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在人的范围内对趋向精神的运动会进行重重抵抗，对我们而言，精神生活乍一看会显得相当模糊，但这方面的所有问题都不可能危及对精神生活的信念。因为我们只需总结一下众所周知的经验就能看出一种使自然精神化的连贯运动，每一探究性的观察都会在精神生活本身的运动中发现一股强劲的现实洪流。如果精神生活的地位和能力在真实的整体中变得不确定，震撼就会更加强烈，疑虑就会更加深重。将精神生活理解为真实的核心并以此赋予精神生活统领地位的人会极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疑虑。

自然与精神汇在一起会充满纠纷。精神生活与自然的关系犹如高级阶段与低级阶段的关系，因而可以期待，自然通常都会82显示出一种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都会显露一种面向精神生活的方向。从前的时代曾大胆地冒险揭示这样一种关系。例如中世纪曾试图在整个植物和动物世界里发现耶稣生活、受难和复活的提示，这种象征性的解释在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之间编织出一根纽带。由于自然向宏观和微观无法估量的扩展，这种思想方法如今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依照自然如今向我们展示的形态，它似乎完全存在于其自身之中，就连有机形态领域也没有超出自身范围。例如，生命体的丰富多彩是那么不可思议，深海世界丰富多彩的形式是那么令人惊讶，它们与精神生活的发展会有一种什么关系?在自然的整体中，或许有一条绳索通向一个绝顶，精神生活就在那里展开，然而这条绳索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绳索，其他绳索在各不相同的地方分岔，向外延伸，没有获得与精神生活的任何联系。我们面前的自然整体岂不是犹如一个模糊不清的谜?一种提升是不难辨认的，然而它似乎在一种奇特的介质中进行，似乎遭遇到激烈的抵抗，若不穿过一个个低级阶段就不可能到达巅峰。自然在纯粹的机械论中难以得到自身的最终解释，若是承认各种主导性力量，成为谜一般矛盾的就是，自然不断地安排生命体相互毁灭；自然加强一方的攻击力量，又加强另一方的防护力量；它似乎在与自己斗。各个地点皆具有目的性，但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整体目标!因而起初无法看出精神生活如何能与这样一个王国建立内在联系；可它却找不到路，因而在声称是其精神的无限广阔的宇宙中，它显得很孤独。

于是产生了真正的怀疑。不过这些怀疑涉及的多是世界观，而不是人的生活状态；我们被束缚在广阔世界的进程中，我们无法摆脱这一进程，可这一进程对我们的境况却显得漠不关心，这种经验更加刺痛人心。自古以来这种感受就催人思考，使人不安，常常将人驱向绝望。在人的内心意味着最崇高的东西，人为83其付出了难以计数的艰辛和牺牲的东西，在世界整体中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自然犹如在嬉戏中毁灭着具有极高精神价值的东西，或是渐渐耗尽，或是巨大的灾难；它不知善恶，它不区别对待任何事物。即使在人的领域里，个体的命运也与其内在的价值不相符，各个个体领受的命运极其不均。或许并不缺乏用一个公正和伦理秩序的王国抵御这种状态的努力，甚至用一个爱和仁慈的天意的王国，然而只有超出经验世界这才有可能，只有逃入一个信仰王国这才有可能。此时便出现了种种伟大的思想世界，各个广阔的领域和长久的时代在其中感到安全可靠的思想世界，然而怀疑又一再苏醒：这个整体是否具有真实性，它是否只是人的愿望和梦想的产物。

精神生活的这种软弱无力最终也进入精神内部。在这里，精神力量常常脱离自己的基础，随后很容易受制于转向精神后本应超越的低层次力量；由于这种高层次力量领命于低层次，就会发生一种完全的颠倒；感性由此获得了精心设计的贪欲特征，它像一种恶习毁灭着整个文化，单纯的、也可以说是纯洁的自然的自我保存由此变成一种毫无限制的自私自利，这种自私自利变得毫无止境，而它的种种欲望也变得无穷无尽。不容否认的是，在人的领域里也出现了某种恶魔般的东西，即有意识地排斥善，为了一己私利而喜好破坏、树敌和否定；只有肤浅的解释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有意识地突出这种恶，人被完全归为这种恶，兴趣爱好被颠倒到如此程度，人的精神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此间个体彼此间的差异可能会很大，而所有较深层次的宗教以及哲学思考则坚持以整体状态为基点，以充分的理由着力让人注意人的精神特性和人的生活经验的矛盾。一方面是面对命运时普遍的不稳定，人成为种种神秘力量的玩物；另一方面则更为突出，即自我的可悲的狭隘、精神的迟钝和惰性以及84不纯正不真实的思想方法，它们支配着人类生活的平均水平，将精神生活降格为纯粹为个体以及整个党派的狭隘目标服务的工具。

尽管这种恶实际存在的事实不可动摇，但从前并不缺乏宣称清除它的种种尝试，人们将恶置入种种更为重要的关联之中，尽力将其解释为有益。在此过程中，这种努力的重要方向为各个时代指明了不同的道路：希腊思想家借助的是一种世界和谐的思想，为了使自己充满内涵和强劲有力，这种和谐甚至需要种种不和谐，最终可由整体克服的不和谐。当中世纪着手对恶进行解释时，它倾向于将罪孽和苦难理解为不可或缺的方式和前提，证实最高的爱和仁慈的方式和前提，无尽的天父之爱似乎首先向忏悔的罪人和回头的浪子显现。而近代展示出的特性则是将努力、阻碍和苦难理解为行动的必不可少的魅力，理解为唤起力量的棘刺，以此将它们转为善。这类尝试并非没有一点合理性，实际上生活的整体进程可能会使人对某一境况做出完全不同于凭借直接印象得出的评价；然而它们并未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因为它们用种种纯粹的可能性对抗近在身边的真实性，将可能性当作真实性；归根结底，它们只是将谜置于一个感受不到谜的点上。尤其是这些解释的尝试一再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我们将恶之源当作首要原因，我们就会将这一原因置入混乱之中；面对这种混乱，我们若将恶假定为一种特别原因，就会出现难以承受的真实的分裂。

然而如果恶之谜无法解开，如果精神生活的软弱无力在经验世界中得不到解释，由这一事实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会成为问题。只有当它迫使人们放弃之前为精神生活进行的探究取得的成果时，尤其是它迫使人们放弃真实在精神生活中会达到的自己深层次的信念时，它才有可能起动摇和破坏作用；不过它不85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面对所有的阻碍，生活的内在的深化依旧在进行，开创具有丰富内涵和财富的真实的新阶段依旧在进行；这一事实并非单纯人的作品，同样，人的存在的充满矛盾的断定也绝不可能消除它。对我们来说足够清楚的是，这一生活在人的范围内不仅对自然存在起着提升和改造作用，而且通过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活动在自我完善中发展；此时出现的绝非散乱的并立，而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努力汇聚成一个整体，此时呈现出的绝不只是观点和阐释，绝不只是一种陌生事实的图景和阴影，而是生活构建本身孕生出一种现实性，并在这种内在的密切联系中赋予它一种无懈可击的可靠性。这一基本事实，新生活在脱离自然和单纯人的存在中的这种本原经验，内在性的这种独立化，它们面对世界环境最激烈的抗拒维护住了自己，而且它们的世界特性也未因此而遭受损害；通过指明精神生活的种种要求与世界得出的判定之间遥远的距离，这些抗拒会提出最难解的谜，它们会迫使我们低估人的水准，甚至会使我们过于克制隐忍；这一基本事实本身和生活的主要方向不可能使我们认为克制靠不住；它是第一种和至关重要的本原经验，是其他一切所依赖的经验，也是它首先使怀疑成为可能。当怀疑压倒人的精神时，其原因总是生活核心内的虚弱；当这一核心强大时，人常常被这种矛盾驱向充分的发展，即便遇到最激烈的冲突也感到可靠和坚强。

历史的经验也表明，对世界的判定对整体信念具有影响，这种影响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精神生活在内在依靠和自己的运动方面用什么对抗那种判定。例如古时的基督徒完全清楚这个世界神秘莫测，但这并未损害他们的信仰的坚定性，因为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远远超越了所有的纠纷。与此相反，常常有些充满辉煌成果和力量得以充分展开的时代却应付不了怀疑，因为它们的生活缺乏坚实的根基，同时也缺乏一种86与本原真理世界可靠的关联。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除了感受体验自己精神中严重的冲突，没有任何东西更能使人坚信某种超越自然的生活；这种具有唤醒作用的冲突的难以忍受性正是最可靠的证明，它表明整体比单纯的想象更重要。应对这类冲突使生活立于自身，使它变得不再依赖于自己的环境。恰恰是因不可缺少的财富的缺失而感受到的强烈的痛苦孕生了信仰和希望，使人坚信我们缺少的东西以某种形式存在着，最终将传达给人没有内在冲突，也就缺乏内在问题的逼迫，而没有这种逼迫，生活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卷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就只能保持主要朝向外部，怀疑就会取胜。因而最终的裁定就在于生活本身的力量和内涵：生活若强大而内涵丰富就能经受住冲突，生活若软弱而空虚就无力应付冲突。

我们肯定不会因遥远而对近旁失去兴趣，肯定不会因不确定而对能够确定的事物失去兴趣，我们绝不会屈服于世界环境的抗拒，我们的生活正是通过与种种抗拒的碰撞才获得了独有的特征。面对所有的抗拒，也包括自己心灵中的抗拒，必须勇敢地维护精神世界，必须对它保持忠诚，在各种各样的斗争中，甚至在平静的日常工作中，也必须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从此出发就产生了要求：为精神世界作出抉择不能与获取某种报酬或某种外在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即使在由于自己的原因与外部世界发生激烈矛盾时也要坚守善。柏拉图依据这种思路勾画出自己关于忍受痛苦的正义的画卷——与基督教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去甚远——他的内在的崇高和坚定只是在增强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的追求，他恰恰是从这里获得了自己那优越的伟大意识。一些大教育家也具有类似的思想，他们不愿让道德教育依据以善对善、以恶对恶的准则，确切地说，只要能以足够的善增强精神，就能使从善获得的快乐超越一切苦难。按照弗勒贝尔的见解，须教87育人类明白，真心为善的人“将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外在的压力中；因为放弃、缺乏和使外在沉落，从而获得内在，这是达到最高发展的条件"。"战胜生活外在的阻碍，或者更确切地说，穿越并进而消除生活外在的阻碍，靠的恰恰是自己的意志力，靠的是提升的行为能力，正是这一点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提供了安宁、欢快和自由。”这种思想方式在斯多葛主义那里得到了最经典的表述，没有一点这样的思想方式，生活就缺少必需的力量。

虽然我们如此高度重视这一思想方式，可它并未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尤为注意个体和维护个体的自主性，很少关注整体的状态和精神关联的构建；它认为个体强大有力，不仅能应付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且能应付自己灵魂里的种种纠纷；面对所有的怀疑和抗拒，它勇敢无畏地维护着基本信念，但它却不懂得生活是通过震撼、怀疑和苦难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的。然而生活若要在一切阻碍中保持流畅和欢快，这样一种深化是不可或缺的。如若我们只会抵御而生活在战斗中却一无所获，那停滞就无可防止，停滞将成为一种必然，缺乏一个目标必然会使所有的行为能力丧失活力。因而必须克服这种停滞，而宗教有望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探讨已在不同的地方涉及过宗教，但却还未充分评价它的内涵和它的意义。不过若不承认所有精神生活的展开皆含带有一种宗教要素——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的意识察觉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谈宗教的这一问题。因为生活转向立于自身的出发点不可能是一个个单独的点，而只能是整体，同样，所有真正的精神行为也须与整体生活联系在一起，须由整体生活承载。这不单单表明力量的增强，而且还意味着生活过程的一种内在变化。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精神生活唯有在克服主体的能力与对对象的作用的对立过程中才得以实现，唯有提升为完全行为才能实现立于自身和产生一种内涵。然而人的辛勤与努力88所能获得的一切此时皆位于纯主观一方，即便它能涵盖对象也实现不了创造，同样也达不到完全的真实。唯有涵括人并将人纳入自己大潮的整体生活才能克服这僵滞的鸿沟，才能将单纯的愿望和意愿转化为行动和创造。恰恰是在形成人的最内在、最富特色的本质方面，人完全依赖整体并从整体获取努力的力量和方向，在以往所有的生活顶峰都可极其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而大手笔的艺术创作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体能力的作品，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赋予灵感，像歌德一类富于创造性的人也将此当作恩赐的赠与加以接受，也怀着深深的敬畏之心对待它。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他们能勇敢而满怀胜利信心地用自己本性的要求对抗自古以来所有其他人认定的一切真理，他们必定是处在一种内心的压力之下。还有那些建功立业的英雄，即使他们对围裹着自己的宗教常常持批评态度，也习惯将自己视为一种统御世界的力量手中的手段和工具，尤其是那些严肃的灵魂，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恐怕就难以承受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重大责任。这些顶级事例尤为清楚地显示出贯穿于一切精神生活的东西：从属于一种无限的生活和依赖于它。对这一生活的承认和领受即产生了一种宗教。

然而这种寓于精神创造的宗教还不是宗教本身，而是通向宗教的前院，只是为这一生活添加高贵的氛围，还未构成一个自己的王国，也未澄清历史上各宗教何以能产生并发展为强大的力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精神生活在人类世界遭遇到巨大的抵抗，这些抵抗越过那种高贵的氛围成为对一个更加独立、更加鲜明的宗教的要求。只要这种抵抗仅仅来自外部，那还可以承受，而阻碍若渗入生活基础的最底层，我们最内在的本质若出现严重的分裂，这种抵抗就难以承受了。在这种分裂状态下还依旧坚持，势必会压制整个生活并使其停滞不前，在这种状态下也无丝89毫逐渐发展和默默进步的希望。因而若要寻求某种克服的办法唯有一个方向，即一个超越这类纠纷之上的力量在人类中创造一种新生活，向人传达一种更深层次的真实，以此使人越过自己本性中的那道鸿沟。

这样一种新层次是在真理中向人展示的，这是历史上各宗教的共同断言，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则相去甚远。即使我们的精神生活观对这样一种继续塑形而言也有一席之地，它也会很乐意承认自己的这一可能性。因为它是在将所有的精神活动嵌入一个整体生活，要靠整体生活的力量支撑自己，因而之前只有通过建造世界的活动将整体引介给各点各地，就这一点而言它只是间接存在的。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生活整体直接展示给各点各地，将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深层面分给它们。面对世界，这将孕生一种新生活，这种新生活以其优越性最先达到一种完全的立于自身。精神生活的理念因此变成神的理念，精神的王国上升为一个神之国。

这种可能性成为一种现实不可能由纯概念来证明，唯有通过一种新生活类型的实际出现和传播来证明，而这种新型生活不可能生于人的苦思冥想和辛勤努力。无论在个体的心灵里还是在人类生活中，这种新型生活大概首先是作为推动力和要求存在，而不是已完成之作，这种实际出现对生活而言表明的是一种事实性，尤其是在各个倾向会聚在一起、指向同一个方向、承认皆发端于同一源头的时候。

如果说所有宗教都想将人置于一种与神的直接关系中，那么特殊的宗教愈是将这种关系转为内在和整体，愈是不仅以种种作用让神性感动人，而且向人宣谕自己的生活，愈是使人在自己最内在的灵魂深处分享神性，这一宗教的地位就愈高。不过证实这一转变的是，即使在人那里，精神生活也并非化为对世界的90作用，而是能够返向自身，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产生一种新的内涵，能够完成本质的形成，这种本质优于所有的劳动活动。我们已经看到，诸如思想观念、信念、性格一类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必定也在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它们在此过程中并未达到完全的独立，并未获得纯粹的特色，只是在存在着一种优于劳动且从整体到整体的生活的情况下它们才这样做，而这种生活唯有在一种神的生活的存在和与其的关系中才会发展。一个更深的生活层次的形成在对此的渴求中得到证实，在这个生活层次中，生活变得更加集中、更加温暖，或许可以说更具个人特色，精神状况的整体与所有纯粹的业绩相分离。

神的生活在人类中的展示产生了一种与整个真实的内在联系，产生了一种与整个真实融为一体的情形，这些在爱这一概念中得到表达，当然只是形象的表达，而所有的形式唯有通过这些才能获得一种鲜明有效的内涵。然而无论爱这一概念多么不完全，但却指示着一个方向，只是从这一概念中须祛除属于纯情感的一切，只是它并不意味着用另一个自我加强纯自我，而是意味着一个共同生活范围的形成，意味着在克服异体和自体之间的所有鸿沟和藩篱的过程中生活会变得更加宏大宽广。在一种新生活和一种本质在人之内心神奇的展现中，在人赖以避免瓦解之危的内在提升中，人认识了这样一种爱。唯有威力无穷的爱成为人自身的本质，才可能从自然之我那贫乏的狭隘中解脱出来，我们才不会陷入虚空。这样一种神的爱能消解一切僵滞和敌意，即使对卑微和迷失者也会赋予其一种价值。它在人的相互关系中促生共同性乃至平等，以此使人的所有共存焕然一新并充满生气。不过除此之外它也深入到我们与自然和文化的关系，为我们将整个世界从没有灵魂的异体变为家园，让我们从创造性的根源将世界整体作为我们自身去体验，尤其是艺术有能力表现91这一点。这种爱，从内在方面与宇宙整体融为一体，能够在人类中出现并成为生活之魂，这确定无疑地证明了神的生活的存在。宗教改革时代曾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这样表述过：“宽恕邻人即神已宽恕我们。”这一表述也适用于这一新生活的整体：它在人类中的存在证明这一新生活由神的生活承载着。神的生活和具有创造力的爱能够成为人自己的生活且未舍弃优越的尊严，这是一大奇迹，虽是一个奇迹却也是一种真实，没有这种真实一切精神生活都将崩溃。

然而这一新生活若得到完全承认和充分接受，障碍便会被彻底克服，停滞的生活便会重新流动起来。当然这种变化绝不会使困苦和昏暗消失，反倒可能会增强它们的强度。因为这一新阶段会毫无例外地提高种种要求，会使存在的状况显得更加欠缺重重，之前的缺陷此时会变成一种激烈的矛盾。道德过失此时上升为罪责，流行的道德很容易被视为讽刺画。世界现状对精神生活的这种目的无动于衷，充满争斗和困苦，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而这里本是神的爱被视为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地方。然而，尽管这些疑惑和抗拒日益增强，但却不可能动摇从最深层的根源处展示出新生活这一事实。这一事实为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身之地，这一立身之地使人能够应对一切攻击。因而宗教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绝非指示脱离之法或缓解之法，而是说明新生活超越了困苦的这个领域，是以一个爱和欢乐的王国对抗困苦。面对最近的世界的矛盾，不可动摇的力量当然必须维护住新展示的生活深层次，在此过程中必须证实一种比这个世界称为英雄主义的一切更加伟大的英雄主义。不过宗教不仅有能力战胜困苦，而且还有能力从困苦中获取一种推进力，这正是宗教特有的生活形态的特征所在。这就是将困苦转化为得益，但绝不像常常想象的那么简单容易。如果这就是说困苦能使精神变得高贵和92深刻，那不带任何偏见的经验所显示的与此恰恰相反。确切地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困苦使人狭隘、卑微和嫉妒，而摆脱困境和忧虑则使心灵变得开阔和乐于助人。唯有在劳动生活之后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层面并能展示给人时，困苦才有可能起到使精神深刻化的作用。若没有这种可能性还大谈什么困苦能使精神高贵，那只能是一种空谈。不过在宗教中首先得到承认和发展的是这种深层面。由于困苦的震撼力和警醒力使精神做好了接受一种新生活的准备，在精神中唤醒了种种纯清的开端，困苦才有可能起到提升作用。随后困苦才可能将人投入其本质的最深处，才能依照那种豪言将那些忍受困苦之人称为幸福之人。随后在之前的状态发生的动摇中可能还会显示出，以前似乎被认为是我们的整个本质、牢牢束缚着我们的一切，只是一个特殊阶段，我们有能力超越这一阶段。不过适用于个体的同样也适用于各民族和人类整体。即便人类也需要这种震撼和创新，需要本原性开端的出现，因为各种文化即使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也会衰退老化。在这里有两种差异显著的生活类型，依照它们的历史关系可称为古希腊生活类型和基督教生活类型。在前者那里，精神无疑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是直接存在，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然；这种生活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将精神展现为完全的力量，是战胜所有的进攻；真正的行动在这里是内在的优异的一种自我表现和自我享受。对这种高贵而积极乐观的生活会有道不尽的赞誉之词，但它却有一种僵滞的藩篱：它认定自己业已完善和自成一体，不知内在的提升，不知从内在方面获取困苦，不知以此继续发展；如果我们的生活状况充满纠纷需要一种变革，这种生活就有欠缺。基督教生活类型远远超出教会的表述伸展入基本人性，将精神的内在问题置于首位。生活的运动为其赢得了活力和价值，因为一个新的深层次通过人的经验和震撼在生活运动中93展现出来，要求具备最崇高的力量以获取它，不过同时也通过新生活的发展超越了一切纠纷。于是在这里有一条路穿过所有冷峻的否定通往令人欣喜的肯定。然而，因为即使在胜利中也存在着困苦，甚至强度还在增加，所以这个阶段会给生活的两极——痛苦和欢乐，障碍和克服——添加活力，通过两者使我们的存在保持在永久的运动中。至此一种精神史才成为可能，就连世界历史也因此才获得了灵魂，才成其为真正的历史，而不是纯粹的进化。因而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世界文学中内容充实的自传几乎仅出现在基督教的大地上。

总而言之，对于这一新阶段的生活而言，极为本质的是不仅要完成克服严重障碍这一精神生活的任务，而且还要提高障碍的强度，因而这种生活通常都带有一种强烈反差的特征。生活的完全自立自存在发展中对立的是被束缚于异体，静谧安全地沐浴永恒之爱对立的是劳动的竞争和疑惑，一个自由和建业立功的王国对立的是各种表象严密地锁合在一起，无华的淳朴童真对立的是文化的日益繁纷，众人在一个永恒真理和神之爱的共同王国里和谐一致对立的是生存之战中逼人的孤独。然而这一切都不在遥远的彼世，而是在直接的现时。因为只有浅薄之见才会将宗教的世界首先理解为彼世，对于其真正的朋友来说，宗教的世界永远是最近、最明确的，在那里，它引领着生活，在那里，它必然能找到通往此世之路。

然而这种超越可眼见目睹的世界并不意味着宗教脱离于精神生活之外。只有紧紧保持与其的关联，只有为人让精神生活的最深层现出勃勃生气，宗教才可能同时保持一种优越的尊严，才可能拥有一种心灵的贴近感和温暖感。对宗教而言两者同等必要，但两者在人那里很容易陷入一种严重的对立，走向截然对立的方向。尽一切可能使神性高踞于一切人性之上，这种努力很容94易导致将极其抽象的纯形式概念——如“一体"和“绝对存在"——视为主要事物，而这种由自身能力构成的伟大绝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贴近神性的努力很容易将宗教塑造得过于人格化，随后毫不迟疑地被置于宇宙之中并被赋予真实性的不仅是概念，而且还有人的种种愿望。对宗教进行的这样一种塑造不仅仅会遭到非难，称此乃是将人的狭隘和特征直接映入大宇宙，对人类特性的卑微和自私自利抵制过少，过于将人附着在自己身上。如若反过来从精神生活出发为宗教奠定基础并使其完善，那么超越和贴近便不会陷入对立，“在我们之上"和“在我们之中”这两个宗教都不可或缺的方面就会同时被接受。当然这里所追求的贴近并不意味着完全融入我们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受制于对这个世界进行的劳动行为，向这种劳动行为传达一个更深的层面只能使用借助比喻的描述。因此对宗教思想世界来说，象征性的特点是本质性的。我们必须认清，在人的生活中更多的是发生，而不是获取一个尽善尽美的形体。唯有这种更大的深层次才能赋予它的形态一种灵魂。

宗教对劳动行为王国的这种优势也表明，宗教赢得了人的信服力不是通过观察世界，而是通过一种新生活的涌现。谁若在这种新生活中还找不到神性，那他在这无限广阔的世界里再怎么寻找也将是徒劳一场。裴斯泰洛奇①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他说：“智者惊叹创世的深邃和探究创世者的终极，不是在培训人类获得这一信仰。探究者会迷失在创世的深邃中，在创世的水泊中瞎闯乱撞，离那无法探寻的汪洋之源极其遥远。——淳朴和无邪，人类感恩和爱的纯真情感即为信仰之源。永恒生命的希望生于人类的童真意识，没有这一希望，人类对神的纯清信仰就没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