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电气工程师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第一次展示了这些迅猛增长的集群所具有的拓扑魅力。当时，梅特卡夫正在寻找向门洛帕克传送数据的更好方法，比如向自己的妻子传送购物清单；他完善了名为“以太网”的连接协议，并很快成为计算机连接的标准协议。梅特卡夫观察到，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由斯坦福大学以太网连接机器的门户中，系统的影响力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比如说，只连接一部手机的系统并没什么用处。可以打给谁呢？连接两部手机的系统意味着只存在一种连接可能，那就是彼此之间。而当接入系统的手机数量乘以二，比如从5部增加到10部，可能搭建起的连接数量却不是原来的两倍，而是从25增加到90。鲍勃•梅特卡夫与妻子之间传送购物清单的数据共享方式与一个连接无数夫妻的全国性网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梅特卡夫夫妇创建了一家网络公司并因此成为亿万富翁。

梅特卡夫定律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揭示出网络门户的独特动力，即每个新增用户不仅会使网络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同时，断开连接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以同样的速度，甚至更快的速度增长。如果今天我让你无法连接谷歌服务器，你会感到痛苦。一天过后，当更多的信息资讯、网站或服务上线，你的损失还会更多。网络科学家拉胡尔•通加（Rahul Tongia）与欧内斯特•威尔逊（Ernest Wilsow）将这一现象称为“梅特卡夫定律的另一面”。比如，无法进入拥有100万名用户的癌症遗传特征数据库也许并不会让你伤脑筋，然而如果你错失的是与10亿人的基因进行比对的机会，后果可能很严重。设想一下，如果你明天无法与纽约证券交易系统、电话服务、智能诊断网或网络安全补丁相连接，你将感到无所适从。这种情况不同于将你的福特换成道奇。门户领域内的赢家赢走了一切，意味着输家将一无所得。

网络科学中的一个分支理论——“排队论”可以帮我们理解个中原因。研究表明，在大量设备连接的系统中，设备在寻找素数或DNA图谱等主要任务上所花的时间越多，各个设备之间交换运算方式所占时间越少，系统工作速度则越快。优质的传输协议能避免此等恼人的低效率出现。事实上，近年计算机系统的一大突破是它们能够同时处理海量信息，使信息在世界各地保持并行的状态。这一至关重要的技术飞跃使时间压缩成为可能，而这一飞跃全然取决于门户的精心设计。

因此，置身于门户系统内意味着更快的速度，这种速度得益于顺畅的沟通。这些系统的设计目的是压缩时间，即缩短你与朋友、股票交易、保护性联盟的距离，其速度高于那些缺乏共同规则的系统。赢家依靠网络获得的越来越多，因为这样更节省时间。这也解释了为何门户将主导我们的未来。现代的门户与过去的门不同，因为走向慢到不可想象的世界将付出巨额代价。这也是为何对网络门户的掌控要比持有塞西尔•罗兹的金矿更具诱惑。回想一下旧工业时代的权力游戏，并与现在的情况做个比较。150年前，英德两国在工业产出方面展开竞争激烈的冲刺赛，希望能一较高低。但如果网络效应在当时已然显现呢？如果英国在工业革命中最初的领先地位使其掌握了90%的全球贸易呢？德国甚至不会试图与之竞争。德国人将像20世纪的交友网一样，孤立、增长缓慢、势单力薄、最终破产或被收购，所以也就没必要发起“一战”或“二战”了。但当时与现在不同。

一旦10亿人彼此相连，Facebook这样的社交应用必会应运而生，这是人们相互连接的门户。一旦每个人可以记录、观看并分享视频，像YouTube这样的视频网站便会出现。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创始人的聪明才智和管理能力，而是说我们应谦逊、虚心。网络的确需要特定的事物。当我们试图想象面前的世界时，当我们试图寻找帮助我们应对、预测和控制这一充满危险的世界的权力工具时，我们必定会一次次发问：网络需要什么？

这个世界需要实现快速货币兑换的协议，需要基本语言协议，需要可以交换信息技术安全、管理漏洞信息的平台，需要加快交流速度的即时翻译系统，以此取代英语、中文、西班牙语的语言学习。我相信，这样的世界也需要某种联盟、某种类型的超级大国，甚至渴求新的政治形态。任何控制这些门户领域的国家都有可能利用这一地位创建更多被看守的平台，达成平台之间的连接协议，就像连接物理世界的公路和喷气式飞机一样。在最受欢迎的12款移动应用当中，其中9款与谷歌、苹果、微软的系统相连。这就是门户领域的不变法则：连接即是权力。这一权力进一步扩大了优势。总而言之，守门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

不足为奇的是，近年来，国家之间正加速建造物理屏障、栅栏和围墙。美国政治学家罗恩•哈斯纳（Ron Hassner）与贾森•威滕伯格（Jason Wittenberg）通过对全球围墙建筑的数量进行统计，发现自“二战”结束以来共有51处国家间的围墙，其中以柏林墙最为著名，超过半数的围墙是在2000—2014年间匆促修筑完成，更多的围墙还在施工中。匈牙利、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正在边界打下柱坑，并对今后的修筑工程进行着初步勘探，其中一些国家的行动尤为迫切。比如，西班牙政府曾于1998年在其撒哈拉根据地附近竖起10英尺高、带有刀片刺网、顶部装有摄像头的围栏。圈起的土地属西班牙政府管控，因而严格来说属于“欧洲”领地，也成为偷渡者难以抗拒的诱惑。围栏并不足以阻挡移民的狂潮。于是2001年，西班牙政府环绕第一道围栏修筑了另一道屏障。而后在2005年，数千个绝望的非洲人向这些围栏发起协同进攻。十几名移民在这次行动中失去生命；1000人越过了这些围栏。为此，西班牙又修筑了第三道高达20英尺，有摄像监控的带电围栏。

不同于马其顿防线或中国长城这样的传统防线，21世纪以来，以色列、美国或西属摩洛哥等地筑起的屏障并非是为了阻挡可以发起闪电进攻的装甲部队，而是为了拦下走私犯、间谍、罪犯或一波波逃窜的难民。对界限之内的人来说，边界内外世界的不对称性是极具吸引力的。这些边界多由更富有、更现代、更稳定的国家划定和修建，这些国家不顾一切地想要管控人员的进出。现代世界的围墙、栅栏和战壕似乎变得越来越长、规模愈加宏大、防御日益完备，哈斯纳与威滕伯格如是总结道。现在我们应该察觉到，门户的出现是连接的必然结果。

2014—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大流行之后，比尔•盖茨在回顾致命疾病的传染问题时，从历史的角度表达了对“连接–门户”这一理论的堪忧。“未来20年的某一时间很可能会暴发一次传染性远远超出以往的流行病，”他写道，“事实上，在所有可能导致全球1000万以上人口死亡的事件之中，发生概率最大的是自然原因或由生物恐怖主义引发的流行疾病。”这就是一个快速变化、相互连接的世界所要付出的代价。

由保罗•维利里奥的那句话可以推演出，如果说飞机带来了航空事故，那么网络将会带来网络事故。人们之所以能成功应对埃博拉病毒，部分原因在于应对措施是在门与门之间，而非墙与墙之间完成。这些门即是一条条关于生物反应、医疗护理、流行病监控、急救直升机的协议和科学创新。聚集在埃博拉病毒周围的一扇扇门就是解决方案。如果仅仅隔离该病毒，它将会迅速增加、生长、变异，最终将以更危险的形态逃脱。盖茨表示，这个世界已然具备疾病传播所需的一切条件，因此需要更多更好的门，但我们却错失了修筑的机会。是的，此刻你可以稍事休息，为下面这个意外的、离奇的事实感到茅塞顿开，就是在我们这个充斥着门的时代里，最富有的公民名叫盖茨（Gates，英文中“门”的意思），恰如百年前那个从岩石下钻取石油的年代里最富有的人名叫洛克菲勒（Rockefeller，英文中“岩石采伐者”的意思）。

1929年，金融危机曾带来历史性的全球经济萧条，其后数十年，经济学家、政治家对于问题的根源争论不休。他们忽视了什么？当时的世界已由一个高速运行的经济系统连接，而政治家与银行家却忘记了在系统中加入必不可少的刹车。他们试图在奄奄一息的政治结构下运行工业引擎。而当时，释放财政压力和货币压力的基本调节机制尚未发明、改进或实施。未来的几年里，当我们被自身的金融危机压得透不过气，或是因突然降临的军事政变或社会传染病的盛行而惶惶出逃，你认为引发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将会是：门户的运作失灵。一些地方门户太少，而别处又太多。

谨记我们这个时代萦绕不去、持续存在的脆弱性。我们随时可能面对战争与和平的难题。我们每个人都像是那些可怜的米诺斯公民。挑战随时可能出现，而系统内部任意一处突然颤动都将有可能使整座大厦动摇，甚至破裂。但今天的我们并没有得出守住大门的中心理论，不知如何实现门内与门外的平衡。不难看出我们的系统满是漏洞与前后矛盾。从今往后，我们周围将会围绕着更多的门。计算机研究员菲利克斯•林德纳和桑德罗•盖肯曾经这样描述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在一个复杂的体系内，没有哪一扇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门户。”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我们得以着手研究捍卫自身安全的新方法。

布尔人，指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形成的混合民族的称呼。——编者注

祖鲁人，亦称“阿马祖鲁人”，是南非的主体民族。——编者注

英国富时指数100，是当前全球投资人观察欧股动向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编者注

Whatsapp，是一款用于智能手机之间通讯的应用程序。——编者注

1英寸=54厘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