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导言部分已经充分论述过当代的独特状况，这里只须探寻我们阐述的基本信念能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纷乱和斗争提供某种帮助，能否同时证实它的合理性。如今生活的含义或许已超出启蒙时代使用的普遍定理，然而若没有一种思想做背景，精神斗争就无从谈起。

就生活的整体和内在而言，当代尤为突出的特点是各种努力相去甚远，甚至相互明显对立；因而首先须探讨的是，在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点上，我们所持的信念是否有望提供发挥反作用的工具，是否有望将生活汇聚在一起。这是当代最为迫切的要求，因为那种分裂毫无阻碍地继续发展势必彻底毁掉生活，势必使生活失去其精神特征。

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分裂在生活的整体形态形成时就开始了：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于五种分道扬镳的努力，每一种都想统领整体，每一种都想依照自己的特征塑造整体。当众多的努力在唯一的平面上相会时，和解是无法想象的；但生活的整体若能囊括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这种和解或许是可能的；不过整体要做到这一点就须承认，精神生活得在人类境况的条件下奋力争取完全的独立。随后这一问题会受到不同方面的进攻，会受到不同阶段的关注。这些方面和阶段会带来各不相同的任务，会为劳动呈现各不相同的地点，会展示各不相同的真实的画面；即使个人的人生经验在此过程中也共同发挥着作用，它们为这个推荐这个方向，为另一个推荐另一个方向。例如宗教超然于所有的文化117活动之上展示出一个纯内在的领域，对于人类生活整体和维护文化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个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个体能否在其中寻得人生的重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这个人来说，那个内心最深处的世界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背景，而对另一个人来说，种种强烈的震撼可能会使这个世界成为最重要的东西；人和整个时代一会儿更倾向于从内在方面进行思考，一会儿更倾向于从超验方面进行思考，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理智的观察；同样，在文化活动范围内，也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这与近代为各个生活领域提供的更高的独立性是相符的；研究者、艺术家、实践者和技术人员可以毫无敌意地走各自的特殊之路，只要有一种整个人类的基本信念和主要事业能囊括所有的类型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此后，而且只能是在此后，一种自由将与内在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避免来自右方的不宽容和来自左方的更严重的不宽容，这种不宽容想给所有的人定出同一个音调，想强迫所有的人接受同样的信仰。不过这种具有涵括性和优越性的使命呈现的是上升为独立精神和创造某一真实的深层次的要求；所有形形色色的事物都将纳入这一上升之中，因为它们同时也在自我深化自我澄清。当然这种转变不会使各种对立和斗争消失，但它可以对它们产生抵制作用，针对单纯的局部文化发展一种整个人类的文化。只要自己的特殊任务建立在整个人类的使命的基础之上并从中获得活力，每个个体的人生事业都会成功。

二、对立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变得日益尖锐。对近代而言，世界已越来越多地挣脱人类，形成了一种针对人的完全的独立性，现在它对人的打击越来越强烈，人面临着一种越来越大的危险，即成为一种无法估量、无法辨认的活动中的一个逐渐消失且无关紧要的部分。这一点在与外部世界的比例中表现得最为明118显：与空间和时间的浩瀚无穷相比，人的领域及在其中进行的一切是那样渺小!然而更危险的是自内而发的贬低。在现代生活中，文化整体越来越少地表现为人的灵魂的事业和得益，而是表现为一种优于灵魂的没有个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因其自身的必然性产生，无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将人变成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工具，根本不关心人的境况，对人的幸福疾苦漠然处之。这起着贬低的作用，而之前人的评价首先取决于能将人加以区分的种种特征，作为天生有理性的生命体，人似乎远远高于整个自然，而现在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越来越多地支配着思想；在这里似乎根本没有位置留作人的特殊地位。这一切共同发挥作用，致使人与从前相比被贬低，甚至孕生出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只是强调人受束缚、人毫无反抗力和人的局限，突出人的种种不重要和低层次的特征并让其决定总体形象，对特殊意义和特殊尊严的所有信念逐渐消失。论及人时，18世纪首先想到的是人的伟大，而当代却常常沉迷于描绘人的狭隘和弱点，在大谈平庸的人时忘记人身上也有伟大之处。

不过只有当我们用观察的眼光将自己与世界相比时，这种贬低才有可能保持优势；若没有完全不同的评价，甚至若没有相反的评价，我们就不可能行动，就不可能有力而欢快地行动；若不能通过言语表明，就通过行动维护。对我们的行动而言，正是现代从看不见的世界向可眼见目睹的世界的转变越来越将人及其境况当作首要目标；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信仰，这是一种时代信仰，例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曾这样说过：“上帝是我的第一思想，理性是我的第二思想，人是我的第三和最终思想。”然而若不以某种方式尊重人，若不赋予人某种价值，时代怎么可能将为人付出艰辛和关注人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若不遵循一个崇高的目标，若没有相信自己的能力作为支撑，什么样的行动会唤起激119情、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当代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自由平等思想是这个时代政治和社会追求的主要特征，包含着一种对人的高度评价和一种对人的低等天性的坚决的超越，因为这种天性屈从严格的束缚，它也不懂得平等，它培育出强与弱、健康与病态的差异，直至培育出明显的无情。若是存在另外一种生活之源，这种生活之源能够激发人身上的伟大，能够使人的自主行动成为可能，能够远离种种差异显示一种共同的事业和人的面貌所拥有的一切的共同价值，唯有此时才有可能抵制束缚和不平等。

对人的高度评价也鼓舞着如今在那么强有力地进行着的努力，即赋予文化生活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用一种民主结构取代传统的贵族结构。因为流传下来的各种文化形式首先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形成自己的精神内涵，在那里完成了巩固之后才将其传向其他地方，而如今这种分阶段进行被当作不公正地贬低广大阶层而遭到摒弃，而且极其热情地要求所有人直接体验、直接参与。在这里且不探讨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以及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纠纷：不过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若不高度评价人，若不高度评价每一个人，若不坚定相信人的能力，前述的运动就没有意义，就必然会起破坏作用。

不过远在这些政治和社会问题之外，我们身上有一种强有力的特性抗拒着对人的贬低，我们无法忍受这种贬低，我们热切地渴望为我们的本性重新加入一种伟大，为我们的生活赋予一种价值。对世界的观察若是支持另一种评价，不承认对人的任何褒扬，我们如何能摆脱这一矛盾?若要摆脱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将人看作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为这样的角色严格地遵从自然的秩序；另一方面人又是世界生活转向其深层次的场所，这一深层次不再让一个个点处在单纯的并列关系中，120而是参与整体生活的各个点，同时将我们相互联系在一起。此后人就能够以自己内心的世界对抗自己周围的世界；虽然后者束缚着人，前者却会唤起人争取自由和自主行动；同样清楚的还有，认识到人的狭隘并与其斗争，这种能力证明了人的一种伟大。人若能意识到自己的狭隘还会完全没于狭隘吗?不过这一切都沿着我们对精神生活和它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信念所遵循的方向进行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之所以重要，并非通过人的直接存在所表现出的东西，而是通过在人内心产生并使人攀上新的巅峰的东西；在这里，人的局限同样得到承认，而且维护着人的伟大和尊严。

一种没有情感的文化进程磨耗和毁灭着人类，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对其进行着坚决的抵抗。因为就我们的理解而言，精神生活并非一种没有间歇没有意义的进程，而是获取自存自在的真实，一切运动最终将是生活回转向其自身，将是一种自我强化和自我提高；行为和自由随之将成为真实的体现，同样，人的精神生活最终也将包含一种承认和获取的行为。若要使生活摆脱狭隘的人和主观的特性，那种无个性的文化在这里只能被看作一种方式和中间的一个点；如果这种特性确定下来并想发挥统领作用，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就会与其进行一场战斗，一场维护生活的独立和灵魂的战斗。这场战斗是每个时代的事业，在当代境况下尤为迫切；它必定充满危险，然而它最终将会获得胜利。

这里当然不会过多地仅仅去校正各种概念，需要做的是将基本信念转化为行动和创造；在我们的整个领域里突出一种超越世界与人的对立的精神生活，依靠它的创造性的自主行动将精神生活变成劳动的场所，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所有领域的发展，如宗教和道德，不过也包括哲学和艺术，都不可121能发自个体的人，而是发自精神生活，发自精神生活的经验；这不仅能使它们有望获得更多的内涵，也使它们有望更加稳定。这里就无需进一步探讨如何满足这种要求了；人不再被局限于单纯的人，转向创造性的精神为人的生活展示出广阔的前景和重大的任务，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可能就足够了。

三、劳动与精神的对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刺激尤为强烈。使这一对立尖锐化的首先是劳动与人的现时精神境况的分离，是劳动联合成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一个我们曾一再致力于其中的集合体。由于提高了人的效率，这起初似乎是一种纯得益，但很快就变成一种严重的危险，因为劳动的扩展与精神呈对立状态，越来越将人降格为纯粹的工具。为了抵御这种情形，精神常常奋力投入自身尽可能远避劳动的现状，显示出一种自由翱翔的主观性，一种纯粹的情绪性生活，这种生活很快就会陷入空虚，就算力图抓住和描绘那种易逝的生活的艺术也不可能助它达到完美。于是现代生活朝着相反的方向散离开来，这种散离给双方都造成了损伤。劳动陷入丧失自己的精神内涵的危险，陷入越来越变为纯技术的危险，而技术即便提高成精湛的技艺也不可能实现富于成果的创造；精神不再能通过劳动聚合在一起，分化成一缕缕细丝，日益丧失具有支配地位的中心点。因而文化分裂为纯粹的功力文化和纯粹的情绪性文化，分裂为纯粹的技术名词和唯美主义；前者是长长的锁链和对所有直接关联的损害，后者或许是一种新鲜的感觉，但却将生活交给了瞬间，交给了无休无止变换的印象和刺激。现代个体常常在两个方面之间被剖开，在艰难的劳动和暂短易逝的享受间不安地摇来摆去。这种分裂不可能最终结束，唯有赢得一种能包容这种对立的生活才有可能克服它。我们已经看到，一种独立和主动的精神生活的形成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样一种精神生活能以一种本质文化应对功力文122化和情绪性文化的对立，同时追求一种生活的内涵，一种对立的两种文化不可能实现的内涵。因为唯有在克服主观和客观的分裂中，生活才可能自立自存，才有可能成为真实，之后才可能成为一种经历，否则就只会是事件。奋力使事件成为经历，这是当代一种强烈的向往所努力的方向。

四、时代的生活情绪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现代文化孕生的深深投入其劳动的力量感使乐观主义占据着优势地位；它长时间内强大有力，能削弱和重新解释所有相反经验的印象，上涌的生活浪潮压住了所有的疑虑。然而19世纪的进程完成了一次突变。在哲学领域占统领地位的是叔本华，他精深的脑力劳动给传统的乐观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观造成了致命的创伤，不过他的思想若没有发挥如此强烈的作用，现代生活的运动本身就不会带来如此之多的失望，就不会让人看清人类境况的一些困苦和不公；在巨大的成就中一些局限也变得显而易见，在富有成果的劳动中滋生了如此之多的杂草，失却大有压过得益之势。另外劳动艰难了许多，维持生活艰辛了许多；同时还缺乏稳定的目标以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意识，因而疑问就会产生，精神就会背上负担：收益是否值得付出艰辛，引诱我们追求生活的是否只是一种鬼火。另一方面，人类，至少我们追求行动的西方人，不可能长期屈从对生活的否定；我们摆脱劳动和时代使命的可能是那样小，这又那样急迫地催促我们以某种方式肯定生活并尽力说明这种肯定的正确性；这对尼采的伟大成就多少起了作用，在他那里又一次完成了对生活的肯定。不过他对生活的肯定很少说明理由，只是停留在纯情绪的层次，难以承受一个缺乏精神的世界那无法估量的重量，它更多的是对悲观主义提出异议，并未克服悲观主义。甚至广泛流传的文学对生活的颂扬也大都流于肤浅和空泛，因而更多的是为相反的评价提供支持。我们这些当123代之子或许很想完成对生活的肯定，然而我们却看不出能如何说明这一肯定的理由。生活表面的悲观主义虽然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粉碎，如今的人类实际上远不如其表面显现出来的那样幸福，远不如其想说服自己相信的那样幸福。

这种混乱的境况需要得到澄清，不过若想澄清有两点是必需的：一是确保欢乐的生活信念，能为胜任当代的种种艰巨任务带来勇气和力量的生活信念；二是完全肯定我们人类境况所包含的所有昏暗不清和敌对，以真实为代价换来的生活信念是纯粹的冒牌货。然而若要将这两种要求结合起来都予以实现，对一种独立的能构建真实的精神生活的信念能帮助我们做到。因为它能为我们确立一个崇高而涵盖一切的目标，我们的生活值得为其付出艰辛的目标，可是它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全力抵抗的艰难，它甚至会提高这种艰难的感受。这些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解决这类矛盾的决定性的办法，在整个搏击中生活的一种新的深层次会展现出来并成为我们自己的所有。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的追求成为宇宙继续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的艰辛和困苦就不会是徒劳的，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到来；不过这样取得的对生活的肯定本身也包含着许多否定，因此严峻和欢乐难解难分地相互纠缠在一起，与所有一开始就削弱了种种纠纷的肤浅快乐的乐观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五、如今令人类精英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人的生活是否可以理解为自然的延续，是否可以塑造，或者说真实的某一新阶段能否出现在人的生活中，精神这一概念历来就是为其名称服务的真实。许许多多的人在追求一种彻底变革，一种比所有人类记忆中的变化都剧烈的变革。因为历史传统带给我们的一切，宗教和道德，教育和艺术，个性和个体中的人的总体形象，都是在一种124信念的支配下产生的，即在人的领域里相对于自然将出现某种全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必将支配思想和生活。人如今若要完全适应生活，若要让自己的生活适应自然，就得与整个传统决裂，几千年岁月会全然褪去，所有的传统价值必将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简而言之，那会是一种彻底的变革，与这种变革相比，即使人能想象出来的最彻底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也只是无足挂齿的事情。尽管如此，只要真实的命令要求这种变革，我们就不可能逃避这种变革；不过无论它是否这样要求，这都会受到最严格的检验。

我们的阐述依托着一种信念，尽力逐点说明它的理由，即人的心中开始了一种真实的伟大转变，驱使着人获取一种新型生活，在它看来，将人变回单纯的自然生命体的努力只能是既错误也不可能的倒行逆施，只能是一种有害无益的谬误，这种谬误的蔓延将会以最严重的损失危及我们的生活。我们对精神生活的这种独特理解将精神生活与人的存在更加清楚地分开，因此它完全能够承认人与自然的紧密关联，承认从动物起源以来的缓慢演变，承认原始自然力和自然本能依然存在于高度发展的文化中。与传统理念从前的认定相比，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包含的局限和虚假的真实性要多出很多，自然渗入我们精神的程度也大出许多；另外，如果我们生活的自然基础能够被理解得更加清晰，能得到更有力的发展，如果精神活动与此处在紧密的关联中，我们的生活就有望得到各种各样的促进；通过这一切，生活的整体将得到促进，生活的整体将适应一种独有的特征。然而这一切共同作用也要求放弃精神生活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说明自己的合理性靠的不是环境的单纯外观和对环境的解释，而是世界历史运动的整体从内孕生的共同生活，这种生活有自己的种种内涵和价值，远远超越了单纯人的观念和倾向。在巨大125的劳动和斗争中完成了一次颠倒，生活越来越多地自内构建自身，越来越多地立于自身，越来越多地依照自己的目标对待世界，越来越多地以自己的形式看世界。没有这种颠倒就没有文化，也就没有科学。作为一种自然结构的单纯组成部分，若没有独立思想的觉醒，我们恐怕永远都不可能走出想象活动。谁若要将自然归入一个整体，要将其分解开来再整合在一起，那他就不能处在自然之中，而要处在自然之上。谁在经历单纯的事件时若不忘记自我的实现，若不忘记精神成就，对他而言自然科学的事实就是对敌视精神的自然主义最令人信服的反驳。

自然主义从自然推导出人类生活的整体状况，只能给自己的行为一种成功的假象，因为它处在一种充满理想(为简便起见权且使用这个可能受到指摘的词)的氛围中，不停地以此添补自己的伟大，夸张自己的伟大，使自己的伟大远远超出其可能，远远超出实际。看清这种常见的混淆，剥掉自然主义的所有伪装，将其严格限定在它自己的能力上，这就叫作从内在方面摧毁它。在这些问题上最糟糕的东西非混乱莫属，因而培根的话用在这里很贴切：真理更易于自谬误中显露，而难于从混乱中现身。

尽管自然主义具有这种内在的缺陷，但却强烈地吸引着如此之多的同时代人，尤其是使大众心醉神迷，这必定有着特殊的原因，而实际上也确实有这种原因。精神一方如今缺少坚定的团结一致和统领一切的目标，理应引导生活的东西本身也处在严重的纠纷和不稳定之中。在这方面影响巨大的首先是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破裂，它将文化引入肤浅，将宗教导入狭隘和僵滞。我们没有赋予文化概念一种深层次，使其能从内在方面抓紧整个人类并在本质上继续塑造整个人类；然而文化在表面层次上主要被理解为认识的单纯提高，人期待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理性解释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能使整个人类提升和完美。在此过程126中生活的所有深层次和所有秘密都会消失，所有的内涵都悄然逝去，所有坚实的立足点都会消失。那时从外部探寻整个生活的根源自然不会很难，自然主义因此达到了目的。然而若将我们与真实的关系仅仅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若认为其他生活领域，如艺术、道德和宗教，也包含着本原经验，若认为其他领域以各自特殊的生活形态也能显示真实的特殊概貌，那就完全错了。如若哲学最终能将各个生活领域的经验和世界概貌进行概括，那就完全不同了，那就不是整个生活屈从单纯的科学或自然科学。

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允许对这种束缚进行一场坚决有力的斗争。因为在整个人的存在中它看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而它想努力超越所有片面的生活形态和世界概貌，无论是艺术的还是宗教的或者是科学的，它完全有意识地向一种本质文化的整体努力。即使对自然主义，它也呈现出一种完全的自信，而且不必陷入与宗教的矛盾，因为它能完全尊重宗教的意义，又不会让整个生活完全从属于宗教。

这样从我们的基本信念出发就能更有效地抵制起初描述的种种宗教的纠纷。因为这种信念使得将某一生活领域的精神内涵和人获得这一生活领域区分开来成为可能，同时它也能够捍卫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涵，将获得精神内涵理解为正处在成长变化中。这样就允许宗教公开真诚地分析解释精神生活的世界史地位，允许根除一切在自己内部已经过时枯萎的东西，而宗教又不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不会成为纯粹的时代表层的顺从女仆。就宗教自身的利益而言，这种分析解释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像事物如今的状态，很容易陷入一种半真实的境况，一种自身与异体相混杂的境况，一种充满生机与过时陈旧相混杂的境况，如若这种境况通过国家或社会的权威加在个体身上，那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恶劣的情绪，甚至产生一种不满，自然主义从中可以得到一127个强大的盟友。如果宗教想将种种说教甚或种种我们内心已觉得陌生的情感强加给我们，如果宗教在维护难以维护的论点中耗尽自己优等的力量，即便是对宗教最平淡的攻击也会产生一种效力。

然而如果某种建设与批判保持不了平衡，由于批判和放弃某些受欢迎的东西，这种对宗教状态的必要修正势必产生降低宗教作用的结果。不过正是现代生活的种种经验催促着我们进行这样一种建设，它们又将这一宗教问题重新置于重要位置。在当代种种运动中，我们觉得脱离了自己精神之源的人越来越渺小，我们越来越痛苦地感觉到内在的空虚，感觉到一种单纯的存在文化的毫无意义，这种立于自身的存在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蜕变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喜剧，面对人侵、束缚和压制精神的一切，拯救精神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面对沉入日常生活的低地，我们会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具有提升和完美化作用的力量。然而若不承认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即为深层次的真实，若不使其充满勃勃生机，就不存在这种拯救和提高的可能性。现在宗教是唯一完全纯正地展示这种深层次的生活领域；不过只有在创造出一种相应的精神生活领域时，只有在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时，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换言之，只有在一个特殊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使面对势必被更多地卷入时代和人的事务的国家，即使面对不危及自由就不可能直接接受这种最内在的使命的国家。如今教会无论有多少缺陷和弊端我们都应承认，没有宗教团体就没有有效力的宗教，而对我们而言，没有有效力的宗教就没有独立精神生活的全力行动。人的存在的种种严重纠纷在眼前呈现得越清晰，单纯的情感宗教就越不能满足我们。没有一种真实是由纯粹的情绪构成的。

若要让任务和努力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需要文化和宗教128的携手共进。只有低估种种阻力，才会认为没有整个文化的根本性深化，我们的宗教境况也能复原，甚至没有精神革新也完全能够做到。从另一方面说，若不重新让宗教充满生气并重新巩固其地位，精神革新也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这些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向共同目标努力的工作须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当代最近的情形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分裂和令人忧心的不安定；各种运动彼此否定对方的合理性和对方的真实性，彼此成为对方的障碍，因而所有坚实的存在都会悄然逝去，即使最终要素也逃脱不了遭受怀疑的命运。任何一个时代都未曾经历过如今这么深重的动撼，未曾像如今这样缺少一个共同目标。可这种不安定和这种分裂势必会将生活整体带入一种突然的沉落，能够使人摆脱自身卑微渺小和赋予人的生活一种有价值的内涵的种种力量会越来越弱。这是一种无论如何也须克服的精神危急状态。我们的观察给了我们一种信念，即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它也为我们指示了我们的探寻必须选取的方向。我们已经看到，之所以产生种种纠纷，就是因为近代生活在形形色色的印象、使命和激励的汹涌大潮中散入各种相互对立的潮流；集中无力应对不断加剧的膨胀，精神生活无力维护一种具有优势地位的统一，它散裂入不同的方向和功利活动，而这些方向和功利活动无法避免地陷入彼此间的明显对立。我们后来还看到，精神生活绝没有消失在那些特殊的方向之中，而是(若能恰当地理解的话)作为整体担负着一种使命，为了能够摆脱分裂，为了能够应对生活的离散零落，必须更有力地突出这一使命，必须更有力地推动这一使命。精神生活在这种单纯人的境况中显得更加突出，使其生成真实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因而赋予我们的努力一种坚实的内核和一个牢靠的立足地，时代的各种运动以此为基点汇合在一起，检验自己是否具有合理性。然而对于这种转变而言仅仅129观察是不够的，为此需要有力的行动，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必须唤起本原性的生活，必须将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精力用于这一使命；我们只有从内克服精神惰性，只有使我们自身有更大的作为，生活才可能为我们获得一种意义和价值。能否实现这一点完全在于我们自己。

如果所有的征象都不具有虚假性，那么时代对深化和强化的要求将日益增强。沉迷于看得见的存在的表面和构建一种纯粹的存在文化将明显失去暂时迷住人类的魔力，从中产生的空虚将越来越难隐其身，日渐清晰的是，一些人曾在普遍的否定欲中寻得某种空洞的伟大，这种否定欲最终将迫使人类否定自己，迫使人类赞美一切赋予自己的生活以价值的东西。无论当代有多少混乱，同样会出现一些预示着一种内在变化和新的提升的征象；这种情形越广泛，对我们的生活具有一种意义和价值的怀疑就越少。如若当代不仅仅让我们发扬传统，而是呼唤我们实现完全的独立，呼唤我们进行本原性的活动和创造，让我们为超越时代的真理寻求新的形式并以此赋予日常行为一种持久的价值，那么当代就会为我们获得一种特殊的意义和伟大。对我们来说，起初表现为一种纯粹的损失就可能转化为一种收益，赢得了主动性和本原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