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文创作实践

杨承鲲善于写诗，少年时期的杨承鲲便是才华横溢。万历三大“布衣诗人”之一的沈明臣（1518—1596）称：“今日建五丈旗，当以杨生居吾前，所谓猘儿难与争锋也。”(117)言下之意是说杨承鲲后生可畏。沈明臣作《戏赠杨伯翼》诗称：“谁家小儿杨德祖，青天之鹘丹林虎。气猛翮健凌秋风，胆雄力王不受抚。骚坛忽树五丈旗，自喜少年能跋扈。嗟我老大笔力衰，尚然技痒鼓余怒。酒酣登坛赋大言，共说将军老还武。将军号令选偏禆，汝作先锋领旗鼓。鹘兮虎兮谁敢侮，世上凡儿何足数，君不见，杨德祖！”(118)沈明臣称赞杨承鲲时间不详，约在万历三年（1575）之前。从此，“为诗日益高，每传一篇，诸宿老无不叹服”(119)。

杨承鲲曾与苏州诗人王稚登（1535—1612）有交往。万历五年（1577），王稚登为吊唁张时彻，曾到宁波。杨承鲲作《送百谷归姑苏》：“到来堇子国，归去阖闾城。世路有吴越，交情无死生。风高江气紫，霜落海潮青。别后遥相忆，频更月旦评。”而王稚登则作《杨伯翼赠日本刀歌》：“杨郎手持一匣霜，赠我拂拭生寒芒。铅刀纷纷空满目，君与此皆锷鱼肠。南金换却东夷铁，上带倭奴髑髅血。血未曾消刃未平，皎若莲花浸秋月。灯前细看齯鹈锋，入手还疑蛟与龙。门外湖深恐飞去，朱绳夜缚青芙蓉。苔花斓斑土花紫，白虹沉沉卧寒水。归家不惜十年磨，他日还能报知己。”(120)由此可知，杨承鲲曾赠送王稚登一把日本刀。这是宁波作为中日贸易港口城市的优势所在。

杨承鲲与同城砌街李氏后裔、诗人李生寅（字宾父）交往密切，往来诗歌很多。李生寅卒后，杨承鲲为编《李山人诗》二卷，前有万历十年（1582）鄞县知县杨芳序，万历十一年屠隆序。

成于万历十年的《夏日书怀》：“赤手思搏虎，白徒空请缨。如何杜陵老，寂寞壮心惊。”《山居》“君门不可望，流想慰差驰”，反映出杨承鲲仕途不得志的现状。

万历十三年（1585），余有丁（1526—1584）之子余廷槐负责将延庆寺修成，杨承鲲应邀写《重修延庆寺记》，称：“虽其术有大小，学有精粗，自非绝异之资不能。……况乎佛之为教，其精微几与儒者埒，等有善不善耳。尝窃怪夫今之为儒者，与之论佛，莫不訾之，然而莫不事之，而又莫不悖之。……故杨、墨、黄、老、刑、名、管、商、庄、列、孙、吴、佛，斯皆分造化殊尤之气而创为未有，以发天地之藏，易途民耳目，其用皆有裨于儒。惟阳窃儒之名而阴逃而之乎佛，显之乎佛而又私悖其戒也者，斯儒与佛之所不赦也。佛何伤于世哉？”(121)由佛而谈及儒，在作者看来，真正的儒与佛，皆是比较敬业的，只有那些虚伪的儒者才是不诚的。

杨承鲲留下的散文不多，但学术价值值得重视。如《李名父传》记录了晚明中叶中外贸易情况，“邑土确，俗无积著利，颇阑出海外，与岛夷互市。又多负夷金，夷怒，掠杀数辈，于是府禁不得下海通夷，且悬赏格，捕下海者。于是，逻卒□致渔樵人市赏，府悉酷坐之。君悯之，亟白于府，全活甚众”(122)。这里提及的“多负夷金”现象可得到其他相关材料的辅证。这是早期中外贸易中存在的赊账习惯，这种贸易方式容易产生欠账现象，加剧中外贸易磨擦。民间贸易纠纷引起政府干涉，就会出现海禁。《郑毛眼传》记录了明中叶一个会相面的奇僧郑毛眼的奇特事迹，文章写得比较奇特(123)。《述伏牛山记》，成于万历十六年（1588）秋。这是为朋友王文子（思延）将军考察伏牛山所写的《伏牛山记》而写的一篇引子。

杨承鲲编辑过《建安七子集》。《建安七子序》：“世无建安七子集，范司马汇为七子集，而冠以孔融《宗典论》也。……录其词赋杂述，示诸同好，传之无穷。”(124)范司马即范钦。由此可知，范钦较早地将建安七子作品汇编成书。袁慧《范钦评传》未及此书，仅提及范钦刊刻的《阮嗣宗集》二集，那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籍的作品集。今人提及明清的《建安七子集》版本，多只及明代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就有了范钦编辑的《建安七子集》。万历时代，则有杨承鲲编辑的《建安七子集》，后由杨德周刊刻于世。

《西清阁诗草》是杨承鲲为见王世贞、刘凤等名人而编纂的行卷诗集。自言治诗二十年。这应是杨承鲲第一部诗集，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初刊时，没有序言。杨承鲲本想请王世贞写序，后改请刘凤写序。刘凤称：“杨君伯翼，志古者。往岁来吴，始识之。以未得谒元美，今兹复至，示予所为诗。予惊焉，诗遂至于是乎！固人士之林也。伯翼，名家子，才颖绝，博通群籍，随所遇发咏焉，情之注而奋于手。……与予所论诗意正同，而犹不自信，质之元美。夫元美提衡当世，其所见一语是非，使未名者显奕煜爚；稍抑下之，则摧丧所处所矣。伯翼必大有当其心无疑，故与款言弥日。夜虽已谢客，遽进之大欢引满，尤人所不能得于元美者。非有所以动之，不可反，复请予。予适病，然为伯翼喜不胜。且之为诗者，方日益盛，予得数家者，皆非他所有也。”(125)李邺嗣也称：“尝以年家子，谒王弇州司寇，弇州见其行卷，绝惊赏，先生默然竟别去。退与人言：以吾诗，求王先生一序有余。顾王先生博大心慈，客持片楮求誉，辄津津不休，即孺儒贾竖，人人谓王先生知己，其知己多矣。仆尚容厕其间耶？”(126)结合刘凤与李邺嗣的记载可知，杨承鲲曾两次上苏州，谒访刘凤与王世贞。那次，见到了刘凤，但没有见王世贞。第二年，复来苏州，他带了自己刊刻的《西清阁诗草》，先见了刘凤。刘凤读后，十分欣赏，大为惊叹。杨承鲲听了不太相信，又见了王世贞。王世贞是杨承鲲父亲杨美益同科进士，所以他自称“年家子”。王世贞看见朋友儿子的行卷诗写得那么好，十分惊赏。俩人谈得十分投机，竟谈了一天一夜。在刘凤看来，王世贞是真的欣赏杨承鲲，不是虚应故事。不过，杨承鲲并不买账。王世贞会做人，喜欢提携人，喜欢当面赞美人，而杨承鲲十分理性，并不认可王世贞的廉价称赞，认为王世贞能替自己诗卷写个序就让他满足了。最终又来到了刘凤那儿，请刘凤写序。杨承鲲见刘凤、王世贞的时间不详，大约在万历十四年后。考虑到《西清阁诗草》下迄万历十四年（1617），所以，杨承鲲有可能是万历十五、十六年访问刘凤、王世贞的。

钱文荐问其故，杨承鲲称：“方今此道，弇州擅场，顾弇州交游太滥，得其言不足九鼎。罗阳拙而速，汉城工而迟，姑其俟哉！”(127)可见，杨承鲲对刘凤之肯定。刘凤后来修订了叙，刘凤与杨承鲲信称：“语谓吐舌万里唾一世，公真其人耶！今之人惟耳之，恃所闻一二名高者，遂以为举世莫之逮，甘于屈己折下之，不且遭讪笑，无所自容。而公独执论，谓此未足有者，悬与仆意了不异。夫仆之为人，嫉非一日，故前者序云尔。且妄意公既隔岁复诣，必当崇之，又以致仆之素，不敢有他。今姑并存敝稿，以自解也。”(128)此信解释了为什么写两序之意，也可见俩人观念投机之缘。“今汉城已逝，而西清序乃出罗阳遗稿，盖亦声气之同，有莫之求而自至者。然而，拙有之，恐非伯翼意也。……罗阳序《西清》，虽其言纵横漫衍，终不若自叙简而该。”(129)汉城即余寅，罗阳即刘凤。由此可见，杨承鲲对刘凤序也有不满之处。

今天，《碣石编》易见，《西清阁诗草》也可以看到。《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二选录了杨承鲲的87首诗，多少弥补了一些不足。这些诗，既有出自《西清阁诗草》者，又有出自《碣石编》者，尚可对其诗歌创作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清人曹寅《楝亭书目》卷四载《杨伯翼集》，六卷，长洲刘凤序，一册。今不见。

2．对复古派的批评

杨承鲲生活的嘉靖末万历初，正是后七子复古派盛行文坛之时。处于文坛边缘的杨承鲲，对后七子诗文复古主张持批评态度。杨承鲲对以李攀龙（1514—1570）为代表的“历下诗派”有所评论。杨承鲲曾言：“历下纸笔张甚，其文不至左、马不已，其诗不至汉魏诸公、李、杜不已，而故自以为咀左、马之英，猎汉魏之骨矣。”在杨承鲲看来，“历下诗派”创作群过于自负，十分狂妄，名不副实。“盖历下乐府十不得三，七言古十不得四，五言古十不得五”。“历下诗派”的文学创作，大多成就不高，“而历下所最极力则七言律”，其七言律诗的水平较高。“然谓其同轨先哲，可咏可叹，其然乎？”即便如此，“谓其同轨先哲”，在杨承鲲看来是言过虚妄的。杨承鲲言：“历下文务深沉，不敢一步夫丘明、子长之轨躅，亦不敢一语袭六代以还口吻，而殊未洽，其洽者古人匡郭，其否者诡道耳。”(130)“历下诗派”为文过于深沉，文风少有左、马之洒脱，气度亦是难及汉魏，故“咀左、马之英，猎汉魏之骨”实乃虚言。

杨承鲲对为文复古有一段颇为精彩的阐述，称：“李于鳞作古乐府诗，谓如胡宽造新丰，鸡犬放之，皆识其处。其论精矣，仆尝驳之。宽作新丰，其材木雕缋、垩漆瓦石、户牖衢道，无不新也，而无不旧也。斯真巧矣。如毁其础柱，移其屋壁，迁其户牖、瓦石、道路、垩漆之属而为之，而曰巧，何为巧哉？于鳞作乐府诗则移其础柱、屋壁、户牖、材木、垩漆而为之者也，不可谓不巧，不可谓真巧。夫文亦犹是矣。”(131)李攀龙倡导复古，为“后七子”的领袖，有拟古乐府的实践。李氏认为作古乐府诗要如同巧匠胡宽为汉高祖刘邦造新丰，“鸡犬放之，皆识其处”，如此文章便十分高妙了。杨承鲲对李攀龙突出文学创作章法与技巧的观点提出批评，实际上这种驳斥可以看做是对李氏的补充。在杨承鲲看来，新丰的成功复古离不开巧匠胡宽，然胡宽的手法不论何等高明，如果没有种种建筑材料，亦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诗文创作亦是如此，离开古之词章典故，今之人亦是难为高妙之文。从这种意义上说，今人之文高妙，“不可谓不巧，不可谓真巧”。杨承鲲不仅重视习古文之章法，亦注重古文之词典章句，师古的文论相对全面。

杨承鲲对后七子另一领袖人物王世贞也不买账，称：“王先生论历下，忠笃有余，朗鉴不足。历下持诡道，所得者古人匡郭耳。”(132)《答永嘉刘忠甫书》：“仆则安能诗哉？要其守古尺度，满不敢溢卑者，必有当于先民，自谓不铢寸过之也。……盖先民彀率备至，不入其彀，即富穷万卷，敏发百函，侈则侈矣，何谓诗哉？……今海内一二大老为声诗，曷尝不轰轰盛哉！顾暗中索摸之，知其为今人诗耳。使读之而不谓为今人，而无所蹈乎古人，斯善之善矣。”《复刘子威先生书》称：“盖兢兢守古尺寸，不敢黍米溢也……守古独行，断断不至望人颜色，逐人行径，则自谓庶几不为知己剥面皮者也。”(133)大意是说，散文创作要符合标准，不合标准，虽工无当。朱彝尊谓“可称知言者也”(134)。

他提倡务实师古，认为上乘之诗文必是得古代前人之精妙而成，“古今诗文自有真骨”。对此，杨承鲲云：“顾以为古今诗文自有真骨，黄口执笔，字剽句垫，百缀成篇，遂抗手高引，谓前无古人，此不以溺自照耳。夫文犹书也，临池染翰，无不师古。人方其精心毕力，必尽肖乃已。及其成也，必尽不肖乃成家。故书之为道，无一笔不出古人，而无一笔似古人，无一笔蹈古人，而阅之真为古人也。斯书之妙也，文亦犹是矣。”(135)杨承鲲认为诗文创作自有法度，不得精髓而妄自称大，无异于“以溺自照”。文章犹如书法，只有精心毕力研习前人章法韵律方得其道，融百家之长，以成一己之风。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无一笔不出古人，而无一笔似古人”，尽得前人大家之精髓却实乃风格已成。诗文创作的高妙亦是如此。

3．诗文创作风格

杨承鲲文章高妙，五言律尤为擅长，屠隆、余寅、刘凤（1517—1600）均对他的诗有高度评价。刘凤称“明卿诸君，附王、李而起，蛮夷大长老耳。若伯翼，打天下手也”。余寅对杨承鲲言：“我国家文如子威，诗如足下有几人哉？”(136)屠隆称：“今世灵心伟手，吾伯翼是也。”(137)在另一个地方，刘凤说得更为具体，称：“伯翼为诗，无意名而名赫赫起。其深于诗者，无亦惟若古以言志耶？伯翼志乃在三代间，而气盖一世，骨力于风雅而筋节于安世房中。故其诗上自三百篇，下逮开元、天宝之盛及其中叶，无不兼存之。……故其所得，超逾凌跨，广肆奥微，兼总沦浃，洞通于情境而浸渍于华腴，五七言古，规苏、李而驰建安七子，犹未离其质乎？时极其致，惊挺丽靡，则渐于齐梁间乎？逮为律、绝，则约裁声韵，以激越音节，放极于矫举，宏亮清旷，以夷密绖以栗，是其严于格而峻于命篇哉。”(138)这样高的评价，当然只有刘凤这个知音才说得出来。李邺嗣称其诗“其言简而修，意锻而后出”(139)。

杨承鲲为人慷慨多壮气，但长期怀才不遇，只好隐居草野之中。杨承鲲的诗歌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这一心路历程。他本来对朝廷抱有极大的希望，曾作《咏史》诗云：“平生牧豕处，寂莫空山里。日落樵采绝，秋风海涛起。一朝上赤殿，布衣见天子。四海识齐人，侧目倾朝是。坐开平津阁，扑满延多士。悠悠淮南守，狗马谁相齿？”他通过咏史，幻想着“一朝上赤殿，布衣见天子”的荣宠。《纪事》诗：“青天日如赫，亭午一星明。不敢论玄象，私心想太平。”然而现实的残酷粉碎了他的心愿，他作《烈士篇》抒发了壮士不遇的悲慨：“东山有烈士，慷慨独不常。既惜白日短，复惜玄夜长。岩栖十余载，润泽成文章。囊有百里剑，家散千金装。登高览埏极，万古何茫茫。秋风洒毛发，灵曜丽清光。蚊蚋各有营，溷浊固难当。不惜肌骨沉，所忧志行伤。翱翔将何集，惋叹沾衣裳。尝闻圣人语，固穷有遗方。削竹蒙铦羽，用之何不臧？”而到了《七哀》诗中，更是宣告了他对现实的强烈失望之情：“朝发桑干河，暮宿楼桑村。王气久消落，灵迹秘陈根。物色递迁化，日月屡崩犇。奈何此征夫，跋涉无朝昏。驱车冒榛径，忍饥过市门。余雪照墟里，颓阳蔼荒村。陇坟郁相望，贤达无一存。顾彼翳桑人，太息涕潺湲。”他已经感受到了“王气久消落”，在这一时代的历史定格之下，凸现了一个仆仆于道的征夫形象，这个形象实际上正是为了求得功名的驰驱道路的自我形象的写照。文中对行路之难的生动描写，象征着世道险阻，抒写了诗人在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仆夫自辛酸，行行日已老”，顽强的奔波辛酸，换来的是青春的老去，最后诗人绝望地发现：“帝乡日已窅”，于是他终于厌倦了这样的逐夫生涯：“朔风裂缁衣，客归苦不早。燕雀怀故栖，游鱼思在藻。”《小山偶然作》“烦恼世情终，不休欲投空”，表现出彻底绝望之情。他表示自己要回归田园，以田园为不遇之士的精神家园，以田园为最终安顿生命之所在，故有《北楼》等诗，极写田园之趣(140)。

杨承鲲的诗文风格在时间上可以离京归家为界分为两段。前期诗文意气风发，文风洒脱。后期目光由庙堂转向草野，关注田园生活和民间疾苦，文风相对沉郁。总体而言，前期气度非凡，后期情思深刻。《蓟门行赠张伯诲将军》是其代表作，杨承鲲也正是因为这首诗名满京城。

蓟门行赠张伯诲将军

蓟门三日风日黄，惊尘涨天归路长。禁柳条寒半欲折，边榆叶稀天欲霜。将军角弓控不发，枥上鸣镳动咆哱。玉帐高褰瀚海云，朱旗半掩孤城月。城头落月照皇都，万家漠漠秋烟孤。暮天军中一事无，蹴踘笑踏红氍毹。绣帘银烛夜惨淡，仰视河汉西南趋。乳皮薤白金城酥，满堂醉客争樗蒲。将军大呼一掷万，袒臂已觉无全胡。天子但顾西南隅，穷荒萧条八月雪。鸣雁哀叫胡雏呼，云中古戍烽堠紧。渔阳劲卒胆气粗，天山茫茫白草枯。文皇遗铁生紫翠，至今群胡不敢动。侧目啮指空惊吁，英雄出塞薄万里，龟兹于阗入版图，君不闻北斗之下为中国。太宗灭蛮心未休，翠华却过北斗北。千秋仰见肇造难，万古长沙泪沾臆。

首句极写肃穆之景，黄尘滚滚，草木萧瑟，天空弥漫着浓浓杀气。将军张弓不发，战争一触即发。将士们闲来无事，玩起了蹴鞠，又仿佛一片祥和。祥和之下暗藏杀机，使人惊心动魄，杨承鲲的描写可谓相当成功。“绣帘银烛夜惨淡”、“穷荒萧条八月雪”、“天山茫茫白草枯”，以景色描摹表现战争的残酷，立意深刻。“将军大呼一掷万”，“英雄出塞薄万里”，将英雄将领的霸气写到了极致。这首《蓟门行》最令人称绝处在于其非凡之气度。“君不闻北斗之下为中国，太宗灭蛮心未休”，读来实在大快人心。

而《长歌行寄吕中甫山人》则写出了作者对边防的关注，略云：“北游归来一何晩，雪里黄精不得饭。太行句注俱眼前，咫尺青霞梦修坂。……一去燕云几回首，戚家将军汝最厚。……北风三日吹行云，边城健儿不忍闻。少小离家三十年，年年辛苦去防边。……皇家财赋盛东南，汉代咽喉重西北。北宸北望无可期，南国南归断消息。山人归来感慨豪，扼腕绝叹心力劳。”南倭北虏危机，导致明朝穷于应付，人们年年辛苦去防边。

杨承鲲后期诗文沉郁冷峻，诗中多有伤时忧郁之情。如《绝句二首》：“江鸟黑如漆，澄波飞每迟。窥鱼未肯下，但恐世人知。”楼雉千寻峻，山梁百石横。寒藤与荒藓，日日老孤城。”如《舟上独酌成诗》：“万鸟脔为炙，不如一豚蹄。金罍对绮席，未若临回溪。鲁酒清且冽，吴鱼砍成臡。一酌壶再倾，海日忽已西。春风不相饶，吹我颜色凄。男儿重弧矢，岂得念纤袿。但罪莫复叹，故山云外低。”作者看不上山珍海味和荣华富贵，隐居山野自是乐在其间，然而却难有作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不饶人，何日才能施展拳脚，一展抱负。其情悲之切，不禁令人感伤。再如《忆事二首》：“何处吹箫夜色凉，不胜哀怨湿衣裳。平湖百丈天如水，露滴藕花秋梦长。”作者为夜色箫声所感，不禁潸然泪下，秋夜漫长难以入睡，心中苦闷尽流露文字之中。另外，杨承鲲多用“寒”、“荒”之类，抒其悲苦之情。多用“寒”字，如“寒藤”（《绝句二首》、《雪晓怀西清田舍二首》）、“寒沙”（《古城》）、“寒事”（《晓望》）、“寒潮”（《安我素大行席间别留》）、“寒空”（《王思延席上留别分体五言》）、“寒潭”（《西阁雨望》）等。多用“荒”字，如“荒藓”（《绝句二首》）、“荒城”（《曲阜谒周公庙》）、“荒山”（《寄别冯琢庵太史》）等。杨承鲲诗文的沉郁风格的形成，主要因其壮志难酬，“欲采风谣献天子，不知身隔白瑶京”（《古城》），郁郁不得志(141)。

杨承鲲现存诗文中，以思乡为主题的作品占较大比例。如《登聊城楼》、《归》、《寄蔡子行》、《寄闻仲连》、《晓》、《闻蝉同王辰玉作》、《重过宝应湖》、《喜朗初归》等大抵属此类。杨承鲲长年游历他乡，对江南水乡，对家中亲人，表现出种种思念和牵挂。杨承鲲善于写景，更擅长景中寄情。《湖干曝日》：“阁外柳条长，平湖半夕阳。雪消沙草绿，春动水烟黄。老渐思丘壑，贫犹典枌骦。理生无远计，曝背近东墙”，可谓是写景抒情的典范之作。

关注民生疾苦。杨承鲲长期生活于民间，所以，熟悉并关注民间生活。

如《十月一日二十六韵》：“当年孟冬月，边海气多寒。兹年积旸后，冥雨何漫漫。山内莽出云，陇亩浩未干。田家丁获稻，泥滓登场坛。小人寂无依，稼穑良独难。黔羸更不密，震雷周云端。壮阴乃发泄，万蛰苦不安。东南久凋瘠，比屋成痱挛。徭役一何切，攻急逾千般。即如今年租，往年已征完。苗孽未入土，诛求早阑干。往闻天王诏，屡免哀疮瘢。宵旰坐玄堂，悲眷减鹑鴳。借问二千石，太息谁共患。流亡且缰属，十家九家残。铲削纷百出，大命忽欲殚。岂惟颜色枯，重使骨肉刓。膏泽久销落，上下睹欺谩。穷陬生意少，万灶同辛酸。劳苦岁云暮，不得一日欢。鸡鸣望公家，谢令犹在官。侧目五内裂，泣下如飞湍。不知手足痹，但保槖中胖。常恐一日溃，倏忽万变攒。虚名蒙实祸，此失犹未刊。徒为杞人忧，愤念腐肺肝。”

如《北风行》：“甬东十月北风烈，一夜千家尽为雪。天明不见江上烟，日午尚觉行人绝。……请翁甲子今几何？依稀似答耄与耋。白头乱发垂不梳，欲语无声先哽咽。犹言愿赐一国饥，不独但缓千丝结。朝廷委输阴已空，东南民力谁知竭。极伤赤子皆捐瘠，老骨存亡真一吷。……瓯闽吴越入战场，兴化明州势更切。城南郭北悄无烟，万落千村尽流血。烽火昼突甘泉宫，羽书夜射聊城臬。天子按剑思颇牧，百道征兵歼蠢孽。将军阵前衣缟出，司马辕门抱刃列。材官递尽孤儿亡，更练强兵满江浙。十万千金一日穷，课百输千万家灭。可怜春燕却归巢，可惜春农生计拙。杀气连天天亦昏，春风何处无离别。以兹咬骨膏亦焚，涕泪已干空有舌。入国岂惟故墙高，问俗大半糟糠缺。二十年来势不返，水旱饥寒重愁裂。此身已知蝼蚁亲，孙子终饱豺狼穴。君复何人肯见问，袒臂哀陈便永诀。朔风怒号海水坼，穷户桷叶何惨冽。老夫呵呵终日嗤，世事谑谑谁开说。看君一片有心人，万一他年剖忠哲。”(142)这诗写的是嘉靖末年以来抗倭战争给东南沿海百姓的影响，宁波首当其冲。进入万历初期，又屡次遭遇水旱，百姓饥寒交迫。全诗通过一位老人诉说了近六十年经历的天灾人祸。

成于万历六年（1578）的《苦寒行》称：“城中十家九家饥，城外死人弃不归。牛羊踡蹜半已倒，鸟雀啄雪存者稀。吁嗟苦寒有如此，可怜南国亦坠指。”

杨承鲲的某些诗，也可当史料用。天寿院在明代时仍颇有名气，鄞籍诗人杨承鲲在探访五龙潭瀑时所作《天井诗》写道：“万壑趋天汉，千盘到寺门。远山存殿古，小姓见僧尊。想望真龙窟，寻常紫气屯。来朝上五井，霜日看雷奔。”

4．《北征记》的价值

万历十六年（1588）初，杨承鲲经浙东运河行至钱塘，然后沿大运河北上，经过山东、天津，最后到达北京。这次行程，杨承鲲效仿杨荣（1371—1440）《北征记》，作了一篇日记体散文《北征记》，每天都有记录。从一月二十三日起程，四月初七到达北京，前后走了73天。这是杨承鲲写得最精彩散文。这篇日记体的散文，详细地记叙了行程中的活动及所见所闻。杨承鲲所走的是官道，早春从家乡出发，经浙东运河至钱塘，然后沿大运河北上。至山东陆行，以览观阙里风景。复沿运河，到达北京。他素具山水之癖，一路上当然不会放过欣赏风景的绝好机会。作者将山光水色与道里行程紧紧地扣合在一起，但他摆脱了前人记叙名胜喜欢引述旧典的路子，而是直接进行描摹点缀。他的风景描写虽然只有寥寥数句，但常常能抓住特点，妙于形容。他描绘景物多注意于动态，并与自己的观感密切结合在一起。如云：“于越千峰，如翠虬青凤，涌出几席间，极不忍别。”这样的景物不再是沉静客观的，而是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呈现，富有感性的效果，其对主体情感的表现已被提升至与景物同等重要的位置。《北征记》行文或简或详的模山范水，大大增强了此篇游记的文学色彩(143)。

《北征记》最有价值的是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完全可以当社会纪实报告来阅读。

（1）对气候的观察。阅读《北征记》，首先让我们注意到的是气候。一月二十三日，宁波出发时的天气应是好的，到西坝时，“雨霏霏”。第二天到上虞时，下起大雪，“寒甚”。第三天时，“雪深尺余，迤逦至曹江，雪转剧，不可渡”。第四天时，雪停了，“沙水如铁”。第六天渡钱塘，“平沙积雪，海门诸山如银屋，渺渺天际”。第七天，复雪。第九天，“复雪，飘瞥弥甚，隆烈弥剧”。接着，连续下了四天的雨。这样的坏天气，在南方是少见的，可见当时气温之低，这是所谓的明清小宇宙时期，总的特征是低温多灾。

（2）对自然灾害的观察。由于气候较差，导致自然灾害频临。到上虞时，已经看到“道有僵殍”现象。到了山阴，“山、会故沃土，而近岁数侵行旅，稍暮即戒不进，睹一郡，天下可知矣”。这里暗示了连续几年的坏天气，影响了人们的出行交通。这样的现象，是全国性的，由绍兴可以见一斑。到了钱塘，“会城米价大踊，阛阓间有食糠粃者，糠与米价几敌。盖丁亥之水，亘苏、松、嘉、湖、杭、绍数百里，飘没庐舍、人畜不可胜纪。田有至三四种竟不得获者。以故亡窜相属，父鬻子，夫鬻妻，诸山壤民，日不得再食，薄暮即就寝，灯火为绝”。这里更明确点明了上年即万历十五年（1587）大水灾带来的巨大灾难。水灾覆盖今江苏、上海、浙江三地，房屋冲毁，人畜伤亡。由于水灾，粮食没有收成，导致饥荒，出现了“父鬻子，夫鬻妻”的现象。至吴江县平望镇，发现“原隰萧条，村人多以木屑杂糠食，而野林祠墓间往往有自经者”。到镇江北固山，“男妇多劚野草，问之，云：‘御饥耳。’怃然而去”。至山东新店闸，“顾见榆皮叶俱尽，问之，知为窭人所餐，惨然而罢”。到山东赵村，“道多饿人告饥，为作粥食之”。官方史书对灾荒的记载大体笼统，而《北征记》对万历年间灾荒中民众的生活情景有具体的描写。

（3）对水路交通运输之劳的描述。由于各种因素，水利失修，水上交通不畅。“汶水初由耿山下趋而南，嘉靖间淤，改浚今道，然屡浚屡淤，岁费无算……复淤，北归运舟以千计，积不行弥月，食尽，大噪。夫文皇帝遏汶水，分注南北，为漕计也。当事者即漕不经心，经心者何也？”治理河水，成本高，奏效小。特别是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时江南运舟俱出淮，淮多淤，舟格不行，篙师髁没入水进棹，万口讴歌，面作紫黑色。此可以知漕挽之难矣。嗟夫！以河之大，千七百川之水聚焉，而复合以中国诸名川，悉委于河，而仅以一淮疏之，上流壅则下决，下流壅则上溃，而顾日堤且塞焉，岂万世计乎？”江南来的运粮船，全部通过淮河，复导致淮河淤塞。牵夫们只得辛苦地拉着船前进。如此辛苦，杨承鲲看得不忍心，于是发出非长久之计的感叹。徐州当“南北孔道，而有司经费岁不赀，民疲于役，吏匮于输，以故凋瘵甚。当事者虽颇忧之，然稍一裁革，则不胜腾口矣”。由此看来，运河运输给当地百民所带来的负担。

（4）对山东水土不协的反思。山东兖州游览后，“窃怪兖地夷旷，而田最贱，亩有至百钱者，彼其所入薄也。故尝论之，以为分田之制不可复矣，江都限田之法必不可不行也，井田之制不可复矣。因其地之高下沃瘠，多凿陂池沟洫，使旱有所备，而涝有所泄，必不可不行也。或曰：兖故高旷，其土宜豆麦，而民复便之，奚必水耕火种如江南哉？余曰：不然。人未有不乐沃饶，而水土未有不相狎者。彼隆庆丁卯、戊辰，兖大水，平地丈余，坏城郭庐舍，何故？则水至无所泄也。万历丁亥，兖不雨者弥岁，迄戊子春尚枯暵，谷价翔涌，饿殍荐属，草木之实略尽，又何故？则水尽无所潴也。行百余里内，稍见一二洼，深不数尺，即薄有水矣。故青、兖间田多下下者，无厚收也。所以无厚收者，弥望赤土，人力无所用，惟仰面冀天耳。人固难虑始哉？”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十五年，南方大水，而北方大旱。这就是大空间意义上的南北失调现象。由于北方缺水，导致北方的土田多为下下田，收成过薄，田价低得出奇。

（5）注意到了南北地理之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南北各地风貌差异相当大，淮河一线向来是我国南北地理的自然分界线。过了淮河，到了安徽界首，发现“居人多茅茨矮屋，莽莽苍苍，风起尘合，无复江南面孔矣”。北方由于风多沙多，所以，多是茅茨矮屋。到达山东南阳镇，“稍见瓦屋”。到直沽，“人家俱瓦屋，水清，驶旷望，倦眼为苏”。至南望湖，看见“水半落沙草间，男妇以万计，掘凫茨、蒲蠃之属。风大发，荒荒不辨。”凫茨是野生荸荠，蒲蠃指蚌蛤之属。这里描写了湖边之民采集野生食物的面貌。

（6）凭吊古人而发的感叹。如到淮阳，参观漂母祠，想淮阴垂钓处，大发感叹。“雄俊之士，当其穷也，屠狗吹箫，何可比数。及其得尺寸之柄，则天飞雷动，天下响属之矣。悲乎哉！士穷也。”这里的穷士之叹，未尝不是为己而发。

历来的文人游记无不以舆地为中心，而杨承鲲的《北征记》则更多关注社会现象，由此可见杨承鲲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且会思考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