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国以后，朱氏王朝出于思想统治之需，将程朱理学提升到正统的位置，科举考试皆以理学家的传疏为准，故理学成为有明一代学术的主流。杨守陈成长于理学思想浓厚的四明地区，其祖父杨范为理学家，故杨守陈从小接受理学的启蒙教育，影响自然是深入骨髓的。通过杨守陈一生事迹和传世文集的观察发现，杨守陈不论是思想，亦或为人处世和学术研究都有着理学的深深印记。

1．道德优先

在杨守陈看来，一个人的道德层次决定着成就之大小。无德之人也许可以得到一时之宠，若时远日久，必当为世所弃。杨守陈曾言：“古今人学超一世，才高万众，而逐于乡、摈于国，幸而达者不诛于当时，则诛于后世，无德故也。其有德者，穷则善一乡，达则善天下。虽或晻昧屈抑于一时，而卒光明俊伟于百世不可磨。”(83)才华横溢之辈，“学超一世”之人，因为他的才能可能会得到赏识，获得很高的荣耀和众多的名利。如果为无德之流，这些恩宠绝对不会长久，就算“不诛于当时”，也必然“诛于后世”。相反，道德素养很高的士人，“穷则善一乡，达则善天下”。若不得志，可以对邻里乡亲和地方之风俗产生积极的影响。倘若使其一展抱负，更会造福万民，遗惠后人。这样的君子，即使不名于世，终究会流芳千古。在他看来，才能和智慧的大小会影响一个人的发展，然品德的高低才是决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对德的重视，是中国自古至今不变的取向。事实上，明初亦是出了一大批道德高尚、气绝古今的人物，方孝孺就是其中杰出之代表。对道德的至高追求，必然降低对物质财富的重视。杨守陈认为：“凡物不可多求而恒聚，多求则损于人，恒聚则累于己，其能保有以遗其后者鲜矣。”(84)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过分地追求财富，“遗其后者鲜矣”。他又说：“士恒愿文学、勋业之名世，而不知德之不修，则二者亦献笑贻讥之具耳。苟修其德，则虽无片辞寸功，亦自足以不朽矣，而况兼二者乎？然文学、勋业皆易为者，惟德难成。必格物致知，无一理之不明，而后进于诚意正心，以修其身。无一善之不备，斯可谓德之成也。是果难耶？惟勉则至矣。”(85)只要不断修炼，自然会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

“今之学者自一经以至百氏，皆诵其辞而探其义，自造化仁义、礼乐刑政，下至草木昆虫之微，皆数其名而究其理，亦庶乎格致者矣，然徒资以为文辞言论，而不以致夫正心诚意之实，此吾党之所以有愧于古也。”(86)由此可知，“正心诚意”优先，是其考虑重点所在。

“人之性本于天，至善极粹者也。或昧而亏之，圣人于是乎有教焉。天下之亏其性者众矣，圣人奚能一一教之？必引其俊与英者而先焉，教俊与英，俾格物以明其性，修身以率其性，而至于道德之成。穷则固之，达则随其位之所至而布之，彦淑者慕而趋焉，猥琐者耻而格焉，万姓以和，庶类以若，旁达乎四海之外，斯教之至也。……今或师不以性教，而生惟习文以决科干位，则性不复，道德不成矣。天下民物，无由而遂矣。嗟乎！天地卓立于终古，烟霞变灭于斯须，举世皆知之矣。性，内也，尽之，亦天地也。科，位外也，得之，亦烟霞也。人不力修其内而苦求乎外，甘与烟霞同灭而不奋与天地并立，何哉？”(87)

在科举社会，应举出仕是学人十分着力甚至毕生奋斗的目标。对于举业的无限追求，可能会忽视自身道德的修养。杨守陈对于修德与举业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统而言之，学之本在道德，而功业、文艺无非末耳。”(88)读书人苦读圣贤书的根本是修德，按照古代圣人的标准不断努力，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这样于世于己皆有裨益。道德之外，应举和作文这些不过是于本之末罢了。然而在当时，很多人却是重举业而轻道德的。“然山林之士营生，庠校之士慕禄，率习于末而鲜务其本”(89)，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在杨守陈看来，务德与应举并不冲突，“既学道德，则余力亦足以为举业，二者可并行而不相害也”(90)。在这点上，杨守陈反对的不是应举出仕，他自己本身就是从小就学习举业的。他要强调的是作为读书人，应举自然是追求的一部分，但在应举的过程中或应举出仕以后都应当十分重视道德修养。至于那些读书只为应举，将圣贤之书当做出仕为官的敲门砖的学人，杨守陈是深恶痛绝的。

2．理在人心

二程构建的理学体系在学术上提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杨守陈认为：“天地间，当然者，理也；必然者，数也。理数一而二之。凡国之治乱，家之废兴，人之夭寿荣辱，自史巫论之，则皆以为数所必然而不可易者。由君子观之，则谓其所必然，皆由于理所当然。”(91)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理学思想体系之本体。他说：“虽然，世有古今，人有圣愚，而理之在人心者，则无古今圣愚之异也。”(92)不论是古今之人，还是圣愚之辈，理存在于众人心中。既然理在人心，求理之道当在治心。在杨守陈看来，古代的读书人也是在此着力的。通过阅读和研究出自圣人之手的经典，去探究存在于本心的至真之理。“古之圣贤家而国，卑而尊，夷而险，无一处不学焉。自幼而长，逮老而没，无一日不学焉。其所学者，非挟册而诵数也，非搦管而摛辞也，又非以吏为师而章程法比之是习也，其要在治其心而已矣。”(93)言下之意，读书之人，不论聪慧与否，从出生到离世，终身要做的是求心中之理。真正的学者不是熟诵经文，作些风雅之文辞就可以的，更不是为了应举为官，人生最大的目标在于明理济世。这种至高的理想并非所有学人皆能做得到的。杨守陈正是抱着这种理想去实践自己的人生，终身学而不殆以治心的。在杨氏所处的时代，他亦是孤单的。“古昔大学之教，必先格物致知，而后正心诚意，推而达之家国天下。今之学者，自一经以至百氏，皆诵其辞而探其义；自造化、仁义、礼乐、刑政，下至草木昆虫之微，皆数其名而究其理，亦庶乎格致者矣。然徒资以为文辞言论，而不以致夫正心诚意之实，此吾党之所以有愧于古也。”(94)很显然，当时的大多数的文人是难以做到杨守陈所述标准的。

他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士有四种境界可追求，一是“一时之士”，二是“一世之士”，三是“数世之士”，四是“万世之士”。“举而目伦魁，荣不兼乎后科，仕而倖卿相，贵不盈百岁”的人就是一时之士。“内之台省，外之郡县，居其位而才智足以称之，世亦多道其名，然无殊勋伟绩，身没而名随之”，这是一世之士。“才伟任隆，克建勋业”，是数世之士。“惟学术之宏深，道德之卓伟”之人，才是万世之士。他希望青年人“毋徒以此续文辞、媒爵禄，而必以此极其知，实其意，端其心，以淑其躬。穷而养，达而施，一以古圣贤为准，而冀与之齐，则何万世之士不可及哉？”(95)这样的高要求，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

杨守陈认为实现应举为官的目标是很容易实现的，“君子不患乎吾职之难为，而患乎吾心之难治焉。有心治而事不得其理，事得其理而上下有不获焉者乎？”(96)通过究理而获得真知，那其他的事情自然水到渠成了。杨守陈还举了古今读书人的例子来说明。“古之书无若后世之书之多，古之读书者未必若后世之读书者之博也。然而后世之士罕若古之圣贤者，盖读其书不求其道，溺于口耳之习而忘乎躬履心得之学耳。”(97)古代之学者读的书没有当今之多，但古代却出了很多圣贤之人，现如今的广博之人却难成大业，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是古人是得其精髓而究之于心。

3．复性归贞

理存于人之本性是理在人心的逻辑必然。天下万物归于一理，人虽各有所异，人之性当是不变的。杨守陈曾言：“性固同也。万世之士其道岂能有加于性之外哉？”(98)道在于人心，存于人之性理，人之性理是“固同”的。求万物之理当从人心中之性出发，求反究于心。故理学发展到心学当为必然之结果。从这点出发，杨守陈认为求得真理要做的就是复性。在他看来，时风不及于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复性。“今或师不以性教，而生惟习文以决科干位，则性不复，道德不成矣。天下民物，曷由而遂耶。”(99)士人只关注应举为官，加上对于复性的引导不力，如此就不可能指望这些知识分子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改变这种状况，从本质上必须复性归贞。杨守陈言“夫贞者，正也”(100)，这当是来自《周易》的解释。贞乃是“阳之道，天之德，而人之性也”(101)。贞是人之本性，复性就是复于贞。贞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在杨守陈看来：“天子不贞，则四海风靡；诸侯不贞，则一国从之；卿大夫、士不贞，则无以匡上而率下；庶人不贞，则使令不行于妻、子。故贞者万物之本，庶事之干也。”(102)如果君主达不到贞，四海之内的民风自不会淳朴，各种背德之事随之而出。诸侯和士大夫是民众的直接榜样，如果连他们都做不到，那自然无法指望民间有多高的道德修养。大到一国，小至一家，贞都是非常之重要，可以说那是万物之根本，缺少它，整个社会便会混乱不堪，各种倒行逆施便将盛行于世。杨守陈很是感慨：“凡贞者，则天命以全，人极以立。不淑乎天下，必化乎乡邻；不获乎人，必得乎天下；不扬于当时，必昭于后世。”“世之事，常与变相推，吉与凶相胜，有非人力所能与者，皆天也，君子修己以听之耳。……君子烛乎理，植乎德，罹患难而不陨其素，履安乐而不怠其修，是谓事天。”(103)

4．义利之辨

“义”是为道义，“利”就是利益。对于义，人们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至于利，则看法不一，甚至截然不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弃利”，认为利是罪恶的根源。孔子也提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4)，但是孔子认为这种义利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即“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而后取”。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求利的欲望，“欲贵者，人之同心也”(105)。荀子曾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欲，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106)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存天理”有取义之内涵，“灭人欲”当有去利之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灭人欲”灭的是私利，一己之利。杨守陈对于这个古老的论题有自己的思辨，他认为“义利本一也，而末二焉”(107)，义与利本质上并无天壤之别。他对先秦以降的先哲的论点进行了梳理，得出了自己的认识。他首先引用《周易》，“《易》曰：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义”。义和利非但不是绝对对立，且义与利实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义需要利去体现。接着，他转述了子思与孟子的对话：子思答孟子治民之问，曰：先利之。孟子曰：不有仁义乎？子思曰：仁义所以利之也。是则义之所在即利耳。然人或见利而不见义也。故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子思认为施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予利，此时给民之利即为义。只是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利，而没有看到蕴含其中的义罢了。弃利而一味地进行义之说教，对于庶民没有吸引力，自然起不到教化的作用。杨守陈还提到了董仲舒和朱熹的观点，而他认为真正说透了义利的却是张载。“张子曰：无所为而为者，义也。有所为而所为者，利也。”义，不是刻意去求取的，当是自然之结果，如果去追求，那得到的就是利。义，是无私之付出，利，带有目的性。杨守陈并不反对求利，对于趋利忘义则是极力批评的。他认为：“世犹有认利以为义与趋利而忘义者。夫认利为义，但不昭之过耳；趋利忘义，则不淑之罪也。”如果是“认利为义”也没什么，倘若不顾仁义之理，“趋利忘义”则是无法原谅的。如果是“市井之夫争锥刀之末，无足怪者”。一般庶民，追逐自私之利，也是自然的。“若夫荐绅君子，或流于不昭，或限于不淑者，噫，可惜哉！”饱读圣贤书的君子也这样去做的话，那绝对是不可饶恕的。

5．尊朱不惟朱

杨守陈主张以朱子以近孟子，以孟子而近孔子。“孔子在当时或讥或毁，鲜知其圣。惟其门人若回、赐教人知之深耳。既其卒也，世稍诵法之，然皆识其小而遗其大，得其粗而忘其精。《檀弓》所记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真，而况乎他？逮夫世远言湮，异端杂出，惟孟子传其真。所著若性善、四端、义利、王霸之类皆发明其大与精者，且辟杨、墨，距仪、衍，而独尊之。”(108)他认为只有孟子才真正发扬了孔子精深的思想理论，而后世大儒，惟朱熹超乎其他诸儒，所以认为“学朱子而渐造乎孟子，造孟子而浸近于孔子，此士之所当务也”。杨守陈在理学与经学上是尊崇朱熹的，“朱子尤号集诸儒之大成者”，但杨守陈同样重视其他诸儒的思想。“虽其学未至程朱而其说反有胜之者，岂可废之？”这些学者学问没有朱熹之精深，思想没有朱熹之博大，但他们亦有他们的思考，不乏可取之处。故杨守陈“所钞不惟其人而惟其理。苟当乎理者，虽小儒之说亦收，不当乎理者，虽大儒之说亦略。”杨守陈强调自得，“惟其说不惟其人”，就是对大儒朱熹亦是如此。他认为恰如尺寸各有所长，智愚互有得失，诸如朱熹等大儒千虑也必有一失，而后世之儒也会有高于前人的见解。朱熹学问精深博大，杨守陈生于朱熹之后，自然难以摆脱朱熹之影响，但杨守陈是一个独立思考者。他算不上思想家，在中国学术史上亦是一“小儒”，然此种独立精神与自得之风格足以体现其思想价值之所在。

6．究理践行

宋明理学家强调修齐治平，“儒者之道本之心，修之身，达之溥四海而利万物，与天地齐同。其始必本于书焉。……秦汉而下，书日益多，汗牛而充栋矣，惟濂洛关闽之书，克明六经之旨，其余盖多叛圣而诡道者，人不能尽观，然亦不必观也。夫古之书无若后世之书之多，古之读者未必若后世读者之博也，然而后世之士罕若古之圣贤者，盖读其书不求其道，溺于口耳之习，而忘乎躬履心得之学耳。不然，则一言可以行终身，一编足以治天下，尚安取多耶？然则君子之观书，盖有要矣”(109)。读书是为了治心，所以，不必读太多，关键在“躬履心得”。

杨守陈强调思想修养。“古之圣贤，家而国，卑而尊，夷而险，无一处不学焉。自幼而长，逮老而没，无一日不学焉。自晨而兴，至夕而寐，无一刻不学焉。其所以学者，非挟册而诵数也，非搦管而摛辞也，又非以吏为师而章程法比之是习也，其要在治其心而已矣。夫心统七情，五性以宰百骸，九窍而接万物。庶事之变，出入无时，存亡靡定，莫难治也。……如此，故有位君子，必益穷其理，益谨其行，勿惑于胶扰放纷，勿夺于声色货利，勿怵于死亡患难，而恒主之以敬，存以之诚，旦省而夕察，瞬养而息存，无斯须之不慎焉，则心无不治，而可以决大议，可以建大业，可以圣元后，可以熙万邦，可以佑化育，可以与穹壤参矣。古圣贤之所谓学者，学乎此而已也。”(110)他强调时时处处学习，而学习的核心是“治心”。所谓心，就是思想。人是受思想支配的高级动物，故修炼思想才是学习的核心。一旦形成了正确的思想，就可以做大事了。这就是宋明理学家设计的“治心”。“有诸己而后可以治诸人，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欲责人，必先自责，欲治人，必先自治。务俾吾身，无一不循乎绳墨，洁然冰清，莹然玉粹，然后巽以谏上，则虽批逆鳞而无患。”(111)

强调究理践行。“人道谓何？五伦而已。古所谓致知力行，不越乎此。惟欲力行，故先致知。既曰知矣，盍力行之。知致行力，是为圣贤。不能行者，知亦徒然。况实未之知，而徒务于言。今之君子，或色取仁而口谈理，自以为知道，人亦以为有道之士。至考其彝伦，较其践履，有愧于道者亦且多矣。”(112)他肯定舍亲事君行为的合理性。“母子之亲，天性也。有舍其亲以仕于国者，惟以君臣之义不可废，且觊禄令貤封，以致养与荣于亲耳。不然，何庸仕也？”(113)“君臣之伦大矣，欲为臣则不能不去乡而之国，故多走奔四方，弗获一驻鞍其桑梓”(114)。

他想做一个大儒，而非俗吏。“吾幼嗜学，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无成。”(115)杨守陈对于理学的探究，并非止于思考，亦非要名留后世。杨守陈的一生皆在践行他于圣人经书中获得的真知，为此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至触犯龙颜，小至得罪同仁。他曾上《请讲学听政疏》，试图使皇帝成为践行圣人之道的明君。当宪宗皇帝违背古礼，诸大臣想顺从君意时，他却不惜触怒龙颜。他认为，天子为万民之榜样，上行下效，君主的贤明与否直接关系天下之安危(116)。在他看来，这是国家稳定、庶民安乐的前提。他不仅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实践者。“士如良金美玉，自有定价，岂一人浮议所能贵贱之哉？”(117)