。安妮塔经常伸出双手，对古普塔表示坚定的支持和鼓励。

在谈到公司财务的时候，布兰克费恩甚至向陪审团做起了现场教学。当有人问高盛对外公布一季度的盈利报告意味着什么时，布兰克费恩回答说：“这意味着高盛的盈利状况比以前更好。”布兰克费恩在法庭上还提供了一个新消息，那就是，当古普塔准备前往私募股权公司KKR工作时，他跟古普塔之间的对话。

布兰克费恩做证说，当古普塔告诉自己，准备考虑接受KKR公司的工作邀请，他明确地向古普塔表示，这与他在高盛集团担任董事“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但古普塔不同意这一说法，古普塔觉得这两家公司所提供的职位是不一样的，两者的工作方式也不相同。不过，最终古普塔还是从高盛董事会离职了。高盛还专门为古普塔准备了一个新闻通稿，宣告他从董事会离职，并对此表示祝贺。为了纪念古普塔在高盛董事会的那段岁月，高盛还专门赠给他一些袖扣。

不过，总会有意外的事件发生。2008年9月，当雷曼兄弟“突然宣布破产”时，布兰克费恩说，他请求古普塔撤回辞职申请，并继续留任高盛董事。当时，金融市场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很多私募股权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私募股权公司与高盛集团之间的冲突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布兰克费恩说。于是，古普塔便继续留在高盛董事会，同时在KKR公司从事咨询顾问的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布罗茨基问布兰克费恩，他是否知道古普塔在KKR公司拿多少工资。对这一提问，被告方表示反对，不过，正如拉科夫法官所说的那样，“你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布兰克费恩最终说出了“5”这个数字，他的意思很明显，古普塔在KKR公司拿到的年薪是500万美元。听到这个答案，古普塔的下巴都惊到地上了。

布兰克费恩的证词时间不得不中断，中断时间超过一个星期，因为他在这个星期的中间某一天，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典礼仪式：他的女儿在菲尔德斯通学院（FieldstonSchool）的毕业典礼，这是曼哈顿区北部一所绿树成荫的私立学校。布兰克费恩告诉拉科夫法官，由于距离比较远，当他结束典礼午餐赶过来时，可能会迟到，因为典礼午餐的地点是在杨科斯（Yonkers）。“我就住在杨科斯，我明白。”拉科夫法官说。“我们在杨科斯选择的午餐饭店，没准，你也知道。”布兰克费恩说。“如果你说的那家饭店正好是我所想的那一家，那我吃不起，太贵了。”拉科夫法官调侃说。但是饭店老板告诉布兰克费恩说，拉科夫法官是他们饭店的常客。

在布兰克费恩的交叉讯问阶段，纳夫塔利斯试图证明古普塔对高盛集团非常忠诚，因此，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布兰克费恩请求古普塔留在董事会，古普塔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可是帮了高盛集团的大忙。“公司董事突然辞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这容易引起外界的胡乱猜测，以为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实际上，公司根本就没什么问题。”对这一点，布兰克费恩表示认可。

纳夫塔利斯对布兰克费恩的交叉讯问很容易让人愤怒，这一点，从一开始就特别明显。纳夫塔利斯问布兰克费恩，他是不是董事会的一号人物。“一号人物并不是一个官方头衔，”布兰克费恩微笑着说，“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才是头衔。”虽然，纳夫塔利斯问布兰克费恩，他是不是接替名叫亨利·保尔森这个人的职位。“他的名字是汉克·保尔森。”爱说俏皮话的布兰克费恩这样更正纳夫塔利斯的答案。

纳夫塔利斯想尽可能否认指控中所提到的，2008年10月23日是古普塔对外泄露了高盛集团第四季度出现亏损的内幕消息，他向法庭表明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说，高盛集团准备裁员10%。纳夫塔利斯说，这就是高盛集团股价走低的原因所在。不过，布兰克费恩说自己并不记得有这样一篇负面报道的文章。纳夫塔利斯准备抓住布兰克费恩的话柄，对这位高盛首席执行官在离任时的演讲发起罕见的攻击。当布兰克费恩离开法庭的时候，他冲古普塔笑了笑，想打个招呼。不过，古普塔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被告方证词

6月8日，星期五，在12天的时间里，政府部门传唤的证人已经有20人，于是，决定暂时停止传唤证人出庭做证。尽管被告方也提交了证人名单，准备让他们出庭为古普塔做证，但古普塔本人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从本案一开始审理，纳夫塔利斯就一直试图让古普塔自己发声。当陪审团成员都准备去度周末时，纳夫塔利斯说，下个星期古普塔“非常有可能”在法庭上替自己说话。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大多数律师都会建议刑事被告不要轻易在法庭上发言，因为这会引起检察官对被告的轮番轰炸，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古普塔原本是想向陪审团解释自己对所有问题的认识，不过，星期日的时候，他和他的律师团队又否决了原来的设想，他决定事后再发表意见。

相反，古普塔准备让自己的大女儿吉檀迦利替自己发声，她完全有能力和资格做这件事，她从哈佛学院获得应用数学专业学士学位之后，又拿到了哈佛法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双硕士学位，并且一直都在哈佛捐赠基金会工作，她完全可以代表父亲讲述他的人生故事。6月11日，星期一，下午4点30分，吉檀迦利穿着一条简单的灰色裙子和夹克，脚踩黑色高跟鞋，一头长发自然地垂在背上，平静地走向证人席。以坦率而又引人注目的方式向大家讲述了2008年9月20日前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那个周末对于吉檀迦利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那个周末是她30岁的生日，而她生日的第二天就是她母亲的生日。吉檀迦利告诉全神贯注听讲的陪审团说，那个周末，她的父亲看上去非常难过，因为他投给拉贾拉特南的钱亏损了。“他把双手插在头发里，只有当他非常悲痛的时候才会做这个动作。”吉檀迦利回忆说。

到感恩节的时候，当全家人都在父母位于西港的家中聚会时，吉檀迦利父亲的表现“与平时大不相同……他非常悲伤、难过，沉默寡言，跟以前简直是判若两人”。整个家庭都知道他投资失败的事情。吉檀迦利·古普塔的证词对被告方来说至关重要，它试图证明，古普塔传递内幕消息的时间点不合理，因为，那个时候，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的关系已经完全恶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会将内幕消息泄露给拉贾拉特南。

吉檀迦利沉着冷静，在做证的过程中泰然自若，这一点很像她的父亲。吉檀迦利非常清楚地向法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所作证词的可信度很高。

在交叉讯问阶段，在法庭上善于表现自己的检察官里德·布罗茨基，用非常低沉的声音，问了吉檀迦利两个问题：

“你爱你父亲吗？”

“我爱他！”吉檀迦利回答说。

“你愿意为你父亲做任何事吗？”

“我愿意为我父亲做任何事，但是，我绝不会撒谎。尽管，我站在证人席上，我也不会撒谎。”吉檀迦利这样回答布罗茨基。

当陪审团离开法庭的时候，吉檀迦利走向坐在被告席上的父亲，两个人相互拥抱。案件开庭审判已经有一个多月，这是古普塔第一次如此动容：他的双眼饱含泪水。

在吉檀迦利做证之前，是34岁的沙泊洛涕克·巴苏（SuprotikBasu）做证，巴苏是联合国的公共卫生专家，他正在致力于根除疟疾的项目。当有人问巴苏是何时与古普塔相识时，他回答，自己是在2007年5月从纽约的同事那里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说有一位企业家“希望在2025年前，消除因为疟疾而导致的儿童死亡现象”，而这位企业家就是古普塔。一位检察官站了起来，表示反对。拉科夫法官同意检察官的意见，这个话题的证词结束。

随后，巴苏证实他在2008年9月23日下午跟古普塔会面了，那天正好就是巴菲特投资高盛集团优先股的日子。那天晚上，巴苏还陪古普塔一起，与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部长共进晚餐，他没有跟古普塔谈论过高盛集团或者巴菲特。“我们谈论的内容都是集中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如何解决疟疾项目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巴苏这样对法庭说。

当布罗茨基检察官问起古普塔打电话的事情时，巴苏说，当古普塔参加高盛集团董事会电话会议或古普塔用麦肯锡办公室的电话给拉贾拉特南的办公室拨打专线电话时，他不在房间，所以，这个事情他并不清楚。不过，巴苏说了另外一句话：古普塔会经常回电确认预约事项。这佐证了被告方的观点，那就是，古普塔给拉贾拉特南打电话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方式和习惯而已。“我印象中的古普塔，耳朵上总是戴着耳机，在会议期间，也经常需要回复电话。”巴苏补充说。

被告方证人做证的流程只进行了两天半。本来时间可以更久一些，因为做证的人数原本很多，但拉科夫法官对古普塔请来做证的人数做了限定。拉科夫法官还拒绝了被告方一直想推进的工作：透露内幕消息给拉贾拉特南的并不是古普塔，而是高盛集团亚洲权益销售部门的负责人戴维·勒布。在吉檀迦利·古普塔完成证词之后，古普塔的辩护律师努力到晚上，目的就是为了游说拉科夫法官允许他们播放两段电话录音，这两段录音是2008年8月，拉贾拉特南和戴维·勒布之间的通话。在这两个电话里，勒布说，他已经将英特尔和苹果公司的消息传递给了拉贾拉特南。而拉科夫法官则反对在法庭上播放勒布的电话录音。

6月12日，星期二的早上，高盛外部律师史蒂文·佩金收到了勒布的律师发来的一封邮件。勒布准备前往法庭，因为被告方准备请他出庭做证。“是你给勒布打的电话？”佩金问纳夫塔利斯。纳夫塔利斯做事一向小心谨慎，严守秘密，他并没有回答佩金。在上午午休时，佩金又向布罗茨基检察官询问此事，但布罗茨基对此也不知情。但佩金再次遇到纳夫塔利斯时，纳夫塔利斯似乎有些恼火，并质问道：“你是政府的走狗吗？”高盛和古普塔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向和蔼的纳夫塔利斯错误地将佩金的举动视为向政府透露辩方策略。

就在被告方准备暂停传唤本案证人时，被告方播放了一段拉贾拉特南跟其手下的一个员工通话的录音，在录音里，拉贾拉特南好像对古普塔表示过他在航海家资本公司上作弊的事情。航海家资本公司是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两个人共同出资成立的，由拉贾拉特南负责运营。

“当你加杠杆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后果。我的问题是，我太天真了，我希望古普塔也能够跟我一样。你知道吗？”2008年10月2日，拉贾拉特南在打给帆船集团的投资经理桑杰·桑塔南（SanjaySanthanam）的电话里这样说道。“嗯，我不能……我，我，我不能告诉他，我已经把自己的股份撤出来了，对不对？”被告方在之前就出示过这一证据，目的是证明早在2007年12月的时候，拉贾拉特南就从帆船航海家基金里面撤出了自己所投的2520万美元的投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