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阯是一位有定见、有定力的人。“古君子能有为于世者，必有定见，又有定力，故所为无不成。……后世之士，未尝不欲有所为，临小利害辄为之前却，一凡人之毁誉亦为之欣戚，往往变易其所为，盖中无定见，而持守之不力，无怪乎事功之不古若也。”(66)先道德，后事功、文艺，是其基本思想。“《大学》明德新民，始于致知格物。《中庸》获上洽民，悦亲信友，必先明善诚身。盖必真知之，然后能笃信之，允蹈之。斯道在我，而凡天下之事，可一以贯之矣。”(67)知行合一，是其信念所在。

1．创作特点

杨守阯的诗文创作，有几个特点：

（1）“根诸心而律诸道”。杨守阯“早岁从栖芸先生闻濂洛之学，故不专事文艺”(68)。弘治九年（1496），教授翰林院庶吉士，常对他们说：“近世之学，多不于心，于其口耳；不于其道，于其词章。浮夸为工，奇僻为异，叛经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尚当于口耳、词章之外求之，否则艺焉已。”(69)由此可见，他反对纯粹的艺术化写作之路。虽然重视科举，亦是以六经四书为宗，于书无所不读。“予惟圣人之道，备于六经。经者，载道之书也。治经者，从事于学问思辨、身体而力行之，达之家国天下，巍乎功业，焕乎文章，斯尊经之至也，岂徒尊阁之谓哉？随其身之所至，力之所及，以经术经世务，以有益于时，其次也。不及经世，而以其学传诸后，又其次也。若夫出入口耳四寸之间，以哗世取宠，叛经离道，无益于时，无闻于后，斯为下矣。”(70)这就是当时人宣传的道统文学观。“九经四十八万字，字字深研；诸史二十一家言，言言坐究。上自柱下五千，下讫虞初九百，小品经独下二百签，名都赋略点八十处，则其取精者多。”(71)经史子集，无所不究，有理学家杨范的教诲、杨守陈的指导，其于学问自是有所成就。现存《碧川文选》是杨守阯的散文集，大多为应酬之文。然“公所为文虽酬赠之作，无一不根诸心而律诸道”(72)。虽为应酬而作，大抵有深刻内涵，阐道明义。“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于身，施于事业，无弗美者”(73)。

（2）经世致用。杨守阯秉持的理念是：“宇宙间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间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圣贤穷理尽性，而尽人物之性，视天下之事，礼乐、政刑、钱谷、甲兵之属，无一非吾职之所当为，故讲之有素，处之有术。如有用我，举而措之耳。若夫高谈性命，而阔略于世故，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圣贤之学，殆不若是。”(74)这是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理念的注解，是相当宽广的一种视野与理念。据此，天下的事务，都是应该熟悉的。如果纯理论思考，不着边际，这是要否定的倾向。崇祯年间，郑以伟作《赠少保南京太宰杨碧川诗文选序》，他对杨守阯的论述更加深入：“长沙（李东阳）、雒阳（刘健）让其醇正，与文懿（杨守陈）角，亦僧弥之于法护也。用其言，可以致主德隆盛、生民康乐、百职修举……无公之文，则天下亦将不足于治，而顾可已乎？其他杂文，虽不一种，种不一制，然皆布帛菽粟之不可已于口体，车马舟橇之不可已于游……即其游戏三昧，亦若钟彝盘敦，非三家市上所得有，而亦非无用。”这段话基本上点出了杨守阯诗文的经世致用性。

（3）讲究辞达。与杨守陈相比，杨守阯的艺术想像力稍差，更为务实。他的做事风格严谨，文章写作也如此。吴宽称：“杨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学，发而为文，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有据事切实之意，予窃爱之。往岁，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留务清简，益得肆力于文。盖虽应人之求，亦未尝泛然苟作也。”(75)此中所谓“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有据事切实之意”，倒符合其写作的求实特点。陈琳曾言：“公之文，得无类之乎？平易明白，典雅庄重，纵横反覆，无非至理，视浮夸奇僻之言，何啻玉之于时也。”(76)杨守阯为文大抵平和典雅，摒弃空洞无物之语。“杨守阯的散文质朴明白，很少使用文学技巧，信守的是孔子的‘辞达而已’的观念”(77)。

（4）取法韩愈。杨守阯自称“学文师韩吏部”，《送潮阳太守骆蕴良序》称“予尝因韩公为文之法”，欣赏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理念。不过，清人认为“其文才力颇弱，不能规橅韩笔也”(78)。张如安认为：“这一评价是合符事实的。更进一步看，守阯散文不仅学韩不伦，而且更多杂取宋人之迹，这一点又与其兄的散文相一致。明代前期的翰林院作家有宗宋之传统，杨氏兄弟亦不例外。”(79)

（5）叙事多于写景，其间多有议论。如《送应天府尹于公致仕序》一开首即称；“古之君子，处纷华声势之途而不溺，遭变故颠沛之境而不仆，居优游闲散之地而不慆，当丛脞要剧之任而不乱，故履险若夷，繁若简，而出处进退之间，绰绰然有余裕。求之于今，未见其人。若京兆尹于公者，其殆几乎此哉！……余尝病世之士，得势则沾沾自喜，失势则奄奄丧气，居闲则纵弛不检，处剧则周章失措，汲汲于进而戚戚于退者，皆是也，公岂特加于人一等哉！”(80)这篇送序，先设定高标准，然后指出于谦之子于冕修养境界近于此。

李康先《杨太宰碧川先生文集叙》谓其“文学议论，隐然有文懿风”。不过，《碧川文选》不如其兄《杨文懿公文集》有色彩。“余素拙于文辞”(81)，可见，他确实不擅长诗文写作。不过，既然从事文字之业，应别人之求，多少也写下了一些文章。最近得有机会阅读其《碧川诗选》，发现杨守阯的诗比文更有价值。其外孙陆钶的评价相当高，称：“我外祖碧川杨公，以精勤该博之学，发而为文章，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据事切实，不为崛奇可骇之句而意味隽永，盖今之韩、欧也。”(82)这一评价，今人也许不同意。

2．散文创作

关注现实时政，其忠君爱民之情现于笔端。作为一个政治家，其诗文的写作，自然不同于普通的士人，杨守阯更关注时政。与其兄一样，忧国忧民，没有私利，是其特点。“予在史馆，拜观英宗皇帝实录，至于己巳之变，未尝不太息流涕也。当是时，权奸误国，裔夷猾夏，事势甚岌岌，人无固志，幸而一二伟人出于其间，奋不顾身，以倡大义，定大计，故能易危为安，天下遂以无事。”(83)他特别肯定了于谦与王竑两人的贡献。他尤其识时务，懂得看人说话。针对不同的职务，讨论不同职责面临的时政问题。如《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比较了台州与宁波两府的相似之处，称：“台与吾郡邻，所统各五邑，壤地相出入，户口土田不相上下，民赋兵饷无大相远，而其利弊亦近似焉。二郡之境，内包山陵，外际江海，旱易干，水易溢。地多瘠而少腴，岁多歉而少穰。穰岁民赋易供，征敛失时，民亦病矣。岁歉法宜蠲税，或怠于履亩而缓于申灾，则当道者以岁计已定而不为蠲，民幸不为莩者又困于此。后再值歉，则以前为戒。虽已上灾而犹征之以待报，比及蠲之，则小民已征而不复给，适足以肥里魁区长耳。岁之登不登，赋之免不免，其皆有弊乎？而海运之弊抑又甚焉。海运者，国初以二郡濒海，夷寇出没，多设卫所于水道之冲以控御之，在吾郡者十余，在台境者八九，而各有仓储，民赋航海输之，以为兵饷。或逆风涛，或遇崖石，则人粟皆饱鱼腹。旋复征补，民之重困甚矣。而诸仓各在险远之地，监司罕至，守尉莫临，饕餮之徒以贿求给役，其间与官吏缔构为奸，剥民脂膏不厌，又有所谓揽户者重取之……其弊不可胜言。”(84)杨守阯生活于浙东沿海，对宁波、台州两府地方政治的利弊了如指掌，故对赋税、海运之弊的阐述有理有据，十分深刻。又如《送陕西按察副使曹君序》指出：“陕西当师旅、饥馑之余，民疲敝已甚，然鼫鼠之侵牟不少，犬羊之窥伺莫测。”长此以往，必将引起民不堪于命而起祸患。“盖有深可虑者，则夫振扬风纪，纠察吏治，绥内境以严外防，使朝廷无西顾之忧。”(85)又如《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鲁府诗序》中针对周希源出使山东行册封之礼，杨守阯言“非有古人专对不辱使命之难也，惟有咨访之大务所宜究心焉”。古之为使者，以能专对即可认为不辱使命，杨守阯认为今之使者不仅要做到专对，而且要做到沿途咨访，体察民情。“今自畿内以至山东千有余里，事之当资访者固多矣。而畿内当水灾之后，山东值河决之秋，难之当咨，又今日之急务也。君往矣，其以所诹之事，所谋之难，孰得孰失，孰利孰害，与所以处之之术，可裨庙谟万一者，疏而列之，以为使归之献。”(86)要周氏根据切身的体察，分析利害得失，向朝廷提供一份真实而有价值的报告。又如《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公奉敕督漕运序》详细论述了漕运之积弊。“予闻之道路漕运之积弊已甚，正有待公之釐革之也。今粗举其一二言之。江南兑运卫所之官干没无厌，而供赋之民盻盻然于多取之虐也，漕卒终岁勤动，公逋私负，日困一日。而部运指挥以上辄致高赀，甚者货取权门，以徼幸进，何其羡也！漕司旧帅，贵戚要人，子钱取息而为之囊槖者，宁亏公赋，不负私门，又何戾也！旧闻通州京仓总督监督皆不过一二人耳，今则貂珰满座，各至十二三人。漕运至京正供之外，无名之费用银一十四万余两，民脂民膏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其弊至此，良可痛惜！民之盻盻然，而漕卒之日困，无怪其然也。”(87)杨守阯指出，漕运之积弊甚多，如长此以往，将使民不堪命，漕卒难以为生。杨守阯期待张氏能革除宿弊，“漕卒之困苏，而民赋多取之虐亦可以已”(88)。杨守阯是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成天想着能将国家治理好。经常思考的结果，使他有了不少好的想法，但他担任的多是不治民的翰林官，没有机会将治理思想付之实践，于是只能期望别人来实现。替地方大员写送序时，正是他阐述自己治理思想之时，所以，他写的序大篇幅讨论时政及对策，供地方官参考之用。

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出身底层的杨守阯，如其兄一样，关注百姓利益。他主张“莅官行政，必先养民，故次之以《食货略》，衣食足而后施教化，教化行而后知礼仪，故《学制略》、《礼仪略》次之”(89)。他对食货的高度，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古之君子仕也，上焉欲正其君，下焉欲济其民，非苟利禄而已。”他进一步讨论了正君与济民的难易度。“正君者，非得卿相之位不可，虽得卿相之位，非正己物正者，亦未能之。济民者，虽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民，必有所济，其得令一邑者又易能之，得守一郡者尤易能也。”(90)比较起来，正君难于济民。由此，他鼓励地方官从“济民”开始。在《送钮宗源节推之吉郡序》文中，他告诫官员，治理“民俗嚣讼”之地，必须“深察其情，别白其事”，不可“淫刑以逞”。在《送刘仰止推府序》中，提出“刑又政之大者，民命之所关，尤不可以急也”，要求对民慎施刑罚，“急之，则以察为明，以苛为能，轻重失实，高下任情，刑罚不中，而民安所措其手足耶”(91)？《送尹庆成赴绍兴推官序》提出“夫钦恤明允，理刑之道，尽在于是矣。使上古圣君复生，不过以此训其臣”(92)。在《送汪敬夫知濬县序》中提出了“近君者”与“近民者”概念，且作了比较思考。“君子之仕也，非以徼势位，志乎致君泽民而已。近君者，莫若给事中；近民者，莫若县令也。近君者谏则必行，言则必听，膏泽下于民，斯得其志矣。不然，则不若近民者，朝发一令而民朝被其泽，夕施一政而民夕受其惠，乃得其志也。”(93)杨守阯认为，能到地方任职，是荣幸之事，可以实现自己的济民思想。不过，在对上负责的权力体制下，离皇帝、朝廷越近，好处才越多，京官优于外官。所以，杨守阯的观点难以取得普遍认同，有较多的理想色彩。《送祁宗规令唐山序》高度赞扬尧之治“志于穷民”，“一民饥曰我饥，一民寒曰我寒，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仕昭而义立，百姓亲之如父母”，他进而提出“相一国、守一郡、令一邑者皆当法之，得尺则民受其尺之利也，得寸则民受其寸之利也”(94)。由此可知，他时时以君子自励。

重视“比德”，寓德于文。如《辟雍赏葵诗序》采用“比德”手法。“余观葵之倾心向日，类乎臣之尽忠事主，盖花之忠臣。……夫君臣之义，天下古今之所同也！”(95)《晚香诗卷序》以菊花“比德”，开篇引用古今文人爱菊之旨，列举屈原、陶渊明、韩琦的诗文与气节，以现《晚香诗卷》作者章元益之清风亮节，实显了作者所持的重气节理念：“大节一丧，虽将相富贵亦遗臭耳。大节无愧，虽闲居放逐亦流芳也。”(96)“天下不患无才能，而患无气节。有气节而济以才能，则足以成光明俊伟之业。有才能而乏气节，则适足以为狐媚鬼蜮之资，故君子惟气节之为尚，而才能次之。”(97)《闵贞赋》是对贞妇的称赞，也是作者忠君守德的一个写照，仅从情感上而言，可比拟屈原之于《离骚》。

重视教化的作用。《濬县重修庙学记》开篇即对濬县和县学的历史进行了叙述，重点在于对伦理教化的重视。“彝伦攸斁，庠序之教可知已。我太祖受天明命，用夏燮夷，复中国衣冠礼仪之旧，学校兴，彝伦叙，化成俗定，又百四十余年矣。”濬县在“靖康之变”时为金统治，尔后又为元所统，杨守阯认为其“沦于左衽者二百余年”，受民族风俗之影响，伦理教化淡化，复行庠序之教意义重大。“董子有言，古之王者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长久，安宁数百年，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盖夷狄乱华，纲沦法斁固不能久，而中国名教所在，虽厄于一时，卒伸于后世也。然则学校之设，礼乐教化之功所系，岂不重哉！”(98)认为文化落后的“夷狄”用武力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汉民族，但汉民族最终还是以所拥有的先进文化反过来征服了“夷狄”。《宁国府泾县仰贤公馆碑记》重点叙述宁国历代贤令之风节与教化，为的是勉励后继之人，“今之持宪节，握郡符，绾县章，赞宾幕，于是邦以临是馆者，盖以仰前贤而思齐”(99)。杨守阯为其命名“仰贤公馆”，为的就是明伦理，敷教化。

倡导复古不应拘泥于形式理念。《真定府元氏县学记》中杨守阯阐述对于复古的认识。“五等之国废而郡县立，三物之教弛而科第兴。郡县立，天下之治不如古；科第兴，天下之教不若古。若为世道计者，未尝不欲复古之制，然废弛久而欲尽复之，岂易能哉？善法古者，不惟其制惟其意，不循其迹循其道，则虽由今之法制，亦自可以兴古之治教。若曰必尽复古制而后可以有为，则后世之制多不能复古也。士不生于古而生于今者，其终不可以有为乎？昔范太史论封建不可复，谓慎择守令以治郡县，亦足以致太平而兴礼乐，信斯言也。郡县之学得贤守令以率厉之，其不可以兴德行道艺之教乎！教化行，习俗美，材贤盛，所谓致太平兴礼乐者，亦不外此，是即古之治教也，奚择于今之制哉？”(100)杨守阯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完全照搬古之制度是难以实现的。复古无需完全恢复古代的制度和形式，学习和吸收古制的思想和精髓，然后由此改革今之法制，便可实现古之治教。如果过于注重表面的形式，那么复古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今不如古，不可归责于郡县和科举这些制度，我们要做的是吸取古制之精华去完善今之制度。总之，复古不应拘泥于形式，“惟其制惟其意，不循其迹循其道”，是复古的要义。

揭示了官僚体制重大忽小的弊端。《大兴县重修正阳关急递总铺记》：“予独怪夫自正统己巳以至于今，非无贤京尹、才赤令，以为政于斯也。而一铺舍之修立，乃有待于君，岂皆虑不及此与？抑以为细务忽之而不为邪？夫天下之事，其艰大者，人皆惮之而不敢为，其以为细务者，又忽之而不为，此政之所以多废坠，天下之所以无善治也。诚于其艰大者力为之而无惮，于其细务亦为之而不忽，则政事恶有不修，天下恶有不治哉？”(101)中国官僚体制，有一个务粗忽细传统，不会从细节的建设上入手，从而导致中国的基础建设不足。现代社会的理念，细节决定成败，基础建设更为重要，更为持久。

某些篇章写得相当有情感，如《论救祭酒司业奏》：“臣等伏见本监为事祭酒陈鉴、司业张业、先任祭酒礼部侍郎邢让俱以钱钞事坐罪者。臣等实为陈鉴等门生，备知所坐罪由。以法论之，固有可罪；以情论之，则有可矜，故敢冒死而为一言。……臣等于陈鉴等虽有师生之恩，岂敢曲为营救，但念此举有系国体圣明之世，而侍郎、祭酒、司业一旦并以可矜之罪而去，书之史册，诚非所以示天下万世也。……今科道之所言，法司之所问者，法也；臣等之所言者，情也。……使臣等今日之事师，坐视其难而不言，则他日事君又岂能捐躯殉节以尽忠邪？是以不避斧钺之诛而冒进草茅之言，不胜战栗恐惧之至。”(102)这是杨守阯青年时的一篇奏论，全文思路清晰，说理循序渐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理交融，有较强的说服力。

某些文章披露了一些稀见事实。譬如《齐山书舍记》是应王袆曾孙王汶（1433—1489）(103)而作的文章，从中可知，宋濂、王袆死后，“乡邦后进所无师承，而婺学日微又百年于兹矣。计其盛时，师友讲习之居，典籍储藏之所，深檐大厦，岌相望，如丽泽、华川者，不知其几。暨其衰也，先哲凋谢，书亦散逸，斋舍圮而不复者多矣。”(104)这里既指出了明代婺学衰落的事实，又道出了地域文化兴衰的三大指标，即师友、图书、讲舍。这对今天的区域学术文化考察是有参考意义的。

3．诗歌创作

杨守阯会不会写诗？罗钦顺（1465—1547）说：“吏部左侍郎碧川杨公拙不能诗。”(105)杨守阯《和武靖侯赵公赏花诗韵》：“吾兄信口天然妙，愧我诗才捻断髯。”由此容易得出杨守阯不会写诗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似乎值得思考。可以肯定的是，杨守阯会写诗，而且，诗作也有自己的风格。朋友杨一清（1454—1530）称：“为文平正典实，诗冲淡隽秀，意到即成，不为纤新艳丽语。”(106)郑以伟称杨守阯：“诗沉雄顿挫，而大致归于忠厚和平。”(107)曹学佺称：“公之诗措意深婉，用事浑成，识者自珍其为天球重宝矣。”(108)这些观察，大体是正确的。

杨守阯的诗，比较平实，不过分追究辞藻的华丽，灵性差一些，审美趣味淡一些，但生活气息比较重，这也是一种风格。除第二章所录诗外，尚有不少，如《试院事毕闻大兄讣》：“一入词垣已十朝，每当较艺辄先辞。昔缘群从登科日，今值亡兄发引时。帘内空怀蒿里曲，梦中犹咏革堂诗。翻悲往岁天伦乐，金帖传看醉玉巵。”(109)这是怀念其兄的诗。《闲居漫兴》：“公署抽毫每隔旬，私居终日乐闲身。满床黄卷为师友，排闼青山作主宾。一任漫天风絮乱，祗怜匝地雨苔新。日高卧听莺声巧，不唤鸡鸣待漏人。”这是作者南京轻松工作的写照。《耕乐》称：“幽居远城市，绕屋皆良畴。方春土膏动，夜半催饭牛。父从原上耕，子向田中耰。豚蹄祀田祖，瓯窭欣满篝。先期了公税，床头熟新篘。陶然一醉间，宁知公与侯。”(110)这首诗较真实地反映了明朝的农耕生活。《陈方伯邀观惠山泉》：“古庙三贤在，方塘一鉴开。水流螭吻出，源发鹫峰来。树影波心见，茶香云外栽。竹炉有风味，醒却紫霞杯。”这是作者游览无锡惠山泉后写的诗。《和武靖侯赵公赏花诗韵》：“花萼堂前鹊噪檐，怡怡情兴为谁添。朱门急递书函到，白绢斜封印色黏。入眼新诗皆似锦，惊心险韵莫如盐。吾兄信口天然妙，愧我诗才捻断髯。”这是作者的和诗之一。《别墅》：“廛市西头别有天，芋区桃圃近相连。绕城春水鱼浮沼，负郭秋风鹤在山。书幔影飘荷叶外，酒垆香入稻花边。主人高步瀛洲上，犹自哦诗忆辋川。”(111)这是西杨、东杨乡村生活的描写。

忠孝主题。《六元会歌行》：“皇明道化弥乾坤，奎壁光彩辉天门。四海英雄尽入彀，九重圣哲亲临轩。两浙人才近尤盛，历科解首今几存。或在九原不可作，或居千里难相援。四十年来六人在，一时宴席怀君恩。……许身共拟为稷契，致君直欲如羲辕。天长地久世常泰，海晏河清波不翻。硕言今日会中客，名垂万古如入元。”(112)这首诗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歌功颂德的一面。“朝天宫下饯兄行，锦诰俄传到古城。策马迎门归拜命，追车出郭送登程。话言累世承天宠，誓竭精忠答圣明。好语惠连并小玩，同怀葵藿向阳诚。”(113)这首诗也可以见作者辞达与以理入诗特点。《次韵寄京中诸亲友》：“昔同朝谒紫宸衙，簉羽鸳班仰翠华。辛苦别离如集蓼，缠绵思忆类分麻。御筵分赐金茎露，宫锦相辉绛阙霞。到此举头惟见日，丹心倾向共葵花。”(114)此可见杨氏的忠心。《再次前韵勉邑丞侄》：“心悬白日孤忠在，路绕青山万里赊。耐守岁寒松柏操，春风枳棘正开花。”(115)杨茂元处于逆境，杨守阯仍勉励坚守气节。

节义主题。杨守阯有《碧鲜坛》，不见于《碧川诗选》，幸《宜兴荆溪县新志》转引而得存世，为研究梁祝故事者所广泛征引。据清末邵金彪《祝英台小传》，“碧鲜坛，本祝英台读书宅，在碧鲜岩”。杨守阯在南京为官多年，此诗可能成于南京为官期间。《碧鲜坛》称：“缇萦赎父刑，木兰替爷征。婉娈女儿质，慷慨男儿情。淳于不生男，木兰无长兄。事缘不得已，乃留千载名。英台亦何事，诡服违常经。班昭岂不学，何必男儿朋。贞女择所归，必待六礼成。苟焉殉同学，一死鸿毛轻。悠悠稗官语，有无不可征。有之宁不愧，木兰与缇萦。荒哉读书台，宿草含春荣。双双蝴蝶飞，两两花枝横。彼美康节翁，小车花外行。一笑拂衣去，南山松柏青。”(116)这是一首用宋明纲常理学眼光重新审视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读书、私订终身、最后殉情行为的诗。杨守阯坚持“贞女择所归，必待六礼成”理念，所以，在他看来，汉代缇萦的赎父刑，北朝木兰的替爷出征，为父亲作出牺牲是不得已。而祝英台却为了自己的同学作出牺牲，是不可接受的，故“一死鸿毛轻”。这样的理念，当然是由时代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